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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國際秩序的未來
作者：唐世平，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學系教授
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上臺和西方國家族群國家主義的興起，以及非西方國家的崛起，都對現存的以美國/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產生了挑戰，所謂“歷史終結”或“單極時刻”的持續性變得不再站得住腳。談到國際秩序的未來，我們現在處於令人焦慮的新時代。
本文提出三個論點：第一，更加註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將會持續存在，但其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將大大減弱；第二，形塑國際秩序的力量將會更多地自下而上且帶有更多的競爭性，而不像之前主要自上而下的強加；第三，由於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秩序已經停滯，而且也很難重新回到曾經的勢頭，區域秩序變得更加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國際秩序將會變得更加區域化和碎片化。
如果以上預測是可能的發展走向，那麼它的潛在影響將會是深遠的。首先，在西方世界以外製定規則層面將會面臨更多的競爭，但這種競爭的暴力性將遠低於過去；其次，區域間的協調與合作將會變得更加重要；再次，在推動善治的國際秩序層面，西方作為一個統一集團的觀念將不再充分和有效。
本文認為：基於其他研究發展起來的關於秩序的嚴格界定，當下國際秩序被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籤是一種誤導；將西方化當成現代化的時代即將終結，世界秩序中的規則將帶有更多競爭性，這種競爭性不一定意味著政治暴力或者道德敗壞；全球化的推進將會更多基於區域化、區域間談判與協調的基礎上；自下而上的力量將更多地參與到全球治理的改革中，而不像過去由自上而下的力量佔據主導。最後，本文還探討了西方的未來以及西方以外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並對一些關於後特朗普時代的思考和討論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1.糾正：以規則為基礎的非自由主義秩序
“秩序”這個術語雖然引起了很多關注，但還沒有被嚴格的界定或測量。例如，赫德利•布爾將“秩序”界定為“維持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基本或首要目標的活動（或行為）模式”，雖然他的界定得到了國際關係學界廣泛的承認，但還是存在嚴重的缺陷。秩序雖然約束和促進了主體的行為，但主體也能違反秩序。同時，秩序被違反並不意味著秩序不存在了，因為秩序本身並不能決定能動者的行為。更糟糕的是，如果秩序被界定為一種行為模式，我們用它來解釋有秩序的行為或者沒有秩序的行為時，就會發現這種定義存在循環論證的問題。
因此，本文在概念分析的基礎上引入更加嚴謹的“秩序”界定。簡要的說,在本體論層面，秩序是社會系統內部正在發生事情的可預測和規律性程度，這大致是因為社會系統內部能動者的行為、社會互動和社會結果都在某種規則之下運行。在操作層面，秩序能從四個維度來測量：範圍（一種秩序的覆蓋範圍）、權力相對集中或分散程度（暴力或非暴力）、兩個次維度的制度化水平（例如密度與深度）、秩序內部具體規則與準則的內在化程度。這個概念框架不僅能夠讓我們測量秩序，同時也能夠比較不同時空情境下的秩序異同，如表1所示簡要對歷史上幾個重要區域的秩序進行比較。
通過對秩序進行嚴格的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廣受吹捧的自由國際秩序僅在開放貿易（或經濟）意義上是自由的，而不包括政治意義上的自由。在這個界定下，只有“自由民主”的國家才能夠接近那個國民自願服從某種秩序的“理想”世界。因此，只有“自由民主”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政治秩序。相反，即使是在現存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之下，國家並非是通過選舉來自願服從這種秩序。因此，即使地球上每個國家都是自由民主國家，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秩序統治國際政治，但這並不是對現有的秩序可能包含許多帶有自由要素的特定規則提出異議。
