中國“劇場”概念流變考

內容提要:“劇場”在中國古代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含義,大致有遊戲場所、演出場所、劇情、場面、表演等。近代以來,伴隨著中國古典學術的現代化進程,受日本近代學術界影響,“劇場”在20世紀上半葉逐漸成為囊括所有戲劇演出場所的現代性學術概念,通常是指觀眾觀賞演出的場所,由演出舞臺與觀眾席構成,並沿用至今。“劇場”一詞在江戶時期傳入日本,明治維新後被賦予新意,廣泛應用,並影響到中國。“劇場”概念的形成以及中、日諸多劇場史研究論著、專家的出現,標誌著這一研究領域從傳統學術到現代學術的成功轉型以及劇場史專業學科的正式形成。

作者簡介: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

標題註釋: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遺產視域下的古戲臺資料搶救與遺存保護研究”(批准號:14BZS080)成果。

“劇場”今天一般指觀眾觀賞演出的場所,至少應該由演出舞臺與觀眾席構成。《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劇場”條目釋義最能代表中國學術界的觀點:“觀眾觀賞演出的地方。此詞源自希臘文theatron,意為‘一個為了看的地方’。中國原有‘茶園’、‘戲樓’或‘戲園’等名稱,現統稱劇場。古代或現代的劇場至少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進行演出的地方,即舞臺;二是觀看演出的地方,即觀眾席。”①對於這一詞彙,中國權威的工具書或未收,或僅釋詞義,未溯辭源。《漢語外來詞詞典》解釋為:“供演出戲劇、歌舞等用的場所。”詞源解釋為日語“劇場”,“意譯英語theatre”②。中國劇場史研究專著如周貽白《中國劇場史》③、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④等亦未對“劇場”這一概念本身源流變遷做探索考究。近年,有研究者簡單接受維基百科所謂中文裡本無“劇場”一詞的說法,以為純粹系近代學者為翻譯西方著作、借用日文裡對應“theatre”的日製漢語“劇場”而來⑤。其實,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就已存在,含義略有差別。本文擬對“劇場”概念的流變做一考索,以求教於方家。

“劇”的含義有十幾種,與本文所論相關者有二:第一,是嬉戲、開玩笑。《篇海類編·器用類·刀部》:“劇,戲也。”⑥唐張文成《遊仙窟》:“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逼人。”⑦此處之“劇”、“戲”即為遊戲、玩笑之意。第二,是指戲劇。《正字通·刀部》:“劇,今俗演傳奇曰劇。”⑧明祁彪佳有《遠山堂劇品》⑨,專評雜劇。清人李調元《劇話》⑩、焦循《劇說》(11),均為古代戲劇評論專著。“場”最早指祭神用的平地,或收打莊稼、晾曬糧食的平地。《說文》:“場,祭神道也;一曰山田不耕者;一曰治谷田也。”段玉裁注:“‘也’,《廣韻》作‘處’。《玉篇》引《國語》:屏攝之位曰壇(今訛‘場’),壇之所除地曰場。”(12)《孟子·滕文公上》:“子貢返,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趙岐注:“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13)皆指祭神平地。《詩經·豳風·七月》:“九月築圍場,十月納禾稼。”毛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玄箋:“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14)此指鄉村農業場圃,至今農村仍然沿用,如打穀場等。“場”又可引申為泛指某種活動場所。東漢竺大力《修行本起經》捲上:“王敕群臣,當出戏場觀諸技術。”(15)此處的“戲場”,指進行禮樂技藝表演的場所。“劇”與“場”的結合,構成中國戲劇史上一個重要的範疇“劇場”。

談論“劇場”,離不開“戲劇”。在中國古代,“戲劇”的基本含義有兩項:遊戲與扮演。大致唐宋時用法以前者為多,元以後用法以後者為主,兼有前者。對此學界多有研究,茲不贅述(16)。

“劇場”之名始見於宋代,南宋陳著撰《似法椿長老還住淨慈》有“人生忽忽夢幻身,世界茫茫戲劇場”(17)之句。此處“戲劇”即是遊戲的意思,是暗喻,詩中感慨人生如夢,現實世界猶如遊戲場所,充滿了偽裝、假象、玩笑。元人謝宗可《詠物詩》之《影戲》則是比較專門的與戲劇相關的劇場稱謂:“戲劇場中半假真,提來線索總由人。挑燈岀沒渾無定,剪紙奔趨若有神。笑哭中間藏伎倆,昏明就裡變疏親。歌風醉月舒青眼,懶看炎涼態度新。”(18)此處之“戲劇”,除了遊戲內容外,更注重表演特徵,而且是針對專門的戲劇種類“影戲”而論,具有特別的意義。“戲劇場”已經開始指稱戲劇演出場所了。

