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易學一書是國內外暢銷書。見專題報道：https://mp.weixin.qq.com/s/9TmbH3xa_Huts2lJZszGYg
《中國易學第一章 易學導論》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一、什麼是易學
易學 狹義的易學即指對《周易》六十四卦的研究。它包括兩大部分：
第一，對六十四卦卦象的研究。即，關於六十四卦卦象的產生及各卦象之間的相互關係、每卦六爻及各爻間的相互關係、全部六十四卦卦象的排列順序、每卦卦象與該卦象兆辭之間的相互關係等。
第二，對六十四卦卦爻辭的研究。即，關於六十四卦卦象與卦辭之間的相互關係、每卦象辭與兆辭之間的相互關係、每爻象辭與兆辭之間的相互關係、象辭所蘊含的該時代學術思想以及卦爻辭的文字訓詁等。
廣義的易學則除《周易》六十四卦外，還包括對《易傳》及夏商易學和古今易學應用學的研究。它的研究範圍除上述兩部分之外，至少還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內容：
第一，對夏易《連山》卦象、卦爻辭的產生及二者相互關係和筮法的研究。
第二，對殷易《歸藏》卦象、卦爻辭的產生及二者相互關係和筮法的研究。
第三，對各朝代利用《周易》結構與思想創立的新的易學占筮書的研究。如對《易繇陰陽卦》、《燕易》、《太玄》、《元包》、《輥卦》等易外易學的研究。
第四，對易學在古曆法、星象、建築、堪輿、風角、樂律、六壬、奇門、中醫、氣功以及文學、史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等學科中具體應用的研究。
第五，對《易傳》與《易經》的關係、《易傳》各篇之間的關係以及《易傳》內在學術思想與筮法的研究。
由於夏易商易之原本已不可得，今存版本又多為歷代易學家所偽造（如隋代劉炫曾偽造《連山》），而易學的發展迄今仍處於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因此，一般意義上的易學主要指狹義的易學，即對《周易》六十四卦的研究。同時，由於從孔子時代起儒家學說就佔據了對《周易》六十四卦研究的主導地位，因此狹義的易學在古代易學史範圍內還包括對《易傳》的研究。
易學本來只是狹義的易學，但是由於歷代研究者對它理解和運用的主觀化、片面化，造成了不同時代、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易學概念的混雜，使《易》道日益廣大起來，也使它的內涵、外延變得不很確定。
當然，無論易道怎樣的廣大，任何一個由易學所派生出的學科，只要從事具體的研究都必須回到區區的六十四卦，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包括對《易傳》的迴歸。
二、什麼是易學史
易學史 歷代易學家們大多認為易學史是指《周易》產生之後，由孔子開始的各朝代對《周易》註解、研究和應用的歷史。而從嚴格的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易學史應當由《周易》前史、《周易》本史、歷代《周易》研究和應用史三部分組成。
第一，《周易》前史。
從產生陰陽爻和八卦到殷易《歸藏》形成之後、《周易》形成之前的歷史。
第二，《周易》本史。
《周易》自身形成的歷史。
從今本《周易》和帛書《周易》卦爻辭來看，這段歷史的起點應以爻象的形成為下限，而不以爻位的產生為下限。即表現在《國語》和《左傳》中的引用《周易》卦爻辭中的“遇口之口”形式來表示今本和帛書中的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的形式。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中講“遇《觀》量之《否》要”來表示《觀卦·六四》。而以爻位代替爻象的產生應該是《周易》在形式上的簡練和完善過程，而不是《周易》本史的軌跡。這也是我對《周易》產生下限的釐定標準之一。
第三，歷代《周易》研究和應用史。
從孔子開始的歷代對《周易》和《易傳》（自孔子之後開始）進行註釋、研究和應用的歷史。也即一般意義上的易學史。
上述三者，組成了嚴格的學術史意義上的易學史。迄今為止，尚沒有一部這一意義上的易學著作問世。有的只是幾部一般意義上的易學史。
《易經》與《易傳》 在古代易學史中，無疑地，《易傳》是解說《易經》的。在這裡，傳的意義是傳，即對《易經》思想的傳授、講解。它的作用與漢代的《易緯》應當是相同的。
經與傳、經與緯，從其作用而言是一碼事，儘管《易傳》與《易緯》產生的學術背景及各自的學術思想完全不同。
由於孔子的儒學在中國古代易學史上的統治地位，大批易學家皆以《傳》解《經》。甚至把《易傳》抬到比《易經》還要高的地位上。自漢代以後的易學家眼中的《周易》、《易經》、《易》，實際上是《經》與《傳》的統一體。這在中國古代經學史上、在十三部經書乃是特例。一個根本原因在於相傳《易傳》的作者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其次還因為《易傳》各篇對解讀《周易》確有重要的輔助作用。
——但在我看來，《易傳》應該放到歷代幾千部易學著作中去，但無疑應放在首位。因為它是有《周易》以來迄今傳世的最早的一部解《易》之書，也是一部反映當時易學研究的資料書，又是我們從事易學研究、探求易學本來面目必須首先予以批判（揚棄）的一部書。因為《易經》的思想體系是象學；而《易傳》的思想體系是儒學。（這裡的象學並不是易學史上的象數學這一概念。詳見拙著《周易發生學》一書。這是二者的本質區別。
