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犹太人，康托洛维茨（左一，1895-1963）在德国的反犹浪潮中被迫提前退休，当时他才40岁，自嘲说自己可能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荣休教授。后来他辗转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任教，不成想又碰上了麦卡锡运动，只好再次辞职。 （资料图/图）
著名德裔美籍中世纪史专家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又译作坎特罗维茨）的经典作品《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终于有了中文版，收入“政治史学丛编”。丛书主编刘小枫教授为本书写了长达六十多页的中译本序言，说实话，我是不大赞成一个高度与原作者有明显落差的人物在一部经典前面如此长篇大论的。序文中提到康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的一段经历，说：“1950年代初，因麦卡锡事件与校方闹别扭，康托洛维茨又离开加州，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那里完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其实，这段简短文字背后有一个很震撼人心的故事，值得一说。
康托洛维茨生于德国的一个殷实的犹太商人家庭，曾在柏林、慕尼黑以及海德堡等不同大学读经济学，在海德堡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谋得教职。纳粹上台后，犹太学者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3年他被迫停止上课，1935年获准退职，三年之后他得到机会到牛津大学短期授课，1939年受聘赴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职。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逃过了纳粹的迫害，到了战后的1950年，他在美国这个自由大本营却迎来了“麦卡锡主义”的浪潮。出于对东方阵营扩张和渗透的恐惧，参议员麦卡锡煽动起清除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运动，政府要求公立学校的所有雇员都必须签署反共和效忠美国的誓言，否则就不得继续聘用。对此，加州大学教师们群起抗议，但最终绝大多数学者还是选择了妥协，在誓言书上签上了名字。令人意外的，康托洛维茨教授拍案而起，奋力抗争。他明确表示自己绝非左派，更非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依旧不能理解一些人对他的不理解：“既然你不是共产主义者，干嘛拒绝签字呢？”他疾呼：要求一个教授签署这类誓言是荒谬的，这损害了学术自由和更广泛的良心自由，事关学者和大学的尊严。他公开发表了致大学董事会的声明。其中的一段论述颇有意义，揭示了何以学者的尊严必须维护。他的话真是掷地有声：
世上有三种职业有权以身着长袍显示身份，即法官、牧师和学者。这身服饰表示穿着者心智的成熟，判断的独立性，而且直接对他的良心和他的上帝负责。它标志着这三种相互关联的职业的内在主权，他们绝不容许在胁迫下行动，绝不屈从于压力。
这所大学的董事会悍然将身着长袍者置于这种境地，通过施加那种令人生计受阻的胁迫，让他在无奈之下，要么丧失他的教职，要么丧失其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判断自由、人格尊严以及负责任的主权，这就是无耻和屈尊的行为，这就是对人的主权和职业尊严的双重羞辱与冒犯。
这次反抗酿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大事件，双方僵持不下（加州大学最终有31名教师因为拒绝签署忠诚誓词而被开除——编者注）。此时，两位流亡普林斯顿的同样是杰出中世纪研究专家的德裔学者——蒙森（Theodore Mommsen，那位同名的伟大罗马史学家的孙子）和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获悉他们这位老乡的艰难处境，共同向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任的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推荐并得到批准，康氏遂毅然辞去伯克利教职，来到这个声望卓著的研究机构，成为研究院历史学领域的教授，在此写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原书195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逝世。
《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资料图/图）
对于这个美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刘小枫教授居然将其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因麦卡锡事件与校方闹别扭”，姑且不说“麦卡锡事件”这样说法的不严谨，康氏捍卫学术自由与学者和大学尊严的壮举算“闹”的哪门子“别扭”？这个“闹别扭”的说法实在是太别扭了。此外，康氏后来任职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与普林斯顿大学是芳邻，读书之声相闻，但却是一家独立机构，刘教授说是他“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也是信手写来的错误。
（原题“康托洛维茨的抗争”，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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