以上“戲劇場”雖然可以簡稱“劇場”,但作為名稱來講,還不是純粹的“劇場”。獨立的“劇場”名稱出現在明代。明方鳳《偕朱侍御登崑山次唐人韻二首》中有“謔笑非吾放,乾坤本劇場”之句(19),此詩句含義與後代“舞臺小世界,世界大舞臺”俗語近似。這裡的“劇場”除了遊戲場所含義外,還指臺上演出的情景、關目、場面,當然也離不開演出場所。詩人雖然是感嘆人生如戲,亦屬於暗喻,但卻是目前發現較早使用的“劇場”專名。而明張景所編傳奇《飛丸記》“開場”之語,則屬於劇作家劇本中直接使用的專門術語:“笑劇場中無恙,身世空中白戰,功名覺後黃粱。”(20)此處亦指臺上演出內容以及演出場所本身。下列兩則資料中之“劇場”指舞臺演出實踐。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五“詞曲”之《曇花記》載:“屠(屠隆——引者注)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群優中作技。”(21)此處“劇場”指戲曲演出活動。沈德符《金陵五日·其一》:“曼衍魚龍閱劇場,宵分燈火兩輝煌。”(22)此處的“劇場”,指舞臺表演實況。以上“劇場”之內涵,總體上從遊戲場所到演出場所轉變,但不太注重觀眾席方面。

入清以來,文人士大夫對“劇場”概念使用更趨廣泛,但有意識地運用者當屬康熙年間的曲學家王正祥。他在《新訂十二律京腔譜》中回顧北曲雜劇的腳色時說:“若狚、若靚、若狐、若鴇、若猱、若捷、若引戲、若正末又謂之末泥,若執磕瓜以撲靚之副末,皆與南曲劇場宗派大相徑庭也。”(23)此處論腳色。在論及明傳奇時說:“至嘉隆間乃漸改舊習。玉步既更,始備眾樂器,而劇場乃為大成。”(24)此處論樂器與舞蹈。在論及京腔中插用崑曲去拍時說:“況點綴排場,正需此等小曲,以便接續劇場上下。”(25)此處指演員演出空間與觀眾審美空間。總之,“王正祥的‘劇場學說’既可以指戲曲演出場所本身,又泛指全部戲曲的創作、演出和審美活動。換言之,‘劇場’是戲曲演出活動發展到一定時代、一定規模時,對演出氛圍的一種總體的概括……用‘劇場’學說來概括全部戲劇活動,這在中國戲曲史上是前無古人的”(26)。

初刻於乾隆十六年(1751)的《通俗編》先後有六條釋詞中使用“劇場”,其中三條為當時流行劇目,如在解釋“字舞”後按:“今劇場中列為‘天下太平’等字,乃其具體。”(27)在解釋“繡襦劇”時按:“此與今劇場所演事事相符,惟《傳》不著名,而今雲李亞仙、鄭元和。”(28)《通俗編》被李調元輯《函海》叢書收入,多次刊行,影響很大。李調元本人在《劇話》中也使用過“劇場”,如:“《漁家樂》劇,馬融女馬瑤草事……今劇場所演雲馬瑤草者,未知何屬。袁氏世為三公,隗少歷顯官,富奢特甚。馬氏裝遣亦極珍麗,與劇場簡生事適相反。”(29)此外,他還在《曲話》中引用上文所引“始備眾樂器而劇場大成”之語(30)。這裡的“劇場”就是指戲劇演出場所以及相關劇情。

總之,近代以前,中國古代的“劇場”概念,內涵比較龐雜,既可指遊戲場所,也可指戲劇場景、情境、演出場所以及絕大多數戲劇活動,但較少兼指演出舞臺與觀眾席,尤其是後者。