對現存國際秩序所貼的標籤進行糾正是重要的，主要有四方面原因。首先，“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觀念是西方主要國家國際關係學者自吹自擂和缺乏批判性反思的產物。擁有權力的主導性國家是“自由民主”國家，並不能意味著他們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也是自由的。只要這個秩序是由勝利者強加的，這一秩序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其次，恰當地對當前秩序進行定義，有助於更具批判性地檢驗秩序。只有通過批判性反思，才有希望建立更好的國際秩序。再次，承認現有的國際秩序是不自由的。有人常常譴責對任何特定規則的修改行為，認為這些修改都會使現存國際秩序更加不自由，尤其是當這些對規則進行修改的行為來自非自由的南半球。實際上，即使支持這些規則修改的主體不都是“自由民主”國家，我們仍然應該採用審慎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來看待規則重塑或搭建新規則的嘗試。最後，因為自由國際秩序僅僅存在於開放貿易層面，所以在“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中，只要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能夠依靠和平手段在國際秩序中形成特定規則，秩序內部就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其整合和容納一個不自由的新興大國。
從嚴格的秩序定義中還可以推斷出幾個附加的關鍵點。首先，如果不是潛在的誤導，在理想類型中（權力為基礎、規則為基礎或準則為基礎的秩序）界定秩序並沒有太大益處，因為每一個秩序都是基於權力、制度和準則的混合體。如果基於權力、規則和準則的理想類型界定秩序，就會忽略了秩序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產物的複雜性；其次，更嚴格的秩序定義指出了秩序轉型的幾個直接原因：秩序所涵蓋範圍的變化、支撐秩序的權力分配的變化、秩序中關鍵制度的變化。因此，權力分配的變化雖然總是關鍵的，但它也只是秩序轉型的誘因之一。再次，將秩序的範圍和秩序的領域（例如經濟、安全）結合起來，就能夠得到一個不同領域多層次的秩序組合，例如，全球經濟秩序（例如產品、貿易和金融）、區域經濟秩序、全球安全秩序和區域安全秩序。總之，過去和未來的國際秩序都將是多樣的，而非單一的。
2.超越西化：超越權力的競爭性規則
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許多學者不僅認為全球化將會席捲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驅動本質上是一個西方化或者說美國化的過程。如今,即使美國的主導地位不會改變，這種短視（如果不是過於樂觀的話）的願景看上去也越來越站不住腳。
現存的國際秩序毫無疑問大部分由西方所主導，這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方面，西方一直是支撐當前秩序的主要權力來源，另一方面，塑造這一秩序的主要思想大多是從西方產生的。然而，西方的思想和規則統治世界而不受挑戰的時間已來日無多。兩個關鍵的發展推動了這一趨勢。第一，明顯的轉變因素是權力的擴散。隨著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以及來自非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的興起，西方國家不再擁有像以前一樣集中的權力，即使這種權力仍然是非常強大的。第二，因為思想是制定規則的關鍵組成部分之一，所以沒有必要過度集中權力以爭奪規則的制定權。規則的制定不僅取決於系統內部權力的擴散，同時也取決於更新更好的思想的產生。沒有了權力，新思想很難成為維護秩序的規則。沒有了好的思想，就不會有秩序的根本性變化，而只是秩序的起起落落。
塑造規則是塑造秩序的關鍵維度，權力和思想對於規則的制定都是不可或缺的。承認這些讓我們認識到，某些規則的改變不一定會破壞秩序的穩定。秩序本質上與一些不穩定因素相互兼容，尤其是那些既定規則和規範的改變。事實上，秩序只能夠通過變化來維持，所以它本身具有一些不穩定性，秩序能否平穩地應對變化和不穩定預示著其穩定性和韌性。如果一個秩序能夠平穩地處理變化和不穩定，則代表著這個秩序具有一定的韌性。當然，二戰後即使面臨著東西方之間的激烈對抗，國際秩序依然在沒有引起太多不穩定的情況下，成功實現了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因此，國際秩序未來的穩定和韌性主要取決於其是否能夠和平地應對和適應規則與準則變化的能力。規則和準則背後不同思想之間的競爭，以及推動規則發展背後的權力鬥爭不可避免。
如果說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內部有什麼真正的自由，那一定是思想在交流互動過程中的相互競爭。涵蓋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與其擔心思想在交流中的競爭，不如選擇歡迎規則和準則在國際秩序中的論爭，用思想的論爭代替雙方之間武器的較量。不願意接受或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是受到族群中心主義驅使的結果，必須明確的是，其他人的觀點也可能是積極的，接受其他人的觀點不意味著情感上受到羞辱。畢竟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人類社會一直在相互借鑑和學習，並由此推進了人類福祉的改善。
