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為何落到吊死煤山的地步？

雨

崇禎吊死煤山是歷史的必然：

一、崇禎自身德不配位。

崇禎意外登基，在其個人成長過程中缺少必要的歷練，不是說他不夠聰明，而是他年少登基，即掌控一個龐大而虛弱的國家，自萬曆開始，甚至從嘉靖時開始，一些危機就已經在帝國的運行過程中醞釀。他的個人眼光和肚量無法面對紛繁複雜的局面。

從制服魏忠賢來看有小聰明，但也透露出他陰險、狹隘的一面，小聰明無法治理大國家。

二、好面子是帝王失敗的通病

儘管國家危機重重，還要硬撐，不肯腳踏實地想辦法，不肯妥協議和積蓄力量，不肯引進西方先進武器和戰術，推委責任，讓手下背黑鍋。

三、狹隘、猜疑的性格導致必然結果

用人多疑，寡情不義，亂殺功臣。導致官不敢幹活，大家一起等著出事。

四、缺少必要政治手段

蒙古是明朝的大敵，但在滿洲崛起之後，蒙古有可能成為盟友，沒能很好的利用好林丹汗、朵顏等蒙古部落，未能利用好其矛盾，反被努爾哈赤抓住了機會。

五、長期以來黨爭、吏治腐敗、財稅制度、災害天氣等一系列矛盾無法解決。

六、上述問題導致的民亂，是明朝滅亡的最後稻cao！

老家綏中

明朝皇帝多奇葩，有熱衷於當木匠的、有熱衷於當將軍的、有熱衷於當道士的，但是提到崇禎，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一個一直以中興大明朝為己任，認真做事的好皇帝，但是明朝確恰恰就亡在了他的手中。為什麼呢？

第一，崇禎接手的明朝已經糜爛了；

要看一個朝廷政務是否清明，看戶口統計就好了。

明朝祖宗定下的制度：天下戶口，“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從明成祖朱棣到明孝宗朱佑樘期間大明朝年年都有統計，而明朝後期，嘉靖朝共計45年，僅統計了四次，缺失41次，萬曆共計48年，就統計了一次，明末的政務是什麼樣子可想而知了。

崇禎親政，但是他統計的數據是正確的麼？明末其他皇帝統計的數據是正確的麼？

人口數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計為71850132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1506），僅為46802050人。短短二十七年間，減少25048082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你信麼？

而且崇禎時期統計的人口數量竟然低於開國洪武朝的三個人口統計數字，沒有大規模的戰爭，經濟、文化等安穩了發展了200年，人口竟然越來越少，怎麼可能？

反過來想，那得有多少沒有戶口的黑戶？他們的賦稅沒有交麼？只是沒有交到朝廷罷了。

一個朝廷，人口都統計不準了，賦稅怎麼收？國家那什麼治理？

第二，崇禎沒有學過當皇帝；

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特別會養豬，他們找個地方畫個圈，然後就告訴自己的兄弟姐妹們：“這就是你的封地了，裡面隨便你折騰，但是不能出圈。”崇禎就是在圈裡長大的，他的皇位是他哥哥死後讓給他的，所以他沒有學過怎麼當一個皇帝，上臺之後就把哥哥留給自己的幫手給殺了，這個幫手就是魏忠賢。

魏忠賢是不是好人我們不管，但是我們要知道那時候朝廷徵收的稅已經不夠用了，魏忠賢建立了礦監，收商稅、鹽稅、地稅等等給皇帝，崇禎把魏忠賢弄死之後，東林黨人可不給皇帝錢。所以當李自成檢查崇禎屍體的時候，崇禎的龍袍裡密密麻麻的都是補丁，整個皇宮只有20萬兩銀子，但是李自成在投降的文武大臣手中壓榨出了2000萬兩白銀，你說可笑不可笑。

第三、崇禎不會用人；

金庸大俠的 《碧血劍》我們都看過吧，袁崇煥死的冤不冤？慘不慘？其實死在崇禎手裡的名將只有袁崇煥麼？崇禎在位十七年，誅殺總督七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換了五十個大學士，換了十一個刑部尚書，十四個兵部尚書。

崇禎不會用人，最後也沒人給他用，所以李自成兵臨北京城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官員前往守城，而且北京城不是李自成攻下的，而是負責守門的文官、太監、將士把門打開的，也許在他們看來，沒有比崇禎更難伺候的皇帝了。

第四 天災

明末的氣候極為寒冷，冬天根本就沒有無雪的記錄，甚至有夏雪連年的狀態。天冷，旱災自然也最為嚴重，近五百年以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乾旱就發生在崇禎十年（1637）到崇禎十七年（1643），而且根據陝西通志記載，天啟二年到崇禎二年，八年大旱不雨，崇禎六年西安旱災，鬥米千錢，人相食。旱災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旱災過後往往又是蝗災，蝗蟲的災害可以蔓延到旱災以外的地區。