“劇場”一詞,約在江戶時期傳入日本,明治維新後普遍流行起來,人們將之作為“theatre”的對應譯詞,用來兼稱演出舞臺與觀眾席。這種用法,19世紀末傳入中國。

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宋、元時期,中國國內“劇場”一詞使用較少,目前還未發現有傳入日本的證據。傳入日本的與劇場有關的戲曲資料,以江戶時期(1603-1867)最多。據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與“劇場”概念相關者有:《飛丸記》,明末汲古閣本,清修本,零本,藏於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文學部(31);《六十種曲》,汲古閣本、清代修訂本,分別在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等十多家單位的圖書館有藏本(32)。《通俗編》作為清代漢語方言俗語辭典類名著,在日本影響很大。現查明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仁和翟氏無不宜齋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通俗編》三十八卷,《函海》本《通俗編》十五卷(33)。李調元《劇話》、《曲話》的清代刊本,大阪大學、京都大學、東洋文庫、內閣文庫、國會圖書館等均有藏本(34)。

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開始施行鎖國制度,當時長崎作為與外溝通的唯一港口城市,大量的商品及書籍通過此地傳入日本。從1604年留日名人馮六官被任命為“唐通事”以來,以後的唐通事都是由擅長中日雙語的在留中國人或歸化中國人後代擔任。作為通外港口翻譯的唐通事則成為中國書籍、文化傳入日本的重要使者。這也成為中國戲曲文化輸入日本的途徑。就中、日兩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推斷,“劇場”一詞應在日本江戶時期傳入。

日本學界從19世紀70年代(明治維新後)開始較多使用“劇場”一詞。1872年出版的《西洋今昔袖鑑》一書中有“演劇場之始”一節(35)。“演劇”為日語,翻譯成漢語即為“戲劇”,此處“演劇場”即為“戲劇場”。這與中國古代“劇場”一詞首次出現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876年6月初版的《東京新繁昌記》有“新劇場”一節,曰:“到了鳥羽帝之時,出現了‘白拍子(平安末到鎌倉時代的一種歌舞——引者注)歌舞伎’,其末流寬永(1624-1643)初年的猿若勘三郎,初次在中條街開設了劇場,正保元年(1644),遷移至人形坊,慶安四年(1651)又遷移到淺草。”(36)這裡的“劇場”就是演出舞臺與觀眾席的總稱,與我們今天所說在某地建造了一座“劇場”的用法完全一樣。1878年6月創刊的戲劇雜誌《劇場珍報》(37),內容多是關於戲劇界的速報,各個劇場的動向和狀況等信息。這裡的“劇場”除了演出場所外,還指其他相關的戲劇活動。

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翻譯家織田純一郎(1851-1919)於明治十一年(1878)翻譯了英國著名的李頓伯爵之《歐州奇事·花柳春話》,其中涉及“劇場”概念。一般研究者把織田純一郎作為最早將“theatre”翻譯為“劇場”的學者。由日本大辭典刊行會1974年編輯的權威辭書《日本國語大辭典》該條釋詞雲:

劇場(名),由演技所用舞臺及觀覽時的觀覽席兩部分組成的戲劇的演出場所。有附有音樂演奏的包廂的劇場、有希臘的圓形劇場、有帶有花道的歌舞伎的芝居、小居等多種形式。《花柳春話》一七(織田純一郎譯)“昨天沉溺於舞場,今日又遊玩於劇場,每日只是享樂遊玩”。《明暗》四五(夏目漱石)“只是剛剛聽到了‘劇場’一詞,便立刻上了車”。(38)

這裡將織田純一郎所譯之《花柳春話》作為該詞詞源。

成書於1935年,由著名的百科全書編纂者下中彌三郎主編、在日本有廣泛影響的日本《大辭典》在解釋“劇場”時說:“ゲキジョ一劇場:1.為了演劇而設的建築物,芝居(演出)小屋;2.具備法律法規條件的、允許舉行演劇的常設建築場所。如寄席(相當於相聲、平彈等的演藝大廳之類)、演藝場;3.theatre(英)的翻譯語,廣義是指無形的劇團乃至關於劇的運動、事件。如:美術劇場、新劇場、農民劇場等。”39解釋註明“劇場”為英語“theatre”的翻譯語,而“劇場”一詞用日語的片假名錶示,其讀法是音讀,這說明“劇場”一詞本身是外來語。很明顯,日語中本無此意義的“劇場”一詞,其為意譯語,來源於漢語,即是和制漢語40。至於“劇場”一詞的含義,非常明確地指是為戲劇以及其他相關表演藝術進行演出而設立的建築物。而廣義用法,主要指英語裡的含義,而非日語中的用法。先後相差四十年的兩部日語權威辭典,都將“劇場”定義為戲劇等表演藝術進行演出的場所,主要由舞臺與觀眾席構成。

