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濱下教授（左一）在香港大埔漁港做調查。右一是濱下太太。中間是大埔漁港本地漁民汪先生。
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漢學家，曾任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龍谷大學等大學教授，現任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院長。
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經濟史、東亞經濟史、東南亞華僑華人史等。在上世紀80-90年代出版《傳統社會與庶民金融——新加坡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合會”與“銀信匯兌”》、《移民與商業網絡——泰國潮州幫與僑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等僑批相關的研究著作。
這些絕大多數出自閩粵地區移民的資金，最初是從家庭書信往來而產生，卻衍生出信用、外匯、投資活動，原始的經濟模式裡包含了現代金融系統的所有複雜功能。—— 濱下武志
華僑銀行票據再現閩南僑批業繁華。
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出版了數本僑批銀信相關的書，當時是什麼引起了您對僑批的研究興趣？
濱下武志：我從1970年代就開始對僑批經濟產生了興趣，適逢香港工作和生活，更經常關注華僑移民的問題。那時我很想去廣東、福建等華僑之鄉走走，但當時中國大陸還未開放，不便訪問，於是我選擇了東南亞地區作為研究樣本，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等華僑聚居較多的國家。
我希望能從學術、經濟和金融的角度去看看他們的生活。因為相對於發達和主流的歐洲銀行業來說，僑批反映了一種來自民間社會的非市場經濟活動，它與歷史和傳統的關係很密切，規模雖小，功能也很原始，卻能讓我們瞭解當時海外華人華僑民間資金流動的模式。
您對僑批的關注有多長時間了？研究過程中是否遇到過挑戰？
濱下武志：到現在為止，這項研究我已做了40年。每隔3、4年，我就會去東南亞一趟，停留一段時間，記錄這些僑批區的銀信匯兌業的發展變化情況。
遇到的挑戰應該有兩方面：首先是語言難關。我訪問的僑批區的華僑大多是老人，他們只會講閩南語、廣東話或客家話，不要說英語，連普通話也不會說。我只好請當地朋友來幫忙翻譯。另一方面，也因為是外國人，且有大學教授的身份背景，尤其訪問的主題是經濟——中國人一般都比較忌諱談金錢問題，尤其是對著陌生的外國人。所以，我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在溝通交流上，時常跑到華人區的老商店裡，與老人們聊天，最後真的取得了信任，和他們做成了朋友，他們甚至把自己家的賬本拿出來給我看，這讓我非常感動。
您作為一位半輩子都“僑居”在故鄉日本以外地方的學者，對於家書批信的重要性有什麼切身的感受體會？
濱下武志：是的，我從年輕時就一直在日本家鄉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奔波，與太太和孩子分隔兩地生活已有大半輩子。近年，太太退休了，從日本來到廣州和我一起住。她開始學習中文，獨自去菜市場買菜，我感到非常佩服、非常高興。
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對海外華僑在僑批中書寫的思鄉、思家之情是感同身受的。我在做僑批銀信的研究中也挖掘了僑批更深層次的含義，銀信的往來只是海外遊子與家鄉的聯繫的手段，它代表著一個個華人家庭的親情、血緣和文化的歷史。
2014年7月，濱下教授在香港大埔漁港做調查。左一為濱下太太。右一為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廖教
目前學者界對僑批檔案的研究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濱下武志：一直以來，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研究僑批檔案，例如1930年代的陳達先生，他從美國學習了人類學回國做調查，從人類學的角度寫了《華僑──關於勞動條件的專門考察》(英文版，1923年)、《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1938)、 《華南僑鄉》（英文版，1940）等著作；廈門大學的李明歡教授則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移民族群與跨文化，著有《福建僑鄉調查：僑鄉認同、僑鄉網絡與僑鄉文化》、《僑鄉社會資本解讀：以當代福建跨境移民潮為例》等書。
僑批檔案的成功申遺，很大地促進了它在文化歷史方面的研究。但目前而言，從經濟學角度進行的研究還不是很多，僑批中關於銀信、匯兌、水客等領域的經濟學價值尚未被完全開發。以後我們還有很多值得做的工作，例如建立一個僑批的經濟模式。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輕學者來參與這項研究。
那您認為這個僑批的經濟模式應該是什麼樣的？
濱下武志：在20世紀初約有400萬華人居住在東南亞，每年寄回家鄉的錢約5700萬元。這些絕大多數出自閩粵地區移民的資金，最初是從家庭書信往來而產生，但卻因進入了金融市場而改變了它的路線與性質，催生了各種投資活動，甚至引來了外資銀行的加入（例如匯豐、花旗和麥加利銀行，都是最早利用僑批路線和功能來東南亞國家投資），它們對跨華南和東南亞貿易區的貿易在金融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這些資金也成為中國與國際金融聯繫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海外華人匯往華南的巨大單向的現金流足以影響到匯率的波動。這種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衍生出來的信用、外匯、投資活動，是一種兼具體驗式和經驗式的非理論性的衍生金融。這個原始的經濟模式裡包含了現代金融系統的所有複雜功能，只可惜，其重要性一直被學術界所忽略。
客家人作為全球性的離散族群，您認為客屬僑批在其中的聯繫作用有哪些？它與潮屬、閩屬僑批的不同之處在哪裡？
濱下武志：在我的印象中，東南亞華僑中的客家社會有幾個較明顯的特點。一是
知識分子多，他們大多是學校老師或學者；二是客家人做生意時，多選擇以金融業為生，故客家人水客的網絡比較泛；三是在華人華僑的圈子裡，客家人作為少數派，卻擁有數量較大的僑批。他們大多都選擇條件艱苦、偏僻的地方去打工，非常辛苦，但卻很努力、活躍。有僑批藏家坦言，大多數僑批藏品都是從年輕一代僑戶手中買來的，“他們完全不在乎父輩祖輩的這些破東西”，您認為當代華僑/僑戶、特別是年輕一代華僑/僑戶，是否面臨著文化認同的斷層危機？這種危機是否同時存在於華僑與僑戶身上？
濱下武志：一定會有這樣的階段存在的。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在新加坡做訪問時，已經看到晉江會館在舉辦各種文化形、運動性的活動吸引年輕一代來加入會館，努力推進會館的延續。但如今的華人會館，基本都以老人為主了。但另一方面，
在全球化貿易的環境下，年輕人都在通過學習、工作和生意往來的形式，打開與中國原鄉的聯繫。僑批檔案的申遺成功，將對華僑華人歷史與未來產生哪些重要影響？
濱下武志：我認為僑批檔案申遺成功，最大的影響應是促進了華人華僑的文化認同感。通過各界多方面的宣傳介紹，將會有更多的華僑特別是年輕華裔參與進來，同時，學術界也因此能夠進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和交流。
收藏家魏金華先生收藏的一塊珍貴的“悅信”批局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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