崇禎六年，鬥米千錢，人相食，崇禎十年到崇禎十七年呢？那又是一副怎麼的人間地獄呢？

崇禎十四年，浙江大旱，飛蝗蔽天，食草根幾盡，人飢且疫；

崇禎十五年，靈州鎮原莊等處，田鼠食禾幾盡；

崇禎十六年，天津爆發肺鼠疫，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禎十七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第五、人禍

崇禎時期，天災不斷，百姓無法活命，紛紛造反起義，從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王二起義開始，經過洛陽之戰、襄陽之戰、成都之戰和山海關之戰，至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敗， 200萬農民起義大軍在黃河南北、長江上下十幾個省的遼闊地區，與明軍戰鬥17年，與清軍戰鬥14年；

崇禎時期，北方皇太極對於大明虎視眈眈，不斷騷擾，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寧遠兵變時駐守寧遠的四川、湖广部隊因欠餉四月，總計五十三萬兩，士兵因為欠餉銀兵變，把巡撫一頓胖揍，巡撫羞憤難當上吊自殺！

第六、諸臣誤朕

李自成兵臨城下的時候，崇禎不顧皇帝的臉面求過所有的大臣，要求他們募捐將士們的餉銀，滿朝文武卻只募捐了20萬兩白銀，李自成在投降的文武大臣手中卻壓榨出了2000萬兩白銀。

為了對付皇太極，崇禎每年都在軍事上花費大量的銀子，但是這些銀子真正到將士們手中的有多少？崇禎拿出100萬兩，真正能夠到將士們手中的僅僅不到70w兩，對於這種事情，清流們，注意是清流們回答崇禎說：“早就這個樣子了，不要太奇怪！”

這是一群沒有氣節的文人，怪不得崇禎臨死之時會說“諸臣誤朕也！”

第七、崇禎有氣節

朱元璋說，大明不和親；朱棣說，天子守國門，朱由檢面對要不要南遷一事，思量再三後說，國君死社稷。所以崇禎沒有南遷，而是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隻紅鞋。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

上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

“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Callme不韋

雖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卻不得不佩服他自溢的勇氣，保留了大明王朝最後的尊嚴！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曾幾何時，曾經被崇禎視為螻蟻的李自成，居然席捲天下，騎到自己頭上來，心裡產生巨大落差，自尊、自卑、惶恐、焦慮、急怒、羞愧……電光火石之間種種情緒閃過！

從天啟帝手中接過皇位，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運籌帷幄之中，剿滅魏忠賢，在群臣面前顯示出高超政治手腕，頗有一副捨我其誰的威風！

“吾皇萬歲，英明神武”被大夥吹捧為一代明君！調兵遣將，北拒遼東，內滅起義軍，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可是當北京城外炮火陣陣，大地瑟瑟震顫，他才突然發現苦心經營的大明王朝坍塌了，巨大的心裡落差，讓他陷入瘋狂！

劈殺後宮賓妃，追殺太子公主，亡國之君，他不是愧對列祖列宗，而是不能直視自己！

帶上最忠誠的王承恩，登上煤山，遙望曾經輝煌的北京城，留下血書“任賊分裂朕屍，無傷百姓一人”自溢身亡！

正印了那一句“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煮水論史

歷史上，大部分事物的發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一個逐漸從量變到質變，逐步升級的過程。朱明王朝是在天災人禍、內外交困之中步入最後的路程。

甲申年正月初一，祟禎帝朱由檢在紫禁城太和殿接受群臣元旦朝賀，文武班次失序。這一天京師大風霾，鳳陽地震。

朱由檢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封信王。天啟七年（1627年）其兄熹宗病危，召由檢入宮，囑以堯舜為榜樣，還要任用魏忠賢。熹宗病逝當天晚上，朱由檢入臨，到了乾清門即朝西而坐。群臣恐發生事端，聞帝崩不敢入朝。朱由檢只得秉燭獨坐。見一太監持劍而過，便取下劍，放在案上。由檢入宮後很有戒心，自帶乾糧，不吃大內膳食。天亮後群臣始至。欲入殿門，有太監攔道，說是要穿喪服才能進入，待換了喪服，又說未到穿喪服的時候，該穿常服。如是奔走出入三次。

有人向守門太監哀訴，始得進內。“既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魏）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待群臣退出後，魏忠賢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內，“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雲‘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事未可為止之也’。”

魏忠賢，北直隸肅寧人，因家境貧困淨身入宮，皇帝賜名忠賢。天啟元年升司禮秉筆太監。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得之。”客氏是熹宗乳母，朱由校即位後，封客氏為奉聖夫人。魏忠賢與客氏勾結作惡。