“theatre”辭源出自希臘語動詞“theasthai”,原意為“看”,引申為“觀看的地方”,“theasthai”衍生出希臘文“theatron”,意為“看的場所”,指古希臘劇場之階梯觀眾席區域,後轉變為整個表演場所。《不列顛百科全書》:“theatre劇場,又拼theater。從建築角度講,它是一種可以在觀眾面前提供一場演出的建築或空間。這個詞源於希臘語theatron(觀賞場地)。一個劇場通常要有一個可供演出的舞臺區。”(41)“theatre”主要有兩大義項,還有“戲劇”之含義,但其第一義項是“劇場”。

藉助織田純一郎的影響力,“劇場”一詞廣為流傳。這也許是為何《日本國語大辭典》將該詞的來源確定為《花柳春話》的原因。織田在《花柳春話》之後不久亦曾編纂英和辭書,其中即有“劇場”詞條:“Thratre:劇場(しばい),(例句)你去劇場了嗎?去劇場觀戲了嗎?”(42)《開化期常用漢語作文》出版於1879年,輯有明治初年常用日常問候語等,其中就有《邀朋友去劇場看戲》一文(43)。此處“劇場”就是指演出場所,與我們今天的用法沒有兩樣。1883年,《愛媛縣統計概表》中就有“劇場附表”(44)。1902年《大阪市西區政府統計書》亦有“劇場附表”(45)。1886年,《東京警示廳聲明書》有《劇場管制規則草案》(46)。以上“劇場”,均指既包括演出場所又包括觀眾席的演出場所。1899年出版的《英和會話集(坡氏)》又有關於“劇場”一節:“Thratre:劇場(芝居)。(例句)今晚我們去劇場看戲吧。今晚演什麼?”(47)“芝居”原意為坐在草坪上觀賞,後指觀眾席,引申為既有舞臺又有觀眾席的演出場所,多指日本歌舞伎劇場,有時亦可指戲劇演出與藝人演技。

伴隨著“劇場”一詞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流行,日本戲劇研究界也普遍採用“劇場”指稱戲劇演出場所。1890年,花房義實著《演劇(戲劇——引者注)通史》,第二章“劇場起源”第一節為“京都芝居,京都市大劇場”,第二節為“大阪芝居,大阪市劇場”;第三章為“劇場構造”(48)。此後,又有專門的劇場史專著問世:後藤慶二《日本劇場史》分五篇十四章,前兩篇七章為日本戲劇簡史,其餘全部為劇場研究(49)。須田敦夫《日本劇場史研究》一書(50),體例中除了簡要介紹日本戲劇發展史外,主要章節均為劇場建築研究。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書中附錄二有八章篇幅的《中國劇場建築史論》。由此可見,“劇場”一詞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被賦予新意,主要指戲劇及其他相關表演藝術的演出場所。

非常有意味的是,1878年後不久,黃遵憲、王韜在日本用“劇場”一詞指稱日本戲劇演出場所(“能舞臺”、“芝居”等)。據黃遵憲(1877-1882年間任中國駐日參贊)《日本國誌》介紹,日本刑法第427條規定:“不經官許開劇場及其他觀物場,違背規則者”處拘留一天並罰款一錢以上、一元以下處罰(51)。1879年,王韜考察日本,徑直將西京(京都)“歌舞伎座”稱之為“劇場”:

酒行甫半,有言近處有劇場,適當開演,盍往觀之……場中坐席幾滿,惟正面高處設几椅,其位尙虛,乃坐而觀。時帷幕下垂,燈火千萬盞,皎同白晝。樂作幕啟。則正面坐女子十六人,以八為行,蓋舞妓也。兩旁各坐十人,皆手操三絃琴,蓋歌妓也。歌聲一作,舞者雙袂飄然齊舉,兩足抑揚,進退疾徐,無不有度;二八對列,或合或分,或東或西,約一時許始畢。(52)

此外,他在東京,亦曾於四月“二十日(陰曆六月九日)晨同小西、藤田、慄本往新富劇場觀劇”(53)。

晚清文人陳忠倚在介紹歐洲演出場所時,亦直接使用“劇場”概念:“(倫敦)行樂之所劇場(即大茶園也)五十合,音樂館(小茶園)約四百有餘。而每夜遊客約三十萬有餘。”(54)此處應該是將“theatre”翻譯為“劇場”,將“concert”翻譯為“音樂館”,現在一般叫“音樂廳”。作者似乎擔心國人不理解,特意用當時都市流行的演出場所“茶園”來作註解。