因此，智識的領導力而不是相對物質力量和其他支持是規則制定最有價值的組成部分，這在形塑未來的國際秩序上更加重要。在國際秩序的規則制定中，一個國家在某個特定領域所積累的專業能力而不是相對軍事實力，更應該成為判斷這個國家在規則制定中領導力水平的核心標準，這樣才能更好地推進人類福祉。傳統上，很少有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能夠被納入到國際制度中,這部分是由於非西方世界缺乏必要的實力支撐其思想，同時也由於非西方世界還沒有能力創造足夠好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非西方世界的社會科學家應該肩負起思想創新的責任。
例如，歐洲聯盟可以帶頭制定規則、減少不平等、提供全民醫療保障，保護勞工權利和尊重人權。相比之下，美國也可以率先制定鼓勵創新和技術產業發展的規則。同時，中國也可以為國際秩序的規則制定作出貢獻。在基礎設施建設、學校建設、減少貧困、經濟持續發展等領域，中國有豐富的經驗，應該在這些領域發揮更多引領作用，更好地向國際秩序傳遞信息。同樣，印度可以為維護多民族社會的民主制度提供寶貴的經驗。
事實上，應該允許不是大國甚至不是區域大國的國家在規則制定中擁有發言權。如果僅僅因為一個國家既不是大國，也不是“自由民主”國家，就拒絕讓它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這不利於推進國際秩序中規則制定的完善。事實上，一些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一直在為制定新的規則或修改部分現有規則上共同努力，尤其是在刺激和維持經濟發展方面。新開發銀行（ND，前身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成立是這一領域的第一個重大發展。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II）是近期的又一項雄心勃勃的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保留了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許多標準規則，同時也在努力尋求新的國際生態環境和規則。因此，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既要與傳統上由西方主導的老牌多邊開發銀行展開競爭，同時也要與之形成互補。事實上，除了美國和日本之外，大多數西方國家已經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員國。
3.更加區域化和跨地區的全球化
交疊的區域秩序會成為未來國際秩序一個關鍵組成部分。雖然歐盟是我們考慮區域主義時會聯想到的模本,但我們不能總以歐盟為標準思考區域主義。根據托馬斯•沃爾傑（Thoms Volgy）等人最近的一項研究，除南亞外，擁有單一大國（如北美）的17個地區往往是最和平的。相比之下，沒有大國的地區更容易發生暴力，比如中東。因此，當一個地區缺乏地區強國，或者一個地區強國不能或不願（或兩者兼而有之）建立和平的地區秩序時，該地區往往不那麼和平。相比之下，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主要是兩個）大國的地區，其結果取決於地區大國能否合作。區域大國合作往往產生和平（如歐盟），而缺乏合作（如東亞）往往更容易發生戰爭。
西歐在二戰後基本是和平的，主要原因在於德國和法國之間選擇相互合作。同樣，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合作日益密切,所以中亞可能成為和平地帶。相比之下,東亞的未來看起來是令人擔憂的，既有美日同盟與中國之間的較量,同時許多區域國家也不願意接受先前的日本或者是現在中國在地區的領導角色。事實上，東亞峰會旨在建立一個只有東亞國家參與的更加一體化的東亞，但隨著峰會的失敗，東亞似乎缺乏一個真正的區域項目，至少目前還是如此。
這對於全球治理意味著什麼？本文認為，區域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重要。只要這些地區集團（甚至勢力範圍）是以規則為基礎，通過和平方式建立的，當前的國際秩序就可能比只有一箇中心的秩序更加穩定、更具韌性。的確，我們可以令人信服地說，二戰後的國際體系之所以如此穩定，正是因為許多地區通過建立更多以規則為基礎的地區秩序，使地區和平得以制度化。所以關鍵不在於一定要有一個規則制定者，而在於每個地區都有規則的存在。
