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占山戎裝照
父親馬占山，出身貧寒，在苦難的生活中奮鬥，養成他倔強的性格。他戎馬一生，不畏強暴，敢於鬥爭。儘管一生中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和缺點，但畢竟是英勇抗日，並敢於抗蔣介石之命。他對共產黨的認識，逐步明確，尤其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父親在政治思想上有了鮮明的轉變，對黨和政府產生了真摯熱愛的感情。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掀起，激發了父親的愛國救亡熱情，從這時他開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點認識，思想上產生了反對蔣介石對中國工農紅軍的“圍剿”，並要求蔣介石答應他重返抗日前線。但是，他的請求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蔣介石的答覆，父親憂心重重，隱居家中。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蘆溝橋事變，開始了全國的抗日熱潮，也使我父親重新走上了抗日疆場。那時，父親和我同住天津，他目睹日寇在天津的血腥暴行憤慨異常。7月底，父親帶了副官張鳳岐搭乘最後一趟火車逃出天津，又一次到南京要求蔣介石讓他重赴抗日疆場。蔣介石不得已才委任父親為東北挺進軍司令。
翌年5月，我父親率部進駐陝西省哈拉寨，蔣介石命令挺進軍歸西北行營胡宗南統轄。在東北挺進軍司令部內的軍械處長鄒大鵬、特務營長邰中復和秘書主任（兼機要秘書）粟又文等都是中共地下黨員。這時候，我父親對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言行有了極大的注意。如八路軍挺進敵後，積極打擊日寇（平型關大捷等等），有所耳聞，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壯舉深為欽佩。
1938年以後，我父親在綏遠（現內蒙自治區）黃油乾子和大青山兩次戰役中遭到嚴重損失，部隊急待整編和補充，即電請蔣介石，要求赴重慶彙報。後得到了蔣的允許，我父親帶領杜海山（交際科長）、張鳳岐（副官）等人去重慶。
從哈拉寨到重慶要經過榆林、延安等地，這時我父親倖運地第一次到達抗日聖地延安。在延安逗留的時間雖然很短，但他看到社會秩序井井有條，更使他興奮的是，處處沸騰著抗日的熱潮。這時，他對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在重慶，經過幾番周折，父親從國民黨政府取得了一點點給養。在那裡，他所看到的是國民黨軍政大員的花天酒地和社會上的兵荒馬亂，這與延安的抗日情景大不相同。父親在重慶看不到一點抗日到底的希望，心中十分苦悶。為此，他曾兩次去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中共副主席周恩來，每次會談都有一個多小時，走時周副主席都送到門口。
父親為一次令人難忘的會見而興高彩烈。一天，東北救亡總會會長王卓然請我父親吃飯，席上有周恩來和鄧穎超同餐（當時我愛人陶英麟也在席陪客）。父親聽了周恩來對抗日必勝的精闢分析後，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和鼓舞，一掃苦悶抑鬱的心情，充滿了抗日必勝的信心。後來父親每提起這次會見時，就說：“和周恩來見面給了我抗日必勝的信心，從那時起我思想上開始傾向共產黨了！”
父親離開重慶後，他又取道西安途經延安，返回哈拉寨。這次到延安，父親說是他一生中一次最有意義的政治生活。他帶領杜海山、張鳳岐等人，從西安到離延安約30公里地時，忽然看見許多山雞，父親的情緒很好，想到打獵，便取出一支由挺進軍駐西安辦事處長張瑞三送的雙筒獵槍，用它打山雞，打中了一隻山雞，不幸獵槍爆炸，父親的左手被炸斷四個指頭，因流血過多，失去知覺。
杜、張等立即給延安陝甘寧邊區政府打電話求援。當即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交際處長金城親自搭救護車趕來，將父親送醫院治療。經搶救止住了手指流血。由於流血過多，有生命危險，中共中央還派一名叫王康博的醫生來搶救，並親自動手術。交際處長金城和我父親說，中央領導請他暫留延安醫治，我父親聽到這個邀請，滿心喜悅，就留下杜海山和張鳳岐兩人，其他隨行人員都返回哈拉寨。
經過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父親的健康很快就恢復了。在延安治病期間，我父親住在特設的招待所裡，離毛主席住的窯洞不遠。父親非常幸運地多次見到毛主席。每次會見都在毛主席的住處，有時在白天，有時在晚間。談話時，多是毛主席和父親兩人，有時一直談到深夜。
毛主席詳細地介紹和分析了國內、國際的形勢和抗戰必勝的前途。毛主席希望父親對中共地下黨員多給幫助和掩護，多做些抗日救國的統戰工作。父親堅決地表示，我是槍口對外，絕不打內戰。這些談話給我父親以極大的啟發，對共產黨有了深厚的感情。
父親病癒後，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還為他召開了歡迎晚會。毛主席在會上對我父親的抗日行動予以很高評價，這對我父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也是他一生中難忘的事情。他看到中共方面的誠摯、寬厚、有力。會上，父親也講了話，介紹了東北抗戰的經過，把抗戰必勝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共產黨身上。