過去學《易》有先讀《繫辭》、《文言》等，再讀《易經》的方法。這種學《易》方法是儒家思想的產物，它是走向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路的方向標。如果我們本著原《易》的目的，就應該從文字訓詁學或象數學人手，而不是從《繫辭》、《文言》等《易傳》各篇人手。
三、易學和其他各學科的關係
易學與哲學 這裡說的哲學，由於是從易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因此它應該包括下述四個方面：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西方哲學、中國哲學。而在現代中國，哲學原理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因此，易學與哲學的關係也就主要是指易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為我們對易學起源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使我們揭開了罩在易學起源上的種種神秘、荒誕的外衣。對諸如神道設教、伏羲畫卦、河出圖、洛出書、天垂象見吉凶等等讖緯神學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新認識。其次，辯證唯物主義關於物質與意識、質量互變、對立統一等基本學說，又為我們對易學中的卦位、卦象、變易、形神等學說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地武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懂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去空談易學，猶如盲人騎瞎馬，難免要四處碰壁。
當然，我們尤其反對那種將易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做比附性“研究”的方法，用易學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理性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證易學的科學性都是不科學的。這既是對易學的無知，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褻瀆。
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基礎上去研究易學，將會有重大收益。郭沫若的《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一書為這方面的研究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
現代西方哲學之於易學，主要通過以下幾點表現出來：
其一，現代西方哲學的方法論與學術思潮對於易學的研究有極其有益的輔助作用。如英美語言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問題及其方法，可以用來處理漢代易學向玄學易學轉變中的邏輯演化過程；而實踐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學的方法和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筮法及其信仰的易學問題等。
其二。現代西方哲學中的易學傾向，從側面提供對傳統易學進行現代化處理的模式。如海德格爾哲學中的象徵指涉與象學、懷特海哲學中的場有學說與陰陽觀、杜威哲學中的變易學說與易學中的交感學說等。另外，在康德哲學中的圖式問題、黑格爾哲學中的正反合問題、維特根斯坦哲學中的邏輯問題、柏格森哲學中的生命問題等等，為易學與現代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為易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模本。
——尤其是皮亞傑哲學中的發生認識學說、列維—布留爾哲學中的原始思維學說、弗雷澤哲學中的巫術哲學學說更是我們有志於從事易學研究的人必須予以重視的課題。
中國古代哲學與易學水乳交融，難分你我。
首先，古代哲學史中的一般概念皆源自易學。如陰陽、形神、乾坤、形而下、形而上、道、器、易、三才、天命、性、理、氣等等。這既是對易學概念的認識過程，又是對這些概念的應用過程，這使古代哲學史與易學史成為一體。其次，古代哲學史上著名的哲學家幾乎都對易學有濃厚的興趣，其中大多數人皆有關於易學的專著。如二程及其《易傳》、王夫之及其易學五書、周敦頤及其《太極圖說》、朱熹及其《周易本義》等等，以易學為主體，組成了古代哲學史中的兩漢正統神學、宋明理學、魏晉玄學等主要骨架。尤其是宋明理學的研究與發展，幾乎全是在易學的形式下進行的。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如果不懂易學，那麼這樣的研究只能是隔靴騷癢，不可能切中要點，也不會弄清楚中國古代哲學發展史的邏輯演變過程。這方面範例可以舉出馮契先生的《哲學的邏輯發展》和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發展史》兩部書。