黃遵憲、王韜二人共同使用現代意義的“劇場”一詞,當是同時受到日本用法的影響。特別是王韜,此前他於1867-1870年遊歷英、法等歐洲國家,後編纂成《漫遊隨錄》,在描述歐洲“劇場”時仍用中國傳統稱謂:“戲館之尤著名者,曰‘提仰達’(巴黎大劇院——編者),連座接席,可容三萬人……餘至法京時,適建新戲院,閎巨逾於尋常,土木之華,一時無兩。”(55)《普法戰紀》中也是用中國傳統術語“梨園”指稱歐洲的劇場演出(56)。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王韜在《扶桑遊記》中使用“劇場”這一概念是受了日本的影響。至於陳忠倚在19世紀90年代介紹英國“theatre”時譯為“劇場”,而不是當時國內都市戲曲界流行的“茶園”,應該也是受日本學者翻譯的影響。

此外,康有為、梁啟超對日本“劇場”概念在中國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書目志》是反映康有為維新思想、介紹日本新學書目的一部重要目錄學著作,編撰始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翌年五月末完稿,同年冬由上海大同書局刻成,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發行,影響頗大。變法期間,康有為將之與《日本變政考》一同進呈給光緒皇帝。書目列有康有為當時購買以及瞭解到的日本書籍七千多種,其中含“劇場”一詞者,如《劇場新話》,《溫知叢書》第三編,明治二十二年(1889)(57);《劇場之犯罪》,明治二十二年初版(1889)(58);《劇場物語》(59)。梁啟超專門撰文弘揚《日本書目志》(60),同時還積極推動戲劇改良運動。

至於《清稗類鈔》裡所用之“劇場”概念,與我們今天狹義的“劇場”用法基本一致:

江寧有韜園……自北門入,有小屋數椽,進而為西式樓……再進則劇場,可容數百人。劇場之上有露臺,臺西有廳十楹,四周皆玻璃窗。其外圍以亞字欄。(61)

光緒戊申(1908)秋,有商辦新舞臺崛起於南市之外馬路,劇場全部構造,悉仿歐制,戲臺為半月形,可旋轉,並有一切佈景,每出必易,加之以電光,建築告成,即以丹桂全部實之,兼演新舊劇。(62)

《清稗類鈔》成書於1916年底,其將“劇場”作為中國戲曲演出場所的專門術語,證明這一概念在中國知識界已經站住了腳跟。

報刊是近代傳媒的代表,與傳統的書籍相比,具有傳播快捷、引領時尚、受眾廣泛等優勢,是新概念、新事物傳播普及的重要平臺。從報刊也能考察到“劇場”概念的普及度與影響力。20世紀以來,中國報刊對“劇場”概念的運用,非常普遍,僅標題文獻就很多,僅舉幾例:1909年11月30日上海《圖畫日報》第114號有《出品協會會場之盛況(新劇場)》圖文,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號發表宋春舫文章《戈登格雷的劇場》,1920年4月14日上海《東方雜誌》第17卷第7號發表《劇場上發大聲之方法》的科學探索文章,1922年3月12日北京《晨報副刊》發表中國早期戲劇(新劇)演員、活動家、劇作家陳大悲專文《劇場中的鼓掌問題》。凡此種種,從新聞媒體的角度顯示出當時“劇場”概念在中國的流行程度。由此,“劇場”這一中國傳統概念,完成了從遊戲場所、戲劇情景、舞臺藝術、演出場所、戲劇活動等內涵到專指由舞臺與觀眾席構成的建築物的初步轉型,開始為學界與公眾認同。

日人辻聽花旅居中國多年,酷愛京劇,是中國戲曲的愛好者與研究者,擔任日本在華報紙《順天時報》編輯,在1920年出版的“採取了全新的‘戲曲史’敘述方式”(63)的《中國劇》中,單列“劇場”一章,對“劇場”定義如下:

中國劇場,俗曰“戲園子”或“戲館子”。南北各地又有“茶園”之稱。例如“丹桂茶園”、“天樂茶園”、“天仙茶園”、“春桂茶園”。近年以來,上海劇場,使用洋式,大加改良,“舞臺”之名甚為流行:“丹桂第一舞臺”、“大舞臺”、“新新舞臺”、“天蟾舞臺”,皆新式劇場也。北京民國二年(1913)夏間,創建之新式劇場,名曰“第一舞臺”,繼而築造之改良舞臺,謂之“新民大戲院”。(64)

