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觀察者網吳迪】寫關於亨利·基辛格的傳記快到一半的時候，我突發奇想，一個很有趣的假設出現在了我的腦海裡：美國前國務卿的成功、名譽、良好的口碑等等，是否不僅僅因為他超人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更是因為他在構建協調的人際關係上的卓越能力呢？這樣的才能不僅僅侷限於尼克松以及福特執政時期，和同事之間建立的友好關係，更在於和政府之外的人建立友好關係的才能，比如和記者、媒體、外國大使、各國領袖，甚至和好萊塢的製片人等等。如果這本書第一卷的副標題——《理想主義者》，已經讓你們感到驚訝了，或許第二卷的副標題應該叫做《人際網絡搭建者》會比較合適？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退化》的作者尼爾·弗格森1月20日在美國POLITICO網站刊發文章：《亨利·基辛格的成功秘訣》
無論你對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一步步崛起向權力中心不斷靠近的過程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議的。作為一個來自納粹德國的難民，基辛格在美國服兵役期間就成為了一位精通曆史、哲學以及地緣政治的學者，他也是在冷戰期間被美國政府籠絡的眾多哈佛教授之一。1968年12月，他被任命為理查德•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這令許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在此之前的10年當中，基辛格與尼克松共和黨內的競爭對手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關係十分密切。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病床上也對此項任命表示疑慮，當他聽到尼克松的選擇時評論道：“基辛格是個教授，你應該讓教授們去搞研究，而不該向他們授予決策權。”
對於大多數研究基辛格在華盛頓職業生涯的學者來說，他們都傾向於把基辛格迅速上升的影響力歸結為他和尼克松之間的親密關係，或歸結為他在官僚主義鬥爭中展現出的如魚得水的才能，儘管作為一個學者，尼克松本人對這種官僚潛規則還是持批判態度的。然而，這樣的傾向卻忽略了基辛格最為獨特的為人處事風格：當他身邊的人還在繼續被僱傭他們的規則條款所束縛手腳時，基辛格從一開始就投入相了當大的精力，建立了一個向橫向四面八方擴展遠超出華盛頓環城公路約束的人際網絡，通過一系列的“往返通道”，他的人脈從美國的媒體通到美國的娛樂產業，甚至更為重要的，通到了幾個關鍵國家的政府。基辛格在執行工作時展現出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即使是與最冷漠的對話者，他也能與其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和理智上的溝通。而這種技巧在他被以冷酷理智聞名的尼克松總統任命之前就已經熟練運用了。正是基辛格在構建人際網絡方面的獨特才能，而不僅僅是他的學術敏銳性或權力政治解讀能力，才使他成為如此令人敬畏的人物。而他在政治舞臺上的出現也恰逢其時：世界正從早期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意識形態分歧鬥爭的冷戰時期向一個相互依存的“多極化”趨勢發展的新時代轉變，用《時代》週刊的話來說，基辛格是“一個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的正確的人。”
事實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一次偶然的與一位東方領導人的會見，預示著基辛格一場最為偉大的外交勝利——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關係的建立。
在斯大林死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蘇聯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系統性摧毀個人社交，致使社會成員陷入孤立狀態。即便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蘇聯公民遇到美國人時(當然這樣的狀況很少發生)，他們也不得不保持警惕。而普格沃什科學家會議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今天，在1995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普格沃什幾乎成為了一個通過所謂的“雙軌外交”來處理裁軍問題和解決國際爭端的同義詞。然而在冷戰期間，這些會晤的性質更加模稜兩可，因為參加會議的蘇聯學者必須事先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有時甚至還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基辛格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變得慢慢老練起來，他參加了數次此類會議，並且用他標誌性的、辛辣的幽默感給蘇聯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6年，在波蘭勝地索波特舉行的普格沃什會議上，基辛格被蘇聯猛烈抨擊中國的言論震驚了，蘇聯數學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亞諾夫(Stanislav Emelyanov)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時告訴基辛格，“中國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法西斯國家。