但是，也需要指出：就馬列派的研究方法而言，而從思想內容上講，《周易》中的哲學思想（如樸素辯證法思想）與馬列主義的哲學思想（如辯證法思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為它們各自立足的座標系有著本質的不同。而高亨先生在解釋《易經》時認為：“作卦者對於事物矛盾對立和運動變化的認識，啟發他們造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的矛盾對立和動則變化，又幫助他去分析事物。六十四卦的創造和運用，是事物矛盾對立和運動變化兩個規律與六十四卦的矛盾對立和動則變化兩個特徵的結合與統一。”（《周易雜論》）這種觀點硬將《易經》的產生歸於作者的觀察事物和分析事物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實屬不當。又如宋祚胤先生《周易新論》中公開地講“由於‘道’生萬物，萬物歸於‘道’，周流不停，就出現了機械循環論。由於萬物歸於‘道’以後還要依附於‘孚’，就出現了唯心論的先驗論”。這種由道到孚的規律不知從何得出，實際上是在給《易經》“貼標籤”。郭沫若先生當年用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去研究《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在郭老的路子上走下去併產生成果的當推張立文先生的《周易思想研究》一書，但它自身卻有不可避免的問題：理論思維與易學體系的貧乏與空虛也許就是該書的致命傷。尤其是在以馬列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方法去處理《易經》的經濟、政治、哲學思想時顯得非常牽強、生硬。無論是宋祚胤、張立文先生，還是李威周、劉蔚華先生，時常有用文字訓詁和翻譯來代替對經文哲學思想的分析，這使作者在運用馬列主義思想去解釋《易經》時顯得力不從心，處處捉襟見肘。
易學與宗教學 占卜，作為一種宗教現象和宗教活動，從一開始就是原始宗教學研究的主要對象。當我們講《周易》之時，實際上已經滲透著對原始宗教的研究。比如，卦爻辭中的先甲三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後庚三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日昃之離、王用亨於西山等內容完全是原始宗教學的研究範疇，因此，對宗教學的研究為易學的研究提供了另一條途徑。研究易學如果完全不懂宗教，肯定要鬧笑話。如英國一位易學家認為《周易》以坤為尊，加拿大一位青年學者及國內個別初學者也隨聲附和。其實，以坤為尊是殷易的標誌，因為“殷道親親”且“尚鬼”；而《周易》則是以乾為尊，因為“周道尊尊”而“尚神”。商周宗教學的區別僅此也可見一斑。對此，金景芳先生生在《周易講座》一書中有詳盡的論證。在這方面成功的典範還可推餘敦康先生關於易學的一篇研究論文，以及杜而未先生的《易經陰陽宗教》一書。筆者曾專門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和宗教學系、長江商學院主講過《周易和殷周時代的宗教思想》，講稿已被整理出版，可以參見《在北大聽講座》第二十輯。
道教是先秦道家的發揚光大者，作為道教的兩大重要典籍《老子》和《周易參同契》完全是建立在易學的理論框架之上形成的。史傳《老子》乃殷易的《繫辭》，而且《老子》中尚柔、重陰及女權思想與殷易尚坤學說相合，《易》、《老》相通，前賢早有定論。漢地佛學與藏傳佛學中的學術思想對義理派易學的形成與發展也起了重大作用。宋代程頤就認為“讀《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
而彝族文化學中的雷夫孜佔法，古稱“八索之佔“，與《周易》筮法的起源有極為重大的聯繫，二者相生關係尚有待於進一步揭示。它印證了結繩而治的卦畫時代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彝族的《人文論》中的八卦學說也很值得我們予以特別注意。
易學與歷史學、考古學、甲骨學 研究中國易學史必須樹立起一個易學史觀，進而也必然要求對中國古代史有獨到的見解和精湛的把握。比如關於玄學易學的興起。從東漢未年到魏晉時期，其間政治腐敗且戰亂頻繁，但卻升起一顆又一顆易學新星，如王弼、韓康伯、郭象、鍾會、鄭口、荀爽、何晏、宋衷、虞翻等，一時燦若星河，蔚然壯觀。似乎與當時社會現狀相矛盾。但一旦你發現漢末大亂而荊州平安這一歷史、發現在劉表統轄下，荊州學風有異議頻生之氣候。進而發現王弼與劉表有遠親之關係、發現政治上平庸的劉表是個優秀的學術領導人。於是，玄學易學興起於荊州也就順理成章、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對上古史的研究也為卦爻辭的破譯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如《旅卦·上九》講“喪牛於易”，經王國維利用《古本竹書紀年》、《天問》及出土甲骨卜辭中有關資料的考證，終於發現了這一爻乃殷先祖王亥喪羊於有易國、且身亡異地的往事。另外，關於歷代皇帝年號及五行之德終始說等歷史課題，也只有從易學的角度才能揭示其內在含義。