天啟三年又提督東廠，獨攬內外大權。魏氏親族皆列公侯，同朝中文武大臣結為閹黨：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則有田爾耕等“五彪”，還有吏部尚書周應秩等“十狗”。從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盡是忠賢黨羽。他們競相為忠賢修建生祠，尊其為“九千歲”，大有權傾帝王之勢。

八月二十三日朱由檢即帝位，改明年為崇禎元年，是為明思宗。九月初二，魏忠賢請求辭職，崇禎帝素稔其惡，卻沒有答應。這是他的高明之處。欲結束魏氏專權的局面，不宜操之過急，須等侍時機。故即位之初，朱由檢不動聲色，使魏不及防備，然後下手翦除之。十月之後局勢發生了不利於魏的變化，其同黨甚感自危，開始分化。朱由檢見條件成熟，決計發起對魏黨的總攻。

嘉興貢生上疏彈劾魏氏。忠賢大憤，哭著向思宗訴冤。思宗命內侍將貢生錢嘉徵的奏疏讀給他聽。錢疏列舉魏十大罪狀：一併帝，二蔑後，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忠賢嚇得戰慄失色。十一月初一，崇禎帝下達命令，將魏安置於鳳陽。初四日又下令逮捕之。初七日魏得到逮捕令已下的消息，“知必不免”，便在阜城自縊而死。“詔磔其屍，懸首河間”。忠賢黨羽被定為逆案六等，獲罪者達320餘人。

魏忠賢集團的權勢膨張，說到底源於明熹宗的寵信。魏黨的權勢無論多大，最後決定權仍執掌在熹宗手中。一旦皇帝不再賦予權力，魏黨就必然喪失權力。天啟七年魏忠賢之所以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是因為熹宗的繼任者朱由檢不再賦予其權力。

朱由檢即位時，明王朝面臨兩面作戰的嚴峻形勢。一方面陜西連旱，王嘉胤、王左掛、高迎祥等相繼舉起義旗，明末農民戰爭揭開序幕。另一方面，皇太極在瀋陽繼後金汗位，對明朝頻頻用兵，步步進逼，將西部邊界擴至錦州、寧遠一線。明朝的防線從遼河東岸撤至大淩河，山海關外的疆域只剩下一隅之地了。

為了挽救明朝的滅亡，朱由檢先後起用袁崇煥、孫承宗等督守遼東，抵禦清軍入侵，又以洪承疇、孫傳庭、楊嗣昌等鎮壓農民起義。

（袁崇煥）

崇禎年間，明廷外有清軍入侵，時名之曰“虜”或“建虜”，內有民變蜂起，時名之曰“寇”或“賊”。清軍犯邊，調平亂的軍隊前去抵禦；義軍勢盛，則調御清的將士加以鎮壓。

外患與內亂交互作用，此起彼伏，有增無已。外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內亂一天比一天擴大。崇禎十年舉人黃裳吉建言：“臣觀今全盛之天下，而拮据難文者，實為外侮與內訌耳……使有御在我，則制御自易。況今時之虜因寇之寡而蹈瑕也，則弭寇為防虜之要著。今時之寇因民之離而張焰也，安民為弭寇之要著。今時之民因財之削而生心也，則理財為安民之要著。今時之財因人之濫而覆餗也，則用人為理財之要著。”

弭寇為防虜之要著；安民為弭寇之要著；理財為安民之要著；用人為理財之要著。黃氏的思路極其清晰，但一時難以落到實處。

這就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亡之機。後金天聰九年（1635年，即崇禎八年），張文衡上疏給後金國主皇太極道：“王事將成，時不可失，機不可錯，遠患不可忽，謹陳中國可取之情，以決意大業事……彼（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是錢買的，文的無謀，武的無勇……每出征時，反趁勤王，一味搶掠，俗語云：‘達子流寇是梳子，自家兵馬勝如箟子’。兵馬如此，雖多何益？況太監專權好財喜諛，賞罰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好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頭。上下里外，通同扯謊，事事俱壞極了。”

這道奏疏上半段說中國內政腐敗到了極點，下半段把當時的局勢視為進兵的大好時機：明朝“今起五省之兵，逐日征剿，是賊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此真東西不相顧之時，又是一進兵好機會。兵法雲：‘乘敝而起’，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清兵入關並非始於甲申年。明軍在寧遠之戰相繼擊敗努爾哈赤、皇太極之後，兵部尚書袁崇煥到寧遠整頓兵馬、訓練騎卒，加強戰守，使皇太極直接進兵北京、奪取全國統治權的途徑受阻，遂改從長城各口入塞，長驅南下，於是從崇禎二年起，明清兩朝之間發生了數次“入口之戰”。