作者之“劇場”概念清晰,確指觀眾觀賞演出的地方,包括演出場地與觀眾席。尤其是將“劇場”概念作為統稱與俗稱、別稱相區分,表現出非常明確、自覺的研究意識,堪稱中國劇場史研究第一人。同時,他將劇場大致分為永久性與臨時性兩大類,並粗略統計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劇場數量。之後,全書詳細論述了“劇場之外觀,前臺、後臺、座位,附屬房屋,新式劇場,劇場概評,佈景與戲劇,劇場之組織,戲劇與警察(警察廳對劇場及戲班的管理——引者注)”等(65)。這是現代中國戲曲史研究較早使用“劇場”概念並對之具體描述的實例。此後,齊如山為配合梅蘭芳1930年訪美演出而撰寫的八百餘字專文《中國劇場變遷之概觀》(66),則為國人研究戲曲史者較早專門使用這一概念的明證。青木正兒成書於1930年的《中國近世戲曲史》第十五章,專門探討“劇場之構造及南戲之腳色”,明確以“劇場”作為通用術語,指稱中國之“戲場”、“戲莊”、“戲園”、“戲園子”、“戲館子”、“茶樓”、“茶園”、“勾欄”、“戲臺”等,作者特別註明參考了辻聽花的《中國劇》第四部分內容(67)。

1936年,戲曲史家周貽白的《中國劇場史》問世,不僅使本書成為中國劇場史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也為“劇場”概念在研究界的普遍使用並形成專門學術範疇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他說:“劇場,原文為Theatre。其語源出自希臘的動詞Theasthai,原意為‘看’。沿用至今,便成為一個含義廣泛的名詞。所包含者有戲劇、劇團、舞臺、客座及其它關於戲劇的各方面。換言之,便是戲劇的全部。但在中國,卻只以之稱演劇的場所。”(68)作者非常清楚“theatre”在英語裡的含義以及在中文裡的用法。《中國劇場史》共三章:“劇場的形式”、“劇團的組織”、“戲劇的出演”,除了演出場所,還涉及演出團體、舞臺表演等。1997年5月,“迄今最為全面而系統地論述古代劇場史的專著”(69)——《中國古代劇場史》問世了。該書由廖奔撰寫,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近二十五萬字,附圖片一百六十八幅,分十二章。前兩章概述劇場的變遷與戲臺的沿革,第三、四章追述漢、魏、晉、唐的演出場地,第五至十章分別論述了“勾欄演劇”、“堂會演劇”、“戲園演劇”、“神廟演劇”、“宮廷劇場”及“其它劇場”,第十一章闡述劇場的近代變遷,末一章對中外劇場作了比較。書中除了詳細梳理演出場所外,亦涉及劇場經營、演出習俗與觀眾等內容。至此,既借鑑西方概念又具有中國特色的“劇場”學術範疇的內涵基本定型。

就像“戲曲”一詞,本是中國固有,傳到日本後,日本學界多以之指稱中國戲劇、劇本,而王國維用“戲曲”命名中國傳統戲劇,則是受了日本學界的影響(70)。“劇場”一詞亦有類似命運,用意大利當代漢學家馬西尼的理論,這叫“迴歸藉詞”(71)。