日寇投降後，蔣介石搶奪人民的勝利果實，宣佈把東三省劃為九個省區，併成立東北行營和東北保安司令部。為了欺騙人民，將東北耆老宿將都安排為東北行營政治委員會委員。我父親也被安排在東北行營委員會，任東北保安副司令委員。
他名義上是副司令，實際上並無實權，調動一兵一卒都不可能。國民黨統治面臨崩潰前夕，父親曾要求去黑龍江省掃墓，借這個機會想去故鄉尋找民主聯軍。他太天真了，國民黨怎會讓他去黑龍江省？當時在東北主持政局的陳誠不讓他前往，父親就以治病為名從瀋陽飛回北平。
在北平，他找到萬福麟、張作相等人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不要打內戰，蔣介石根本不聽。這樣，我父親回北平後說，蔣要打內戰，我決不再回瀋陽，也決不做打內戰的罪人。
從此，父親就在北平居住下來。1948年12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天津，不久解放。當時，蔣介石還想叫別人為他賣命，曾派飛機到北平要把東北軍高級將領張作相和我父親等人接去南京，我父親和張作相拒絕南逃，決心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解放軍包圍北平時，傅作義的思想極為苦悶、彷徨。父親曾和他商談多次，希望他早日和中共談判，把北平問題和平解決。我父親有一個好朋友叫蔡運升，曾帶了一位大學教授王之相到我家。父親和這位王教授見面後，情投意合，無話不談。
並談到如果傅作義能通過和平談判，可保護北平120萬人的生命財產，也可保護北平的文化古蹟。王教授還說傅能和平談判，中共是歡迎的。我父親聽到這樣的話十分高興，就帶病去見傅，對傅做思想啟發工作。並將王教授的話轉達給傅，曾經多次給傅進行和平談判鼓氣。
這時，我的侄女馬志清（她在北大學習，參加地下活動）多次把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告訴祖父。父親就馬上把消息轉告傅作義，勸他不能再等待，更不要做歷史的罪人。後來，傅作義在各種力量的促使下終於思想穩定要和平解決時，父親建議讓鄧寶珊作為和中共談判的代表。
1949年1月8日，王之相教授到我家和鄧寶珊見了面。王、鄧談得很融洽，1月14日鄧寶珊受傅的委任和中共談判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父親心情愉快地對我們說：“我能為北平和平解放出一點力，為人民做點事，算一生沒有白活！”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後，一天，我家突然來了幾個解放軍，問我父親“你怎麼沒有走？”我父親立即回答：“我為什麼要走？我是抗日的，我沒有打過共產黨，請你們告訴毛主席，說我馬占山沒有跑。”
北平解放不久，我父親就患病在床，雖然不能起床，但十分關心政局。當傅作義、程潛、張治中等人來家探望時，他們告訴父親有關政協召開會議及開國大典的盛況，他聽後竟感動得老淚縱橫，感奮不已。
解放後，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使我父親深受教育，思想、觀點從根本上有了轉變。他認為解放不到一年，北京情況已大有改觀。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十二年來惡性通貨膨脹被制止，物價開始穩定，他從心裡欽佩和熱愛中國共產黨。
有一次，我對躺在病榻上的父親說，我家住的衚衕也修了水泥路面。他又感慨萬分地說：“過去誰管你這條小衚衕，只有共產黨為人民做事！”有一次報紙登載，解放軍戰士挖北海中的淤泥進行疏通，我給他讀完報後，他沉入深思，的確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著想的政黨，逢人就說中國共產黨好，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為人民服務的好軍隊。
1950年6月間，有一天晚上我們接到毛主席派人打來的電話，邀請父親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當時父親已患癌症，不能出席。隔了幾天我接到毛主席辦公室的電話，詢問父親病情，並說如能參加會議即派車去接。但是由於病已嚴重，無法起床參加，這成為我父親的終身遺憾。
同年11月，父親病情惡化，精神仍清醒，他自知即將離世，讓我愛人陶英麟代筆留下了感人的遺囑。遺囑中除了家事外，還叮嚀子孫要跟著共產黨走。
他在遺囑中說：“……我親眼看見，中國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獲得解放，新民主主義順利實現，人人安居樂業。我生平中之新型國家，已建立起來。我雖與世長辭，但可安慰於九泉之下。我囑爾等務須遵照我的遺囑，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誠心誠意為新中國的建設努力奮鬥到底，實事求是為人，不可稍■，此囑。”
我一直遵照父親的遺言“誠心誠意為新中國的建設努力奮鬥”。解放36年來能積極為人民服務，積極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這與父親對我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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