第一次在崇禎二年十月，後金十餘萬大軍以蒙古兵為先鋒，繞道喀喇沁部落，攻破長城線上的大安口、龍井關。

時明軍重兵佈防在寧前、錦前，山海關以西軍伍廢弛。後金大軍來攻，明總兵趙率教、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等相繼率兵入援。十一月後金軍圍遵化，趙率教陣亡，後金兵進迫北京城下。袁崇煥領兵與之激戰於廣渠門外。

皇太極設反間計誣陷袁與其有密約。明朝亦有人藉此攻擊袁縱敵入侵，袁祟煥被捕下獄，次年八月含冤被殺。

（皇太極）

十二月後金兵轉而東歸，沿途攻下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派兵駐守，其餘部隊撤回沈陰。不久，明朝援軍趕到，同督師孫承宗所部聯合作戰，陸續收復湙州、永平、遵化、遷安四城。接著孫承宗派兵出關，修築大淩河城，重新部署遼東防務。

崇禎四年八月，皇太極率軍來攻，合圍大淩河四個月，“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明廷臣指責孫於大淩河“築城非策”，孫承宗稱病辭職歸裡。

後金雖拔除了大淩河這個據點，但明廷在關外仍控制著錦州、松山、杏山等地，由此至山海關一帶的防線還是比較堅固的。

第二次入口之戰發生在祟禎七年。七月後金兵分四路，以宣府、大同為主攻目標，嚮明朝腹地進犯。影響所及至北京戒嚴。這次入關攻明，旨在擄掠財富，不在於攻城略地。對於設防較堅固的城池，皇太極就不強攻，如攻大同五日不下，後金軍便轉攻西安堡。

這次入塞，後金軍隊“蹂宣、大逾五旬，殺掠無算”。用皇太極的話來說：“朕入境幾兩月，蹂躪禾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面對壘，敢發一矢者。”山西崞縣有千餘婦童被後金兵俘獲，當經過代州城下時，他們望著城上的親人“相向悲啼，城上不發一矢，任其颺去”。崇禎帝聞訊只是“頓足太息”而已。

崇禎九年四月，後金改國號為大清，皇太極稱帝。當年六月又發起一次入口之戰。清軍這次由阿濟格等率領，十萬八旗兵分三路入獨石口，經延慶入居庸關。一個多月間，清軍在京師周圍，“偏蹂畿內，攻略城堡”，連克十二城，獲取人畜近十八萬。明軍只是尾隨其後，不敢追擊。清軍從建昌冷口出邊時,“俱豔妝乘騎，奏樂凱歸”，還在木板上寫“各官免送”四字擲在路上。

第四次入口之戰發生在崇禎十一年。是年九月，皇太極令多爾袞、嶽託等率領清軍分兩路入關，至通州會師，到涿州分為八道，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大運河，山河間六路並進。次年正月，清軍攻陷濟南，德王朱由樞被執，全城焚燬一空。三月從青山口出塞，返回遼東。五個月間“轉掠二千里，下州縣七十餘城”，俘獲人口四十六萬餘，金銀百餘萬兩。

最後一次入口之戰發生在崇禎十五年。皇太極乘攻下松山、錦州的銳勢，於九月派阿巴泰和圖爾格率兵分路從牆子嶺入口，會師於薊州，而後分道，一趨通州，一趨天津。十一月北京戒嚴，明勳臣分守九門。清軍騎兵繼續南下，直入山東，連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還俘獲人口三十六萬餘，牲畜五十五萬頭。次年四月北還，明軍將帥擁兵觀望，無一敢戰。

五次入口之戰給明朝以沉重的打擊，也給當地居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崇禎十六年兵科給事中李永茂奉命到近畿地區察看。返京後向思宗報告：出京後行程千里，“一望荊榛，四郊瓦礫，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跡，並無人蹤行走”。“畿南郡邑”經崇禎十一年清兵燒殺以後，“驚魂未定，兼以五載荒瘟，民亡十之九”。清軍每次入口，“墮我名城，殘我赤子，飽掠我玉帛金珠，不可勝數”。

皇太極第一次入口攻明時，曾要阿敏等留守永平等四城，但旋即被明軍收復。從此入口作戰便不佔城池。其緣由如乾隆帝所言：

崇禎帝“防虜”乏力，“弭寇”又無方。

天啟七年及崇禎元年，農民起義的烈火率先在陜西的中部和北部點燃。起義軍刼縣獄、敗官軍，聲勢日增。起義者有饑民、難民、邊兵與驛卒，多各自為戰，彼此間很少聯絡。崇禎四年陝西的農民軍紛紛向山西轉移，號三十六營，部眾至二十餘萬，聲勢越來越盛。