考古學和甲骨學為易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實可信的資料。
如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出土的七千多年的的易卦符號與青銅噴水震盆、如甲骨文中對“貞”字的使用糾正了二千多年來“貞者，正也”的錯誤訓詁、如帛書《周易》的出土使我們對《易傳》有全新的認識和對卦序排列學說的新發現、如商周青銅器上大量出現的易卦和數字卦符號，如此等等。這方面成就倍出，而且學術價值與準確度也高。如王國維《觀堂集林》、於省吾《雙劍簃易經新證》、屈萬里《屈萬里文集》、張政烺《試釋殷周青銅器銘文上的易卦》等。筆者為此專門寫有《周易考古研究》一書，由遼海出版社早已經正式出版。
在河南安陽四盤磨出土的甲骨史料：
七八七六七六曰隗
八六六五七八
七五七六六六曰魁
上述甲骨文中的“魁”和“隗”二字的聯合，恰巧就是神農氏的別名。張政烺先生主張這是卦名。實際上，這條卜辭意義十分重大，足可以讓我們改變對易學史上有關夏商易學的一些基本看法，並非卦名說就可以了結的。它對《連山》存在與否、《連山》和《歸藏》的作者問題、神農重卦說的原始內涵、以及演卦和重卦的具體內涵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解決，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遠在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沒有被發現之前的1988年，本書作者在寫《周易發生學》一書初稿之時，正是從對這條甲骨史料的研究中，正式提出並肯定了《歸藏》乃至於《連山》的真實存在。1993年，考古學家們發表了有關王家臺秦簡《歸藏》的出土發掘報告，更印證了我當年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易學與中醫及傳統數術學 這是古今易學應用的熱點課題。中醫學的基礎《內經》是建立在易學結構之上形成的。如藏象學說、運氣學說、陰陽學說無不以易學為基本模式。
唐代孫思邈曾感嘆地說：“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中醫學的理論與實踐為易學應用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成功範例，而易學的象數學思想及其基本理論模型又為中醫學的發展和整體觀的建立提供了必由之路。明代張介賓在《醫易義》中深刻地闡述說：“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於《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日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從事中醫之易學理論的研究，對於一名醫生來說，是提高他醫術以達神化境界的法寶。
在這方面今人的成功範例層出不窮。如楊力《周易與中醫學》、鄒學熹《中國醫易學》、麻福昌《易經與傳統醫學》等。
由此延伸開來，道家練丹術、房中術及氣功、人體科學，都以易學作為理論指南。因為氣功與人體科學對生命的探索是建立在對人體醫學認識之上進行的，進而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周易》，也就成為氣功和人體科學的指導思想。而中醫、氣功、人體科學中的某些特殊現象，如瘋人預言、慧眼功能、扶鸞現象等等也為易學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課題。
最初，在《易傳》中明確講到易學應用的僅四種，即：“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而後，以易學為宗旨的占筮系統便逐漸展開，使得易學成為堪輿、六壬、奇門等科的理論基礎。如堪輿中八向之門排列採用了八卦排列的模式、六壬中八卦五行生魁衝刑的關係、奇門中八卦與八門排列等，無不如此。這是傳統的易學應用範疇，也是需要科學進行重新剖析的。在古代就有“《易》為萬佔之祖”的說法。因此，不管從事任何一種佔法的研究與實踐，都必須還原到易學的框架中來，這才可能對其進行解讀。
最後，還有易學與軍事學的問題。在古代軍事史上，精通易學的軍事家大多有傳奇般的經歷。如諸葛亮、劉伯溫等人。《奇門通甲》是這方面的經典著作。易學的方位學說、變化學說及其預測功能為戰爭的佈陣、攻防、知彼知己、地形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模本。甚至卦爻辭中還講到了道德、禮法、軍紀與戰爭勝負的直接關係。如《師卦》、《中孚卦》等。
易學與現代自然科學 這本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學術範圍，但由於現代自然科學中的某些理論（如DNA六十四種組合規律、二進制、測不準原理等）直接或間接印證了易學理論，進而造成利用易學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去研究現代自然科學某些尖端課題會產生突破性進展，使得易學與現代自然科學的關係日益緊密起來。這方面的成就優秀者，如沈宜甲先生的《科學無玄的周易》、徐道一先生的《周易科學觀》等書。但不能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把易學當成古今科學之頂峰。