在此不妨回顧一下，“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也是在冷戰之後才延伸到西半球以外的地方，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一個秩序能夠覆蓋到全球。縱觀歷史，許多區域秩序都存在過，但並沒有一個涵蓋全球的秩序。儘管許多區域霸權會嘗試建構能夠管理大部分區域內部問題的區域秩序，但很少能夠與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背道而馳。那些認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將會走到盡頭，並被另一個全球霸權支撐的新秩序所取代的觀點是很難能夠被證實的。
我們因此應該更加歡迎不同地區的區域主義項目，因為當區域能夠處理好自己的內部事務時，整個世界會更加安全，善治也才更能夠實現。事實上，如果區域國家能夠管理好各自的區域事務，那麼這些地區更能禁得住特朗普霸權下的挑戰。畢竟，所有現有的安全共同體幾乎都是在區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如果區域日益重要，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期到區域間關係對於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性。這種區域間互動有三種可能存在的類型。第一種是區域外霸權（EGPs）選擇與區域國家共同努力或者共同對抗其他地區的區域主義項目。區域外霸權（像歐洲秩序中的美國）和區域霸權（歐洲中的法國和德國或者東亞中的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區域內中小規模的國家如果能夠意識到合作比對抗更加重要，那麼它們更可能選擇共同致力於合作。在這個方面，美國一直是傳統的區域外霸權。然而當下，歐盟和中國更可能加入這個行列。可以說，亞歐首腦會議、中非首腦會議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都是歐盟和中國在其他地區可能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倡議。從目前情況可以看到，亞歐首腦會議和非洲聯盟—歐盟首腦會議這兩項區域間倡議對區域內一體化和區域秩序的建立幾乎沒有太大裨益，因為其中一個區域內的國家並不喜歡一體化的擴展。
第二種類型是區域內組織（像歐盟、非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和上海合作組織）能夠選擇相互合作以創造新的區域間合作框架或倡議。這些組織能夠將不同區域聯繫在一起，或者至少加強了彼此的聯繫。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區域是否具備更加成熟的區域主義項目能夠引領區域間合作。例如，歐盟和東亞，甚至是歐盟、東亞和非盟是否能夠共同合作。
第三種類型是不同區域霸權間的彼此合作。在許多議題上，美國一直是很多國家傳統的合作伙伴。但是現在有了特朗普，至少在特朗普下臺之前，主要的區域國家將會重新考慮它們對美國的溫和主義路線是否仍然是可靠的。例如，中國和日本能否與拉美的阿根廷和巴西、或與南亞的印度展開更加緊密的合作？同樣，法國和德國能否與中國和日本更緊密地合作？總而言之，由於區域變得越來越區域化，開放密切的區域間協調與合作可能將成為新興多元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
4.改革全球治理：更加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根據上述對於秩序的定義，作為全球治理關鍵組成部分的規則或制度，與秩序覆蓋範圍和權力相對分配情況，共同構成國際秩序的三個維度。因此，改革全球治理就是要從國際秩序的一個方面進行改革，在建立新規則的同時，對舊規則進行修改（或修正），特別是要保留那些仍然能夠發揮關鍵作用的舊規則。二戰和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秩序，因為它們主要是由美國及其盟國強加的。維持這種現狀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制定規則和改革全球治理方面，現在正從自上而下的風格轉向更加自下而上的風格。
這背後有兩個關鍵因素在發揮作用。其一，過去國際秩序的轉型主要是戰勝國強加的過程（例如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91年）。大國之間發生大戰的可能性降低，明確的贏家和輸家變得越來越難以出現。因此，很難有一方能夠掌握足夠大的權力和道德影響力對戰敗一方或其他國家強加世界秩序。第二，西方世界權力的擴散使得一個國家強加秩序的能力不復存在。至少自1648年以來，只有國家才掌握有集中的權力。相比之下，在今天這個“扁平”的世界裡，儘管國家仍然是關鍵參與者，但國家以外的主體在制定規則層面也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因此，所有的發展趨勢都指向了多元主體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