地方政府先是放任不管，後又互相推諉，以致陷於難以收拾的境地。崇禎二年二月三邊（延綏、寧夏、甘肅）總督武之望卒，群推萬曆進士楊鶴繼任，崇禎帝問方略，鶴答曰：“清慎自持，憮恤將卒而已”，帝遂任命鶴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軍務，也就是對農民軍採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方針。鶴至陜西致力招撫。崇禎三、四兩年可謂專重招撫期，先後有幾十個重要的義軍首領被招安。

招撫與救濟相關聯。以濟貧政策解決社會問題，使變民歸農，在歷史上不乏先例。楊鶴企圖採取類似的政策來解決陜西的民變問題。用他的話來說，“費之於剿，金錢一去不還；且斬首太多，上乾和氣。費之於撫，金錢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盜息民安，利莫大焉。”故他力主“實實賑濟，使之餬口有資”，這還不夠，“必實實給予牛種，使之歸農復業”。

對明政府來說，採取以招撫為主的政策乃不得已而為之。崇禎三年工部侍郎沈演認為，“從來治流寇之法，勝之易，定之難，在安插之得法耳！”況且眼下勝之亦不易，流寇實力日益雄厚，非專用武力所容易消滅的。既然剿也不易，當局便只得主撫了。

招撫政策的主旨在於休兵養民。但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經費匱乏的難題。楊鶴在給祟禎帝的奏疏中指出：“臣所謂欲行剿撫之實著，必有剿撫之實費者此也。”賑金有限，大部分饑民分不到賑金，分到的也不到一兩銀子，何況有銀子也買不到糧食。於是有人主張運糧濟急，“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而運糧又遇到陜西境內交通不便的問題。救濟糧很難及時發到饑民手上。

被招安的變民溫飽問題既然無法解決，只好重新加入義軍。招撫之後雖獲赦免死，但與生存攸關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賑金一旦用盡，便只有挺而走險一條路可走了。

誘殺投降的流寇首領也是促使復叛的又一原因。崇禎四年七月神一魁的叛變就是殺降引起的。總督楊鶴因而坐罪被逮入獄。

先是御史李應期稱：“秦賊旋撫旋叛”。至七月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恭分別奏陳招撫之弊端。一魁叛後，御史謝三賓覆上疏稱：“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盡，中部之賊寧自天降？”

祟禎帝令御史吳甡查戡。八月吳甡覆奏道：“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刼掠，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從此撫局一變為剿局。吳甡首先奏請集兵合剿。

十一月明廷宣佈招撫失敗，起用洪承疇為總督，專一主剿。而起義軍聲勢日熾，橫掃山西諸州縣，一部分又向畿南、豫北挺進，官軍的圍剿遭慘敗。

崇禎九年思宗起用楊鶴之子嗣昌主持弭寇事務。楊嗣昌，萬曆進士，博涉文籍，多識先朝典制。萬曆、天啟兩朝，歷官杭州府教授、戶部郎中等。崇禎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參政，移守霸州。四年，移山海關飭兵備。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關諸處。七年，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時中原饑荒，民變蜂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次上疏陳邊事，多所規劃，崇禎帝異其才。以父母之喪離職服喪。喪服未滿而朝廷強令接任兵部尚書。思宗“顧廷臣無可任者”，決定起用楊嗣昌。

崇禎十年三月，楊抵達京城，“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深得思宗信任，以致感嘆：“恨用卿晚”。前任兵部尚書柔靡無所規畫，嗣昌銳意振刷，思宗益以為能。

在如何應對清軍與農民軍問題上，楊嗣昌提出了“安內方可攘外”的方略，即先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鎮壓農民軍，然後再來對付清。

在如何鎮壓農民軍問題上，楊嗣昌陸續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

“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專剿。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是為增餉擴軍。

起用熊文燦代替王家禎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熊文燦是四川永寧衛人，萬曆進士。祟禎元年任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五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

熊文燦“久鎮嶺南”，“積貲無算”。崇禎帝曾派太監“假廣西採辦名”來到廣東實地考察之。熊大贈珍異，留宴十日。席間“語及中原寇亂”，熊擊案斥道：“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哉？”太監聞言遂相告：“某非往廣西採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以辦此賊！”

熊深悔失言，以“五難四不可”推脫之。太監說：“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謝也。”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後，“因帝急平賊，冀得一人自助”，與楊甚為友善的姚明恭將熊推薦給他：“此有內援可引也。”

崇禎十年九月，熊文燦赴總理之任途中經廬山，“謁所善空隱和尚，和尚迎，謂之曰：‘公誤矣。’”

熊文燦屏人問其究竟。空隱問：“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文燦答：“不能也。”

空隱復問：“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文燦答：“亦未知何如也。”

空隱和尚道：“公於此二者既不能當賊，而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且急其月日。一不效恐禍及身矣。”

文燦“卻立良久，曰：‘吾欲撫之，何如？’”

空隱曰：“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甚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慎之。”劉香為熊在閩廣招撫的一名海盜。也就是說，流寇不同於海寇，你要慎重行事呀!