科學派的研究方法也許是導致當代易學同仁最引以為榮的一種方法了。至少，計算機與二進制、生物體DNA的六十四種組合律、元素週期律、量子力學、人體科學等現代科學在一夜之間全部都成為易學的範疇了！該派認為愛因斯坦、海森堡、玻爾、李約瑟、楊振寧等大科學家也都陷入陰陽八卦這鬼門陣裡，流連忘返。然而，事實卻是，迄今沒有任何一本古代傳世的易學著作可以證明《周易》與計算機及二進制等上述諸學科之間的相生關係與邏輯演化規律。《易》道四用，從不及此。比如，潘雨廷先生在《科學易》中將生物體六十四種遺傳密碼與六十四卦結合起來，從而得出“現代分子生物學之DNA與RNA，其分子結構之變化與化學鍵之‘象數’，不期與此相似。”趙定理先生在《與現代科學》一文中認為“《周易》的六爻之卦，對應於《周髀算經》中得六間點”，並且得出“月亮相對運動六十四卦點是量子化規律”的結論。其他如朱燦生、馮子道、沈持衡等先生均在講科學易。這是在研究易學，還是在研究生物學、天文學？也就是說，其實質在於是研究易學，還是在應用易學？不搞清這一點，必然會得出易學或《周易》是現代科學發展的頂峰等類似結論。近幾年我經常聽到如我一樣易學世家的人反映：現在開易學會幾乎成了百科全書會，相互之間聽不懂所講的內容。造成這種強烈學術反差得原因在於科學易的學者們把易學的應用（即：《易經》哲學及其邏輯結構可以成為一種最優秀的科學方法論）當成易學的本體來研究、宣傳。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中說：“科學是人的智力發展中的最後一步，並且可以被看成是人類文化最高最獨特的成就。它是一種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可能得到發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緻的成果。”而現代那些所謂的科學易，與其說是《易經》時代的科學思想，不如說是今天的科學對《易經》哲學的主觀認同。因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正處於人類理性思維發展的初期階段的易學還根本沒有能力去擔負起指導科學技術發展的方法論作用，儘管《繫辭》中講了十三個卦的起源時連用了“蓋取詰”字樣，但也是後代的學者對易學觀象學說的第一次方法論上得應用：觀象以制器。一言以蔽之，用現代科技理論去解讀古代《易經》，根本不是科學的態度，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易經》的“破譯”與否，與現代科技沒有任何關係。如果說，《易經》確實對現代科技的重大發展有重大的推動作用或者指導意義（我非常贊同這一點，並將另有文章專論），實際上是在講把《易經》思想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去解釋現代科技的某些規律，而不是相反。
易學與政治、經濟和管理學 一個政治家的素養是多種多樣的，但不懂易學應該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缺憾。清末康有為搞變法時也以易學的變易學說為理論依據。古代的很多大政治家就是易學家，或易學家本身就是政治家。如歐陽修、蘇軾、朱熹、王安石、李光地、紀曉嵐等等。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就提出了“不知《易》者，不得入閣”的對政治家的嚴格要求。易學的變易、不易學說及占筮預測、有孚說、謙遜說、節儉說等卦爻辭內容皆可以為從政者提供良好的借鑑。可惜這一直是古今易學研究的一個漏洞。
而對於易學與經濟和管理學，應該說，這屬於現代易學的範疇。正統的易學研究中從未涉及到這些。但卦爻辭及《易傳》中所蘊含的經濟思想及經濟活動卻隨處可見。如“億喪貝”、“或益之十朋之龜”、“懷其資”等。但更有意義的乃在於以易學的模式去研究經濟學、管理學。如上述窮變思想以及卦爻辭的變易學說、卦象的上下對易、半對、半復等情況皆可以成為從事經濟、管理活動的方法與策略。
易學與中國文化 幾乎在中國文化的各個角落裡都可以找到易學的影子。在古代美學中，無論是《文心雕龍》還是《藝概》，其基本理論模式就是易學；旁及到畫論中如張彥遠及《歷代名畫記》、書論中如孫過庭及《書譜》、戲論中如李笠翁及《閒情偶寄》；乃至皇宮佈局、著色等處處體現著、施行著易學思想。
在廣博浩瀚的中國文化的海洋中，從起名及避諱的考慮，從祭法及次序的安排，從服飾及著色的選擇，從禮節及尊卑的認定，從婚姻及交友的取捨……都體現著易學中陰陽對稱（中庸、中和）、陰陽對立（禮樂）、陰陽統一（和諧）的思想。可以說，中國文化的源頭與核心就是《周易》。離開了易學這個主脈去研究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史與理論框架，是不可能揭示其中的內在規律的。
總之，易學對古代中國全部科學和文化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其他如律學中的六十律、曆法中的象數學等等皆為易學在中國文化中的源頭與核心作用提供了佐證。我們今天研究易學，不論是研究其本身（狹義的易學）、還是研究易學應用學中的某一科，都需要從中國文化這一大的文化視野上人手。本書正立足於此，努力於此。願與天下有心者共勉。
閱讀更多 京都靜源教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