另外，區域化的趨勢也意味著全球治理將會受到區域主義項目的制約。圍繞區域化、特定議題或特定領域制定的規則將會成為常態。氣候變化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重要特定議題，因為它正在被區域和次國家行為體所推動。科學家聯盟和草根運動在推動環境保護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議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儘管南半球國家的參與嚴重不足，但次國家的參與者在制定未來的環境保護規則方面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而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協調大多陷入停滯。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在不同的領域和維度中存在許多區域性的秩序，這意味著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動規則制定，而不是自上而下。
同樣，非政府行為者在質量管理、透明會計和企業責任等領域取得了關鍵進展。雖然ISO證書制度和企業環境保護責任等許多重大變革主要來自企業界,但它們在更廣泛地塑造全球治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質量管理和企業責任,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問題就不太可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全球治理不再是國家的專屬領域。非企業非政府行為體也在積極採取行動。藝術藏品歸還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一個受害國會要求他國歸還其被盜或被搶的藝術珍品，他國也會同意歸還，但實際的操作過程主要還是由博物館、藝術家及其協會來推動。
最後，我們不應該忘記技術突破所產生的影響。資本主義制度將繼續不懈地追求科技進步與利潤，從而為支撐國際治理的規則帶來深刻的改變,尤其是在那些通信、物流、電子商務和旅遊等領域。
所有這些發展都指向了自下而上形塑國際秩序的力量,這些力量涵蓋了多元化的主體和倡議。例如，全球的城市可以與草根運動一同合作，在其他領域向各自的國家政府進行施壓，就像當國家主導的倡議（如《巴黎協定》）停滯不前時，草根運動可以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作用一樣。但是問題仍然存在，即我們是否能夠有效應對讓多個主體在重疊的領域競爭規則制定權所帶來的挑戰？然而，這似乎是我們當下和未來將會面臨的重大挑戰。
5.超越西方：未來的現代性
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上臺之前，西方世界內部的裂痕就已經很明顯了，這從如何處理全球氣候變暖、非西方國家崛起以及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政權更迭問題上就可以看出來，但本文並非在預言西方的衰落。沒有西方的全球治理依然是難以想象且不可取的。在許多問題的解決上，西方和非西方都應該在西方以外尋找合作伙伴。有些問題的解決需要非西方國家的合作，而有些問題則需要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協調。因此，西方國家需要減少自我中心主義，在國家邊界之外尋求更好的國際秩序。更重要的是，如果西方國家將自身當成現代化進程中永恆的例外,而不是尋求更加包容的現代化推進項目，這樣反而會阻礙現代化進程。
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內部族群中心主義的崛起，對於未來的國際秩序到底意味著什麼？從政治上說，它意味著更多的“美國優先”“英國優先”“德國優先”等等。如果是這樣,它將會加劇西方內部的分裂。從經濟上說，這將類似於我們近年來看到的情況，即保護主義抬頭、貿易開放減少。這兩種趨勢都將對當前秩序的運作構成挑戰。
對於西方的未來而言，有兩個重要層面必須予以考慮。首先，即使面臨著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但西方國家依然是現存國際秩序的重要參與者。因此，對國際秩序的未來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特朗普的一系列舉措會對國際秩序造成何種傷害？特朗普的執政期終將結束，但特朗普主義（暫且用該標籤來指代特朗普的政策和理念）可能在未來仍將是美國國內政治的潛流。
這對國際秩序而言意味著什麼？
首先，特朗普的舉措與特朗普主義對於美國在世界中的角色與權力，包括美國領導力的合法性是否會產生一些持續性的影響，甚至是持續性的危害？美國維持權力的韌性是否會讓特朗普的舉措和特朗普主義只是曇花一現，而不會產生持久影響？此外，即使美國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國際秩序，世界是否會發生巨大變化，以至於美國需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尋找新的角色來發揮領導作用？