美國和蘇聯在抵制中國擴張方面有著共同利益”。艾梅利亞諾夫坦承，自從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演講後，他還沒見過蘇聯政府如此不安過。也正是多虧了普格沃什，基辛格才得到了從波蘭前往布拉格的邀請，也就是在那裡他遇到了安東尼·什奈達雷克（AntonínŠnejdárek）。安東尼之前領導在德國的情報工作，當時已是捷克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院院長。此後這兩人在維也納舉行的倫敦戰略研究所年度會議上再次會面，這個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說，蘇聯人無意幫助美國人從越南戰爭中脫身。事實上東南亞的危機可能會成為“一個幫助(莫斯科)加強對東歐控制的方便的藉口”。
在所有這些交談中，最具啟發性的發生在1967年的1月當基辛格返回布拉格的時候。安東尼·什奈達雷克再一次警告稱，莫斯科已經對東歐國家日益增長的自由運動變得越來越敏感，尤其是捷克正努力減少對莫斯科的經濟依賴。這一次，他提出了一個讓基辛格不得不承認“從未想過”的問題，當然，前提是如果基辛格認為中美合作正處於醞釀當中的話。感受到這位美國同志的意外，安東尼·什奈達雷克解釋道：“蘇聯人很把中國人對他們的敵意放在心上，（對蘇聯的攻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徵），蘇聯人不甘心社會主義陣營就這樣解體，更不願意他們作為列寧主義內涵闡釋者的地位受到挑戰。他們旨在影響中國內部形勢發展的意圖總是掩飾得很好。”
相應地，毛派正拼命地想要“把蘇聯人全部從中國驅逐出去。沒有什麼事情比與蘇聯徹底決裂讓他們感到更安全。”的確，文化大革命看起來像是意識形態上的裂痕，因為此時的中國人像是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無論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偏好是怎樣的，他所能掌握的人力資源水平都迫使他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當然前提是如果他發起的運動還受他掌控的話。儘管毛派的人言辭激烈，但他們很有可能採取比蘇聯更靈活的對美政策。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將不得不重新調整政府構架以重建權威，到那時中國也會與美國簽訂一種互不侵犯的更加友好的條約。當然，中國內心裡還是十分憎惡美國的。但是，沒有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會忘記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的條約。”
從捷克的角度來看，約翰遜與毛澤東達成和解是十分令人擔憂的，因為“一旦美中達成和解，美國將在歐洲進一步加強對蘇聯的壓力。”由於害怕遭到孤立，蘇聯也將採取一些措施，它將取締被安東尼·什奈達雷克稱之為“東歐國家的發展藍圖”的計劃。基辛格對此感到十分意外，然而捷克東道主對“中美和解”的深深擔憂卻是發自內心的。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在猜測，美國的戰略制定者是如何看待向中國開放這件事情的，因為在1972年，中美之間的諒解將會極大的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然而，首先開始擔心這件事的並不是美國人，蘇聯陣營的戰略學者在尼克松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的4年前就已經預測到中蘇關係破裂後將形成一個新的世界局勢。
根據尼克松回憶錄繪製的人際網絡圖
根據基辛格回憶錄繪製的人際網絡圖
根據所有內閣成員回憶錄繪製的尼克松與福特政府人際網絡圖
根據所有內閣成員回憶錄繪製的尼克松與福特政府的人際網絡圖，從中可以看清楚人們之間提到對方的頻率
1969年1月，基辛格開始運用一些他作為學者和公共智囊團所擁有的本事，尤其是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可以提供比外交部和大使館更好的外交渠道的經驗。作為寫他人生第二卷的前奏，我試圖在所有與他在政府時期有關的回憶錄的基礎上來描繪基辛格的人際網絡圖。這些為基辛格的人際網絡描繪出了一個基本的框架，因為他們都被基辛格本人以及當時的政府所銘記。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兩人自己的回憶錄記錄了他們心中對自己人際網絡關係的描述，在其他人的回憶錄中記錄了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各自的網絡關係，而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實際的直接交往記錄，也顯示出政府成員個體在彼此的回憶錄裡發揮了多麼大的作用。在前三張圖中，靠近中心位置的“自我”節點（在第三個例子中是指所有撰寫回憶錄成員的組合身份）以及節點周邊的區域是相比起來更重要的部分。在第四張關係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誰提到了誰，並通過他們彼此接觸的意向、深入的程度，以及是誰是主動方等信息分辨他們的接觸頻率。