熊文燦到任後，大力推行其用以平息海盜的招撫政策，專事招撫以瓦解農民軍。時明末農民起義正處於低潮期。祟禎九年七月，闖王高迎祥遭官軍伏擊，不幸被捕，押至北京處死。河南、湖廣、江北等地的起義軍中妥協投降的傾向佔據了上風。

“總理熊文燦新至，賊憚之。見其下招降令，頗有欲歸正者。”闖塌天劉國能於崇禎十一年正月“率先就撫於隨州，頓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眾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撫之，署為守備，令隸良玉軍。”

張獻忠受傷後“不能戰，大恐”。崇禎十一年春，“遣間賚重幣獻（總兵陳）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邪？願率所部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為告文燦，受其降。”

崇禎十一年九月，羅汝才、老回回、射塌天等部起義軍，在襄陽一帶與熊文燦交鋒，結果落敗，被“斬二千餘級”，羅汝才等九營旋入內鄉、淅川山中，射塌天率三營走光山、固始，老回回奔棗陽。不久，清軍進犯內地，洪承疇、孫傳庭被召入援京師，羅汝才以為洪、孫東出乃為剿己，大為恐慌，遂告武當山太和宮太監李繼政乞降。“繼政為移諮文燦，許之”。“文燦會諸將大晏汝才等”，“奏授汝才遊擊”。但羅自言不願“受官領糧，願為山農，耕稼自瞻”。

崇禎十二年四月，熊文燦使左良玉攻伐射塌天、混十萬於南陽。兩支農民軍皆敗，先後投降官軍。至此，陜西的起義軍遭慘敗，河南、湖廣、江北等地的起義軍只剩下老回回、革裡眼等少數幾支尚堅持與朝廷為敵。熊文燦得意洋洋地報告崇禎帝說：“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可歲月平也。”

祟禎十二年五月，明末農民戰爭從低谷走向高潮。高潮形成的首要標誌是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的再起。當時朝廷對招撫張獻忠事多有異議，獻忠亦間有所聞。初到谷城，有一算命先生給獻忠算卦，再拜稱賀，說張“貴不可言”。張獻忠以為己乃真命天子，遂於該月初六再起於谷城，拆毀城垣，刼庫縱囚，殺知縣阮之鈿，並在壁上留言：“以告楚人，言反由總理（熊文燦）酷取其貨”，“具列上官姓名，疏取賄多寡、日月”。

不久，張獻忠率部離谷城往房縣羅汝才“解甲耕屯”處。羅立即響應，亦舉起反朝廷旗幟，並與之聯合作戰，攻下房縣城。

七月張、羅率部離房縣西行，熊文燦派左良玉追擊。左“謂路險餉艱不可追，文燦身入禍門，不暇審計強使行”。左領兵追至房縣西八十里的羅猴山，糧運不濟，士卒無以為食，採摘樹葉充飢。張伏兵于山谷之中，官軍竟未發覺，猶分兵前行。山上草木稠密，馬足被樹藤纏住。農民軍伏兵四起，大敗官軍。左“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

同年九月，張、羅兩支起義軍分開行動：張部向陝西轉移，羅部轉向湖廣。十一月至十二月，羅汝才與官軍激戰於興山縣附近的香油坪，取得完勝，官軍全軍覆沒。

張、羅再起意味著熊文燦招撫政策的失敗。崇禎帝聞訊對熊的無能極為惱怒，當即將他“削官”，令熊“戴罪自贖”。楊嗣昌為了免受罪責，“請自行以塞上意”。祟禎帝“亦望嗣昌立功，以靖眾口”，遂令楊“督師討賊”，並賜上方寶劍，許以便宜誅賞。

祟禎十二年九月，楊嗣昌到達襄陽，不久熊文燦被逮解京，被處以死刑。

當時對官府威脅最大的是張獻忠，楊嗣昌遂把圍剿的矛頭指向他。出師前大誓三軍，調兵遣將，保舉左良玉為平賊將軍，並徵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的鄭從檢與左會合。崇禎十三年，大破張獻忠於鄂西瑪瑙山等處，將張獻忠、羅汝才包圍在湖廣、四川、陝西三省交界地帶。

楊嗣昌想趁官軍勢盛，一舉剿滅義軍，於是檄令諸巡撫將領道：“賊東走大寧、大昌由彞陵下荊、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變門，邵捷春當之。”又令捷春放棄川楚交界三十二隘口，專守變門，棄寧昌以誘獻忠，然而環攻之，獻忠便無路可逃了。楊自詡上述部署“勢如圓盤，點滴不漏”。