其次，也是第二個關於西方的重要問題，即在不久的將來，所謂西方的一致性或同質性觀念是否會基本上存續下去？這種觀念是否還應該在西方內部和外部持有特殊的影響？在西方內部，統一西方的觀念無疑向外界展示了一種安全感、團結感甚至是優越感。但這些觀念也會使得西方難以與非西方之間達成合作。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是否意味著西方會變得不那麼西方中心主義？或者因為非西方國家的分裂，西方的概念仍然會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關鍵？
二戰以來，美國和歐盟（通常一起）一直是世界秩序默認的領導者。在幾乎所有關鍵問題上，大西洋兩岸都更願意把對方作為首選合作伙伴。然而，如果以西方為中心的秩序真的希望將世界其他地區融入現有秩序，那麼歐盟與其他關鍵國家和地區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將是有益的。這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和歐盟自身經歷著治理和民粹主義問題上都是如此。一方面，特朗普似乎認為美國應該用追隨者來替換那些昂貴且不再是必要的合作伙伴。所以關鍵的問題變成歐盟是否能夠與其他國家和區域組織一同合作，例如，非洲聯盟和歐盟能否合作減少貧困？歐盟和亞洲能否共同努力促進貿易？同樣，中歐能否建立穩定的夥伴關係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促進非洲經濟增長？
只有歐盟和其他區域組織和國家不再將美國視為唯一可能的合作伙伴，以上這些推測才有可能成為現實。對於許多國家而言，至少在特朗普下臺之前,它們還需要花很長時間重新考慮是否以美國為中心仍屬可靠的這一重大問題，例如，歐盟和中國是否能夠形成穩定的夥伴關係取決於雙方是否真的能夠正視對方，在不以美國為中心的情況下達成潛在的合作？同樣，既然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政策，歐盟和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之間是否能夠為全球治理的規則提出更好的思路，填補政治權力的真空？這對於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來說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西方和非西方內部的合作伙伴關係，同時也需要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合作。這種對美國中心主義的排斥，不管是不是暫時的，在未來幾年裡對於形塑未來國際秩序的治理規則都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6.國際秩序的未來
西方世界一直認為國際秩序總體上是良好的，以至於忽視了秩序之下存在的大量不公正現象。這也是對國際社會許多不公正問題視而不見的主要原因,併成為了國際反自由主義的強大集結點。西方世界的不公正很大程度上與不平等息息相關，然而，世界其他地方所經歷的不公正涵蓋從殖民主義及其後果（像國際依附），到政權轉型所帶來的內戰、饑荒、難民危機和人口流離失所等諸多現象。如果不正視當下對於自由主義的抨擊，我們很難理解目前由奉行“自由主義”的西方所支撐著的國際秩序所面臨的危機。當下，對國際秩序採取更加清醒、批判性的態度，揭示其中存在的不公正現象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以一種批判性的態度進行分析可以避免當前國際秩序研究中存在的很多有害的“正面偏見”。許多研究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領軍人物通常含蓄或明確地假定（並因此更加關注）國際制度和秩序中“仁慈、資源、合作和合法”的一面。然而，由於秩序往往是由權力所創立和支持，所以它們能夠減少人類福祉的可能性也是真實存在的。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頌揚現存的國際秩序或是重塑它，而是應該揭露其內部的虛偽、不公正與不合法的層面，並加以改善，同時不否認某些秩序確實增進了人類福祉。
未來的國際秩序儘管可能具有後西方性質,但仍然會是以規則為基礎的。關鍵的不同在於非西方國家以及其他崛起的力量會在未來國際秩序規則制定中發揮更多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未來的國際秩序將會是多元主體和觀念競逐的事業，涵蓋重疊區域、次區域和多元全球秩序。總而言之，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不那麼以西方為中心，不同主體相互競逐的多邊主義時代。在一個日益相互依賴的世界裡，有一條準則可以用來理解全球甚至是國際層面的治理，那就是：沒有任何國家，尤其是全球和地區霸權國家，可以自私自利而又獨善其身。（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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