這些圖清晰地說明了在尼克松-福特時代，究竟誰在扮演重要角色。對尼克松來說，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亞於他的妻子，他是兩屆政府中最重要的一員，甚至一定程度上，基辛格的重要性超過了接任總統的福特本人。重要性排在在基辛格之後的是尼克松的幕僚長霍爾德曼，接下來才是福特和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除此之外，還有約翰·埃利希曼(美國內政部長助理)、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未來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以及亞歷山大·黑格(基辛格的助手，時任副總統，他也是霍爾德曼在水門事件後的繼任者)。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尼克松眼中的世界”和“基辛格眼中的世界”是顯著不同的。從本質上來說，在其總統任期期間，尼克松的圈子很大程度上是被約束在白宮之內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尼克松在回憶錄裡提到最多的就是基辛格、艾森豪威爾(他的副總統)、哈爾登曼、厄裡奇曼和海格。相比之下，基辛格的回憶錄中提到重要的外國領導人的次數幾乎和他侍奉的美國總統次數一樣多，而他辦公室的頂頭上司時任國務卿的威廉•羅傑斯被提到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更引人矚目的，是那些在基辛格回憶錄中提到次數最多也最為重要的外國人物，其中大部分是蘇聯人，比如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託利·多勃雷寧、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格羅米科、還有當時的蘇聯總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除蘇聯人之外，緊隨其後的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在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個人當中，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寧，只有一個外國人，那就是南越總統阮文紹。而相比之下，在基辛格最常提到的40人名單中，只有16個美國人。當然，國家的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是需要比總統花更多時間去和外國人打交道，這是他們工作分工的本質使然，但並不是所有在這個職位上的人都會像基辛格一樣去不知疲倦地在各國活動協調。
在其執政期間，基辛格登上《時代》週刊的封面不少於15次。1974年，一期《時代》週刊在人物簡介中描述基辛格為“全世界不可或缺的人”，儘管也有批評者指責他時常“對原則的關注多於原則本身”。基辛格擁有這樣的影響力和聲譽不僅僅是他智慧和努力的結果，更源於他天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在外交場合中穿梭只展現了他天賦的一部分。儘管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鮮有提及，但他與阿爾索普兄弟、斯圖爾特和約瑟夫以及專欄作家湯姆•布拉登之間的友誼關係都十分親密。正如《時代週刊》所指出的，基辛格“有一種微妙的等級觀念”。但更重要的是，基辛格的交往圈——甚至包括他在哈佛大學組辦的夏季研討會上所結識的參與者，是遍佈全球的。一位匿名人士告訴《時代》週刊，“他總是在尋找那些有能力的人”。另一位他在華盛頓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仰慕者評價道，“很多扇門都是為他敞開的。”他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是他實行“連鎖反應”外交的前提條件——“連鎖反應”外交是以色列副總理依蓋爾·艾倫使用的一個詞語。這也恰恰證明了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響力”。