（左良玉）

針對楊嗣昌的兵力部署，張獻忠採取的對策是以走致敵，避免打陣地戰，迫使官軍由圍剿變為追擊，唯敵後是從。其行軍速度，令官軍望塵莫及。半年之內，義軍長驅五、六千里，足跡幾遍四川全境。官軍疲於奔命，只得尾隨其後，而將士又多不用命，縱令義軍如入無人之境。

獻忠既入四川，嗣昌以為蜀地扼塞，諸軍合力蹙之可以把他消滅，又企圖驅之以入松藩，制敵死命，結果都失敗了。

官軍的精銳部隊聚集四川，張獻忠偵悉東路防務空虛。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乘勢率部出川，自黃陵城東下，連破巫山、大昌，晝夜疾馳，到處焚燬驛舍，殺傳報塘卒，使東西消息隔絕。

張獻忠東下的消息尚未為湖廣官方探悉，義軍已到當陽。鄖陽撫治袁繼鹹聞警，倉卒發兵來援。獻忠令汝才和官軍相持，自己卻率輕騎北上，一日一夜行軍三百里。路上殺死督師的使者奪取他的軍符。二月初進抵襄陽城外。張獻忠命部將持軍符馳至城下，假稱奉督師命前來調兵。守卒合符開城納入。獻忠事先已密遣黨羽潛伏城內，是時縱火響應。義軍大隊人馬隨後馳至，遂攻下襄陽。從開縣經大昌、巫縣、當陽以抵襄境，不下千餘里，且山川阻隔，道路險阻，張獻忠只走了八天。

襄陽乃軍事重鎮，嗣昌欲倚為作戰樞紐，軍資器械、諸道餉銀都集中在此。張獻忠攻陷襄陽後，招降防守此地的數千士，縛襄王朱翊銘於堂下，勸酒道：“吾想要斷楊嗣昌的頭顱，但他遠在四川，今當借你的頭，使嗣昌以淪陷藩封伏法，請喝酒一杯！”殺之投屍火中，並殺貴陽王朱常法，還發銀15萬兩賑濟饑民。

李自成亦乘河南防務空虛，攻佔洛陽，殺福王朱常洵。

楊嗣昌率部在張獻忠東返湖廣後，亦隨之進抵湖廣境內。崇禎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到夷陵，得到襄陽陷落、襄王被殺的噩耗，楊嗣昌“驚悸，上疏請死”。接著來到沙市，又接到洛陽陷落、福王被殺的消息，“益憂懼，遂不食”。三月初一楊嗣昌死去，終年54歲。

有意思的是，楊嗣昌、王永吉、吳三桂皆屬鼠。楊比王大12歲，比吳大24歲。

崇禎帝在甲申年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撒守寧遠。天啟初熹宗納孫承宗之議，在錦州與山海關之間的狹長地帶連建八城，由南而北依次為中前所、前屯衛、中後所、寧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與錦州合為九珠聯星之勢，既以拱衛山海關，又以遏制後金（大清）政權在遼東的擴張勢頭。

崇禎十四年，皇太極以清軍屢次入口卻不能佔據明朝尺寸之地，皆緣于山海關在明軍控制下受到阻隔，而要多爾袞先奪下錦州諸城，進而攻取山海關。

是年正月，多爾袞等領兵攻打錦州，未能攻克，皇太極改派濟爾哈朗等繼續進擊，幷包圍錦州。守將祖大壽告急於明廷。為援救錦州，明薊遼總督洪承疇調集八總兵、十三萬兵士、四萬匹馬及足支一年的糧草聚集於寧遠，擬建立一條從寧遠到錦州的運糧通道，明軍則步步為營，以守為戰，與清軍打一場持久戰。

但兵部尚書陳新甲恐師久餉匱，催洪速戰。崇禎帝也密敕刻期進兵。洪承疇被迫誓師援錦，倉卒出發抵松山，留餉於寧遠、杏山及塔山外筆架山。大軍紮營於妙峰山之西，山之東即為清軍營地。明軍初期與清軍的交鋒略佔優勢。

八月多爾袞率清軍馳援，局勢急轉直下。自山至海，清軍橫截明軍糧道，使錦州受困，松山亦被圍。洪承疇欲傾全軍孤注一擲，八總兵各持異議，以致無法整軍再戰。王樸首先臨陣脫逃，吳三桂等更番殿後，各軍跟著向杏山奔去。

清軍早有埋伏，前面迎擊，後面追擊，明軍一敗塗地。曹騰蛟、王廷臣逃入松山城，與洪承疇固守待援。洪率將士五次突圍，均未成功，傷亡巨大。皇太極又預料明軍必棄寧遠，便在途中設伏襲擊明軍，王樸、吳三桂僅得以身免。此役明軍被殲五萬餘，從此松山城餉援皆絕。