在中國古代劇場發展史上,劇場建築的名稱有幾十種,比較重要的有“露臺”、“戲場”、“舞亭”、“舞樓”、“舞庭”、“勾欄”、“樂亭”、“樂樓”、“戲樓”、“戲臺”、“萬年臺”、“茶園”、“酒館”、“戲園”、“戲院”、“舞臺”及“草臺”、“船臺”、“氍毹”等十九種。至於文人士大夫,對其稱謂則稍有不同,有時用原稱,有時用古稱,典型的當屬“勾欄”。明代中期以後,在中國劇場建築實例中,早已不見“勾欄”蹤影,但明清不少文人士大夫還是習慣用“勾欄”稱呼當時的劇場,如“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72)。其實南洪北孔劇作當時是在茶園、酒館演出。至於“劇場”一詞,更是古代文人的獨創,在戲劇實踐活動中,直至民國時期才有用“劇場”命名演出場所的實例。1919年張謇在南通創建“更俗劇場”,為目前所知最早的使用實例。而劇場名稱的大規模運用,則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了,如“某某(地名)劇場”、“人民劇場”、“勞動劇場”等。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學術研究出現於20世紀初,興盛於新文化運動之後。它建立在既繼承傳統又借鑑西學基礎之上,需要採取系統性、科學性的方法,形成內涵確定的學術範疇。諸如戲曲領域,古代就有曲學,但屬於傳統學術範圍,除了方法上多采用感悟式、評點式、隨筆式外,形式上則以曲話、曲論、曲譜、曲錄、筆記為主。由於系統思維、邏輯思維的薄弱,古人對某一領域、某類事物常常缺乏整體性的問題意識,以至於出現稱謂不同的現象。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古代印度的《舞論》同時將戲劇定義為“模仿”不同,中國古代的曲學家們很少關心“戲曲是什麼”的問題。這一習慣所導致的一個明顯後果就是名稱的混亂。戲劇、戲曲、戲文均可作為古典戲曲的通稱(73)。雜劇、傳奇的區分是現代研究的結果,至於元人則不大關心此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將元雜劇稱為“雜劇”(74),而著名的《錄鬼簿》則名之為“傳奇”(75)。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對某一領域、某類事物由眾多稱謂到使用一個固定的概念指稱,確定其內涵,不僅展示了概念本身的演變過程,同時也標誌著古典學術向現代學術的成功轉型,如用“戲曲”指稱中國傳統的成熟戲劇樣式、用“劇場”指稱戲曲演出場所等。同時,中、日劇場史研究論著、專家的不斷出現,也標誌著劇場史這一專業化學科的正式形成。

註釋

①曹禺、黃佐臨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203頁。

②劉正埮等編《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頁。

③(68)周貽白:《中國劇場史》開頭語,《周貽白小說戲曲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465頁,第465頁。

④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⑤賢驥清:《民國時期上海劇場研究(1912-1945)》導論第四節“劇場概念辭源考辨”、第四章第三節“日本劇場對上海劇場的影響”,上海戲劇學院2014年博士論文,第16、238頁。

⑥宋濂:《篇海類編》卷一六《器用類·刀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8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99頁。

⑦張文成著,李時人、詹緒左校注《遊仙窟校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頁。

⑧張自烈編、廖文英補《正字通》,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頁。

⑨祁彪佳:《遠山堂劇品》,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

⑩李調元:《劇話》,《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

(11)焦循:《劇說》,《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

(1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頁。

(13)《孟子·滕文公上》,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06頁。

(14)《詩經·豳風·七月》,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91頁。

(15)竺大力:《修行本起經》捲上,康孟詳譯,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卷,(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版,第465頁。

(16)參見趙山林《中國戲劇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2頁;陳維昭《“戲劇”考》,載《雲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7)陳著:《本堂集》卷三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頁。

(18)謝宗可:《詠物詩》之《影戲》,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第39-40頁。

(19)方鳳:《改亭存稿》卷八,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3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頁。

(20)張景:《飛丸記》,毛晉輯《六十種曲》第11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頁。

(21)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五,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45頁。

(22)沈德符:《清權堂集》卷五,明刻本。

(23)(24)(25)王正祥:《新訂十二律京腔譜》“序”,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35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18頁,第19頁,第19頁。

(26) 謝柏梁:《王正祥的“劇場”學說發微——〈新訂十二律京腔譜〉的理論精神》,載《戲劇藝術》1989年第4期。

(27)(28)翟灝:《通俗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31頁,第533頁。

(29)李調元:《劇話》卷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51頁。此處作者採用《通俗編》內容。

(30)李調元:《曲話》捲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9頁。李在原文中將明王世貞與清王正祥之語合併,誤作“絃索辯訛”之語。

(31)(32)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145頁,第263-265頁。

(33)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書目錄:翟灝撰《通俗編》三十八卷,仁和氏無不宜齋1751年版。李調元輯《函海》第19-23函,萬卷樓嘉慶十四年(1809)年重刊,道光五年(1825)補刊;第23函,第103-106冊,《通俗編》十五卷。

(34)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第422頁。

(35)糟川潤三編『西洋今昔袖鑑』(尚志堂,1872年)15頁。

(36)服部誠一(撫松)著『東京新繁昌記』(二篇)(山城屋政吉,1876年)。引用文は聚芳閣出版社,1925年版の157頁より。上記の1876年版『東京新繁昌記』(二篇)の「新劇場」一節は逸失したのである。

