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這是唐代詩人白居易所作的樂府詩《琵琶行》裡膾炙人口的一句。
曾見有人對此感到疑惑：江州在唐代是“上州”那一等的，上州司馬的品級為從五品下。按照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時的規定，文武一、二、三品官員穿著紫色常服【1】，四品穿著深緋色常服，五品穿著淺緋色常服，六品穿著深綠色常服，七品穿著淺綠色常服，八品穿著深青色常服，九品穿著淺青色常服。那麼，江州司馬白居易難道不該穿“緋衫”嗎？
注1：常服，此處指唐代官員在日常公務活動等場合中所穿著的禮服（或者說制服），有別於當時在祭祀、儀式、一部分朝會等重大場合中所穿著的祭服、朝服、公服、袴褶服等大禮服。
這位仁兄的誤解，源於他不清楚唐代官員的常服服色大體上是由其散官品級決定的。白居易創作《琵琶行》，乃是在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他這時的散官為將仕郎（從九品下），因此恰應穿著“青衫”。
另外，唐代在官員服飾制度上，還有“賜服”“借服”等來作為補充。
賜服，如“賜緋”“賜紫”。即在官員散官品級不達標的情況下，先行賜予緋服或紫服（針對宦官還有賜綠的），以示恩寵。
借服，如“借緋”“借紫”。則是在官員散官品級不達標，但其職事官或使職又已達到一定標準，與此同時卻又沒能得到賜服的情況下，可以在擔任該職期間，穿著任該職者被特許穿著的服色（但卸任後“借服”即失效）。
例如白居易於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量移【2】忠州刺史，其後他便穿上了緋袍——所謂“假著緋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正是因任刺史而得以“借緋”。
注2：被貶謫的官員，遇上大赦等恩典之時，可以“量移近處”，也就是從較遠的地方移至較近的地方做官。
而元和十五年（820年）的六月，白居易結束貶官生活，被召回長安。而此時卸任忠州刺史，回京擔任司門員外郎的他，自然不能再穿緋袍，而是穿回了青袍（因為他這時的散官依舊是將仕郎）——正所謂“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了。
於是，新的問題又來了——早在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便已進士及第，貞元十九年（803年）得到第一個職事官“秘書省校書郎”的白居易，怎麼在經過了十幾年後，散官仍然還是初入仕時的那個從九品下的將仕郎呢？
這是由於隨著唐代制度的發展、變化，對於文官而言，其相應的待遇（如俸祿）、特權（如門蔭）等等，同散官之間的對應關係是在逐漸弱化的。尤其到了安史之亂後，正六品上至從九品下的中低階文散官，其所繫之待遇、特權都已所剩無幾，也就形不成差別了。【3】
注3：當然了，（散官官品）六、七品著綠，八、九品著青的差別，在代宗、德宗諸朝，大致上還是存在的。不過，到了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青色”作為官員常服服色，實際上則被廢除了。
既然已無甚差別，那麼文臣散官的逐級晉升亦就顯得沒有必要了。由是，新的制度便在安史之亂後漸次推行開來：
文官在入仕獲得第一個散官（即“起家散官”）後，便不再逐級晉升，而只在檔案上做累加。直至累加到朝議郎（正六品上）後，再一次性從起家散官【4】晉升至朝議郎。比如白居易，其就是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二月，由起家散官將仕郎直接晉升至朝議郎。又如朱巨川，其於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八月由起家散官儒林郎（正九品上）直接晉升至朝議郎。
注4：通過不同途徑入仕做官的文臣，其起家散官也各不相同。進士出身，一般為從九品下的將仕郎；明經出身，一般為從九品上的文林郎。門蔭出身者的起家散官則往往要高一些。最高的情況是一品官之子獲蔭，其起家散官直接為正七品上的朝請郎。
這樣一來，不論對朝廷而言，抑或對官員而言，在程序和成本上都可以省卻不少。【5】
注5：即便僅就官員本身來看，晉升散官也是要直接付出錢財成本的。因為唐代晉升散官，需要以現任散官的告身作為憑證。而想要獲得散官告身，則是要交錢的。假使在中低階時嚴格實行逐級晉升，可就得頻繁交錢了……
於是中、晚唐時，長期停滯在起家散官的文臣，就遍地都是了。甚至還會出現下面這樣的極端例子——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四月，時任翰林學士的陳夷行升任宰相後，其散官依然是從九品下的將仕郎（起家散官）。【6】
注6：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兼太子侍讀、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陳夷行……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
——《唐大詔令集·卷四十九·陳夷行平章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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