崇禎十五年三月，副將夏成德等縛洪承疇，以城降清。清軍入城，洪承疇降清。祖大壽守錦州一年多，力竭亦以城降清。接著杏山、塔山相繼被清軍攻克，山海關外僅餘寧遠一孤城。

寧遠孤懸關外二百里，危如累卵，朝不保夕。祟禎十五年十月，兵科給事中曾應遴籲請朝廷“撤寧並關”，被閣臣視為“棄遼予敵”，乃寢而不行。十一月遼東提塘官邢志祥呈稟兵部，詳述寧遠危局：“寧遠臨敵，一馬可到，總賴總鎮（吳三桂）嚴防。無奈人心驚魂未定，竊恐難敵。”十二月寧遠守備孫守白引三百士兵叛逃瀋陽。為此，遼東巡撫黎玉田上疏，再次奏請“撤寧並關”，復以閣臣擱置不報而不果行。

（寧遠古城遺址）

崇禎十六年即甲申年二月初八，李自成兵陷太原，朝野震驚，京師恐慌。薊遼總督王永吉以為撒寧時機業已成熟，“扼楊鶚之臂而嘆曰：‘上倚吾薊門一旅，今所謂調習整練者，幾何而可以御賊？計莫若撤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帥三桂之兵亟入，以衛京師。都下公卿莫肯先發，吾兩人於責無所諉，其何可以不請？’鶚曰：‘善！’相與共為奏。”

祟禎帝把上述奏疏交付廷議。吏科給事中吳麟徵深以王、楊的意見為然。廷議時“爭之尤力”，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又說“吳三桂勇將，宜拔用，勿委之敵。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捍京城，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急，無論是非也！”首輔陳演、次輔魏藻德力持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群臣庸庸，相率附和”。

疏留中，吳又補牘雲：“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至方張，不使徙近捍衛京師，則何恃乎？”

三月初一，大順軍抵大同，總兵姜瓖開門迎之入城，巡撫衛景瑗自縊死。祟禎帝

楊嗣昌圍剿方略的失敗，祟禎帝甲申決策的延誤，合成了壓垮朱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歷史達人VIP

大明王朝自祖輩以來便有君王死社稷的傳統，所以當大明王朝滅亡的時候，崇禎吊死在煤山是避無可避的。

至於說到原因，不得不提一下大明王朝沒落的幾個原因。

其一，明史中有句話，明朝，實際亡於萬曆。這句話還是很中肯的，大明王朝在萬曆帝時期就已經衰敗的很嚴重了，各地百姓也是食不果腹，奸臣當道，皇帝沒有作為。

其二，小冰河時期的到來讓整個大明王朝陷入了困難的境地，尤其還是在王朝末年，這也就間接導致了大明王朝的覆滅。

其三，黨爭，尤其是東林黨的爭鬥讓大明王朝陷入了掙扎的深淵之中，黨爭讓朝廷大臣更加追逐自己的權利利益，忽視了王朝了的根本。

其四，外患的存在，東北地區滿清的騷擾讓整個大明王朝不停的陷入鬥爭中。

其五，崇禎帝自己的多疑猜忌導致了朝廷大臣遠離，雖然崇禎帝算是一個末代明君，但是很多事情做的也是十分不靠譜。

綜上所述，崇禎帝吊死煤山實乃天命，避無可避！

歷史小迷哥

上幾代都不給力，崇禎接手大明朝時，這已經是一個爛的都不行了的攤子。

明朝的根基毀在土木堡之變，此後元氣大傷一直沒有恢復過來，再然後，後面的皇帝要不躲起來煉丹，要不躲起來做木匠，這樣子消極怠工，明朝的元氣哪裡還有恢復的一天。

到了崇禎這裡，想著祖輩的基業不能毀在自己手裡，他承受的壓力真不是一般的大。

有人說崇禎個人人品也不行，他多疑，內閣換了不知多少次，當然這是他身上的缺點，但在那種大廈將傾之時，腦子犯糊，不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故而官員也好，政策也罷老換來換去其實也可以理解。

畢竟崇禎只是一個勤勉的好皇帝，但並不是一個聰明絕頂的皇帝。

各種內憂外患加在一起，農民起義，天災頻發，後金扣關，只得說，大明朝的元氣已盡，任誰也改變不了了。

而崇禎吊死煤山，最起碼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他做到了。

所以明朝雖然有許多汙點，很多人也都在黑明朝。

但明朝不割地，不賠款，不和親，不投降的氣節確實沒哪個王朝做的到。

秋水暝

自己作的唄，那會兒有孫承宗，孫傳庭，盧象升，曹文詔，洪承疇，祖大壽等等，既有帥才又有將才。但崇禎剛愎自用，志大才疏，自身能力嚴重不足，一手好牌打個稀爛，這些人才不是被冤殺就是被逼棄官，或者崇禎微操把本會妥善解決的問題搞的更亂。

倆字，活該。

關鍵字: 崇禎 歷史 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