(37)松村精一編集『劇場珍報』(春風社のち聚珍社,1878年)第1—5號。

(38)日本大辭典刊行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七卷,(小學館,1974年)159頁。又:ロウド·リトン(Edward Bulwer Lytton)著,丹羽純一郎訳,服部誠一校閲『歐洲奇事·花柳春話』(絵入),(坂上半七,1878年)4頁。

(39)下中彌三郎編『大辭典』第九卷,(平凡社,1935年)409頁。

(40)和制漢語指由日本人制造的漢語。以古典中國語、近代北方中國語的語義、語法、文法為基礎,有時也混有日語的語義、語法和文法而製造的詞語。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特別是幕末以後,為了表示從西歐引入的新概念,翻譯借用的詞語也叫日本製漢語。

(41)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編《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17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編輯部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42)織田(丹羽)純一郎著『英語學大全』(博聞社[ほか],1887年)206頁。

(43)宍戸正信編「劇塲に人を誘ふ文」『開化漢語作文自在』(目黒書屋,1879年)87丁。

(44)愛媛県『愛媛県統計概表』(愛媛県蔵版)(愛媛県,1879年)103頁。

(45)大阪市西區役所『大阪市西區役所統計書』(大阪市西區,1902年)77表。

(46)東京警視庁『東京警視本署布達全書』(明治15年),(須原鉄二,1886年)1頁。

(47)斎藤祥三郎訳『英和會話集(坡氏)』(成美堂,1899年)141頁。

(48)花房義実著『演劇通史』(金港堂,1890年)。

(49)後藤慶二著『日本劇場史』(巖波書店,1925年)。

(50)須田敦夫著『日本劇場史の研究』(相模書房,1957年)。須田敦夫は早稲田大學の工學博士である。本書は彼が1945年に完成した博士論文である。

(51)黃遵憲:《日本國誌》卷三一,王寶平編《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上海書店2001年版,第330頁。《日本國誌》完成於光緒十三年(1887),刊行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

(52)(53)王韜:《扶桑遊記》,嶽麓書院1985年版,第400頁,第440頁。

(54)陳忠倚:《皇朝世文三編》卷七八,上海書局1902年版,第17頁。

(55)王韜:《漫遊隨錄》,嶽麓書院1985年版,第89頁。該書光緒丁亥年(1887)編纂。

(56)《普法戰紀》最先由王韜、張宗良編譯,於1870年11月至1871年2月編竣,陸續在香港《華字日報》上發表,後於同治十二年(1873)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出版活字本,光緒間又出重訂本。《普法戰紀》卷四:“二十日夜,復張燈市,普王往幸梨園,縱觀樂部,弦管笙簫之音,和諧弄作,舞蹈謳歌者數百人,蓋極一時之盛也。”(《普法戰紀》卷四,中華印務總局1898年仿聚珍版,第25頁。)

(57)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卷一三,上海大同書局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本,第627頁。

(58)(59)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卷一四,上海大同書局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刻,第690頁,第690頁。

(60)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頁。

(61)(62)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02頁,第5047頁。

(63)么書儀:《清末民初日本的中國戲曲愛好者》,載《文學遺產》2015年第5期。

(64)辻聽花:《中國劇》,北京順天時報社1920年4月28日初版,此後多次再版。1925年11月15日修訂更名為《中國戲曲》,由順天時報社重新出版,並於次年發行至第3版。本文所引為1925年版《中國戲曲》,引文見第195-237頁。

(65)辻聽花:《菊譜翻新調: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戲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8-114頁。

(66)齊如山:《中國劇場變遷之概觀》,載《北平實報增刊》1929年12月。

(67)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成書於昭和五年(1930),1933年上海北新書店出版鄭震節譯本,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王古魯全譯本,1954年中華書局出版增補修訂本。本文引用者為王古魯譯、蔡毅校訂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78-385頁。

(69)鄧紹基:《序》,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第1頁。

(70)此說較早由上海戲劇學院葉長海提出,後多有學者考證,參見黃仕忠《借鑑與創新——日本明治時期中國戲曲研究對王國維的影響》,載《文學遺產》2009年第6期。

(71) 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黃河清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頁。

(72)金埴《題闕里孔稼部尙任東堂〈桃花扇〉傳奇卷後》:“兩家樂府盛康熙,進御均叨天子知。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金埴:《壑門詩帶》卷六,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23頁。)

(73)參見趙山林《中國戲劇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2頁。

(74)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五“院本名目”:“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6頁。)

(75)鍾嗣成:《錄鬼薄》捲上“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第104頁。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