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坡民，歷史學法律學專家，紀登奎之長子（紀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室工作，現已退休。
毛澤東帶頭降工資
紀坡民透露，1954年幹部定工資後沒再漲過，之後甚至還發生了“減薪”的插曲。據史料記載，當時中國實行24級幹部工資制。
後來，毛澤東又提出“降薪”建議。在這一建議的影響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資由此降為“每月人民幣404.8元”。
這樣的工資標準曾讓一些家庭負擔重的幹部感到生活費用“吃緊”。 中央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朱德過得最“窮”，因為要照顧的子女人數眾多。“劉少奇家裡七八個孩子，四百多塊錢的工資，王光美參加工作的資歷比較淺，比我媽還差十來年，我媽才一百多塊錢，她的工資肯定也不多。”紀坡民說，“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來了，日子過得也緊巴。”
政治局委員家裡住一個警衛班
紀坡民說，“有個中組部的工作人員跟我講，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籌備四屆人大，忙到夜裡一點多了，李先念說，還得說一會兒，給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個人，一杯四毛，這12塊錢是從李先念的工資里扣的。”
“李先念工資高一些，四百多塊，他敢這麼幹。”紀坡民說，“我爸從來不敢張這種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資二百多塊錢，這麼個扣法，家裡回頭沒法吃飯了。
當然，嚴苛之外，國家領導人還是有許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雖然紀登奎家裡的伙食費均要用工資承擔，不過買菜渠道與一般人不同。“炊事員買菜都去領導人特供的地方買，東西好一點兒。米麵油都是一樣的價錢，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買不到的東西，那裡能買到，種類豐富一些。”紀坡民說。
在安全保衛方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級別也比較特殊。“政治局委員家裡住一個警衛班，我們家是這種情況；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裡面是一個警衛排，像小平那時候的家裡。”紀坡民說，家裡的秘書、警衛員、司機、鍋爐工、炊事員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錢僱，是公家派遣。
“糧票之類跟普通人一樣，當時中國只有火車餐車上不用糧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糧票。”紀坡民回憶，“後來中央對高級幹部有了些照顧，開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時候，我爸媽跟我們不在一塊吃飯了，這是困難時期後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飯。”
關於服裝，在軍隊任職的免費發軍裝，出國的國家發置裝費，其他的都是一樣。“公家出600塊錢，在指定的店裡做。”紀坡民說，“我爸爸沒有西裝，有一套中山裝，只出了一次國，是去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出訪時給他做了一身衣服。”
除了國家配備的，紀坡民回憶說，家裡也沒有什麼電器，收音機沒有，自行車沒有，有1950年買的縫紉機，已經壞了，“我們家也不全是沒有錢，我媽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會過日子的人，他們不講究吃穿用。”
“葉帥說話了：總理，你給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紀坡民的印象裡，父親沒有禮拜日，也沒有逢年過節，經常是“兩眼一瞪幹到熄燈”。
“那一年過春節，政治局還在開會。葉帥（葉劍英）說話了：總理（周總理），你給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後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點多回來的。”紀坡民說。
除了超強的工作時長外，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紀坡民透露，這大約是順著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裡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
除了工作，領導人的文化娛樂生活非常少。僅國慶節有官方儀式的招待會，元旦和春節都沒有活動。
日常娛樂能數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電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捲，“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只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麼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這種活動經常也會惠及領導人的家屬。“我看過幾回那種過路片，他們去了以後，秘書通知家裡面，我媽就領著我們去。領導人在前，我們家屬在後，前後隔20米。鄧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紀坡民說。
據《瞭望東方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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