20世紀70年代典型的等級制度的弱化以及人際關係的加強有很多好處。從基辛格的觀點來看，這些趨勢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畢竟這促成了美蘇之間更加頻繁的對話，也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溝通橋樑。同時代的人常常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為“緩和”，而他自己本身更傾向於將之稱為“相互依賴”。1973年12月，他在倫敦提到，一個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增長和國家地區身份認同迅速發展兩者並存的“新的國際體系”已經取代了戰後的國際結構。三個月後，他又提出“能源危機”是全球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前期陣痛之一。到了1974年的4月，他的演講題目又變成了“相互依賴的挑戰”；而到了1975年，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已成為“我們外交的中心事實”。“如果我們不承認國家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警告說，“我們現在擁有的西方文明幾乎肯定會瓦解”。在他的母校，如理查德·庫珀和約瑟夫·奈伊這樣的學者，也都這做這方面的研究。1972年，在波坎迪山的洛克菲勒莊園舉行了第一次三邊委員會會議，1975年又在蘭布依勒舉行了“六國會談”(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和西德)的第一次會議，這都表明國家間相互依賴的關係逐漸走向制度化。《紐約時報》用一篇名為“相互依賴日”的社論來紀念《獨立宣言》的200週年，這也是吉米·卡特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所極力推崇的一個概念。
然而，在一個各國相互依存程度更高的世界裡，既有機遇，又有挑戰。正如布熱津斯基在他的著作《兩個時代》中所指出的那樣，由“科技時代”創造的新的“全球城市”是“一個緊張、激動又支離破碎的相互依賴網”。這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確的。在冷戰的前半期，兩個超級大國可以通過控制輿論和對不當言論進行審核來控制信息傳播，任何一個間諜或叛變或醜聞都被政府緊緊控制著，在大多數情況下，關於一國的國家安全機密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變化。從1971年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紐約時報》提供關於五角大樓文件開始，一些洩露的官方文件開始通過一部分自由媒體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公共視野中，也有一小部分通過地下文學，尤其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Gulag)等文獻公開出現在蘇聯集團中。媒體的洩露反過來又加劇了大學校園內部和城市裡的社會抗議活動，這使得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社會動盪甚至比二戰後的25年期間更為狂熱。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之間，美國總共發生了近400起由不同群體參與的抗議活動，不僅包括黑人民權運動，還有女權運動、美國原著民權力運動、同性戀權力運動以及反越戰、反核武器、反貧困、反工業汙染等抗議活動。
和大多數參與過二戰的人一樣，尼克松和基辛格對這些抗議者沒多少耐心，實際上，基辛格把他在上世紀60年代末在哈佛遇到的學生激進分子比作上世紀30年代初曾參加過紐倫堡集會的德國學生。然而，在1970年5月9日的幾個小時裡，尼克松冒險走出白宮，與在林肯紀念堂露營的一群學生抗議者對峙。作為一個以逃避和保守著稱的人，這對他來說是一種非常不尋常的嘗試。尼克松告訴抗議的學生們：“我為他們錯過了我前一天的新聞發佈會而感到遺憾，因為昨天我已經試圖去解釋·····我對越南的期許和他們一樣，都是努力去停止殺戮，結束戰爭，帶來和平。我們目前的行動不是為了入侵柬埔寨，而是要從越南脫身，不過他們似乎還沒有任何回應。我非常可以理解他們的厭戰情緒，但我希望他們對戰爭的厭惡不要變成對我們的整個體系、整個國家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的仇恨。我知道或許你們當中的很多人都認為我是個混蛋，但我希望你們知道我非常理解你們的感受。”
或許尼克松真的理解抗議者們的感受，但在他們隨後向記者們的闡述中可以發現，抗議者們似乎一點也沒有理解他的感受，或者說，他們根本不在乎。
早在尼克松被《華盛頓郵報》揭露犯欺詐罪之前，基辛格就明白人際關係比聯邦政府內部的官僚階層更有用。尼克松的失敗這是他過於孤立不善經營自己的人際圈帶來的後果，因為在他出事後，他在機構裡可信賴的可以救他的朋友實在太少。基辛格知道那些他很熟悉的抗議學生們並不足以使他去浪費時間，但在福特時期，他依然在全國各地巡迴並向中西部的人發表演講，他試圖向更廣泛的公眾解釋他的戰略理念，儘管收效甚微。在某種程度上，基辛格最了不起的功績是他一點都沒有參與到尼克松水門事件的策劃當中，如果他參與了，這對他將是致命的。一個天才的社交老手總是知道哪些節點需要避免。
基辛格這種跨越界限和專業的人脈網絡甚至在他1977年離開政府後依然發揮著長時間的威力，他的社交圈在基辛格協會諮詢公司中得到制度化，並在他長年不間斷地各國飛行、開會、交流、用餐中得以維持。相比之下，尼克松之後的執政機關明顯感受到他們的權力極大地受到國會審查的限制並被媒體所左右。而在那之後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務卿，無論他們多麼有才華，都無法與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觀察者網吳迪譯自1月20日美國POLITIC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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