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的靈魂裡，天生一種不安分因子。從大學教師，到金牌律師，到“牧豬人”，再到鄉村建設探索者，他的職業角色轉換，大約10年一個週期。
這位現任郴州市土裡巴吉生態農莊有限公司負責人、郴州市好人協會副會長，來自鄉村、牽掛鄉村、回報鄉村，最終選定鄉村作為自己生命的落腳點和歸宿。他非常自豪地將自己定位為“鄉村知識分子”。
短平頭，大鬍子，爽朗精神，一派鄉村山野氣息，何勇在莽山整整10年的鄉村建設實踐和鄉村發現，極具創新意義和普適價值。他是“跳石子模式”的創造者，是鄉村好人中的好人。
何勇在大學學的是政教專業，1986年分配到郴州師專工作，教政治課的同時，自學法律，取得律師從業資格。這期間，從農村起步的中國改革開始漫延向城市，一場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運動在全國掀起。1994年，何勇再也按捺不住熱血湧動，毅然辭去教職，改行做了專業律師。
何勇在跳石子瑤寨
在郴州的六年律師生涯，何勇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被聘為市政府和市長的法律顧問。他是當地眾多同行中的翹楚。他在幾篇學術論文中提出的觀點，影響了國家對兩條民法的修改和解釋。
2000年，何勇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在廣州，他辦起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風生水起，轟轟烈烈，一年到頭有做不完的案子，有應付不完的飯局。何勇接的多是上市公司的訴訟大案，豐厚的收入也遠不是在郴州的六年所能相比，他感覺到了律師行業真正的春天到來了。
“日進斗金不再是神話。”何勇的妻子劉紅霞後來回憶這段時間的紅火事業時這樣說，“那時，一年隨便也收入好幾百萬！”
但何勇的身體卻不行了——1.6米的個頭，體重竟達90公斤！走路都喘氣，上樓只能一步一停。胖之外，還查出十幾種病。
2009年，何勇把律師事務所交給幾位年輕律師打理，來到莽山妹夫家休養。他在一個叫“釣魚坑”的地方，搭個棚子住進去，每天山上山下跑5個來回，半年後體重降下來了，那些雜七雜八的病痛也不知不覺消失了。妻子勸他回廣州去，他卻不肯走了。
何勇看到這裡的山民還窮得很，他調查了幾個村，人年平收入都沒超過2000元。村民只管往山外跑，好些村子成了“空心村”。但在何勇看來，這裡的好山好水恰是最了不得的寶貴資源。他勸村民們搞特色種養，搞“農家樂”，搞鄉村旅遊。“搞不起！搞不起！”山裡人個個搖頭。何勇決定自己來帶這個頭，給這裡的村民做個樣子出來。
“所有的家人和親戚都反對！”劉紅霞說，“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家裡沒有一個人同意，他家在農村，又很窮，但我堅持，後來證明我沒有看錯。現在他放棄年收入幾百萬的好職業不做，硬要到山裡來搞種養，我怎麼也想不通！”
但何勇認定的事，誰也改變不了。
一個學政教、學法律的人，先是全副心思苦鑽蘑菇種植、石蛙養殖技術，取得了連專家也不可思議的成果。接著，他又開始鑽研黑豚良種養殖技術，讓湘西黑豬與本地山裡野豬進行自然雜交繁殖也成功了。他被請到好幾所農業大學講學，好多人聽得一驚一乍。
何勇講他的黑豬不叫黑豬，叫黑豚。因為日本鹿兒島也有一種“黑豚”，在歐洲市場賣得很好，他要與鹿兒島黑豚比一比。在莽山的高海拔竹林裡，黑豚呼吸最新鮮的空氣，喝最好的山泉水，有自由活動的廣闊空間；他的飼料是天然型發酵飼料，摻入大山裡的中草藥，杜絕任何抗生素和激素；他設計的豬棚，每間1.3米寬，這是他觀察到的野豬在山上窩洞的寬度，大一點小一點它都不會進去；黑豚的繁育，也是純自然完成，去除人工干預……
何勇這樣總結自己的黑豚養殖法：動物有自己的生存倫理，但人把這個倫理破壞了，我的做法是反工業化、反人為干預，讓豬恢復到它本來的生長和生存秩序……
專家們終於點頭了，紛紛跑到莽山來考察研究。莽山黑豚品鑑酒店也隨即建起來，高品質黑豚肉，獨特的烹煮方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黑豚一批批運銷到沿海城市，每公斤售價達到200元以上。這讓莽山的村民看到了山嶺土地的新價值，看到了大山的前途和希望。
何勇和他飼養的黑豚
何勇的家鄉在北湖區華塘鎮，父親是村裡的老生產隊長，但大集體生產時，村裡家家戶戶缺吃少穿。記得有一年，何勇家裡養的一頭豬死了，一家人都哭了。一頭豬那時就是全家一年收入的半壁江山，吃油、吃鹽、穿衣、穿鞋全靠它。
1982年，何勇考上了湖南師範學院政教系，父親挑著母親做嫁妝的兩隻舊木箱送他到學校報到。他很上進，在大學入了黨，擔任學生會主席。但何勇印象深刻的是到了這裡才真正不餓肚子了，班裡女同學吃不完的飯菜票都往他手裡塞。大學畢業時，他主動要求回鄉下去。
“我有一種割捨不了的鄉村情結。”何勇說，2014年，莽山西嶺村跳石子村民趙王保等向他拜師，要求他上跳石子開闢新的黑豚養殖基地，他幾乎不假思索地答應了。
何勇建議村民組成一個專業生產合作社，以合作社與他的土裡巴吉公司合作進行開發。跳石子合作社提供山嶺場地，每股象徵性出資4600元，土裡巴吉公司提供豬苗、技術和資金不足部分。合作社一方擔任董事長和財務總管，土裡巴吉公司一方任總經理和技術指導，雙方各佔股50%。
合同簽訂兩天後，第一批70頭豬苗就送到跳石子山上竹林裡。這片竹林幾千畝，長期來自生自滅，如實行輪牧，合理控制黑豚投放數量，既可搞好林下養殖，又有利於竹林的墾複。
為了做好技術指導，何勇帶著被子住進跳石子瑤寨。那是一棟閒置多年的土坯屋，靠近山上的養殖場，也靠近一片墳地。第一天晚上，睡到半夜何勇就醒了，心裡記掛著小豬在新環境的適應情況，立刻爬起來，打起手電往山上走。當時清明剛過，月光下，墳地裡到處是搖搖曳曳的紅綠紙花，但何勇心裡頭卻有一種異樣的振奮。何勇意識到跳石子瑤寨新的一頁翻開了，作為這臺戲的導演，自己責任重大，這臺戲只能唱好，喝出彩來。
何勇臥室的寫字檯上，擺放著幾部厚厚的《動物志》《植物學》《生豬養殖學》，以及晏陽初、梁漱溟、費孝通等人關於鄉村建設的著作。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對鄉村改造和鄉村建設的獻身精神，有一種血脈相連的傳承，心相通，魂相融，一代接著一代。
合作社與土裡巴吉公司合作經營的項目包括三大塊：黑豚養殖、品鑑酒店和市場營銷。起步階段，三個方面的工作何勇都得親力親為，有時甚至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如發酵飼料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品鑑酒店菜品的品質和種類的設計，營銷中每擴張到一個城市時人、財、物調度的大量紛繁工作，他事必躬親，一一過問。作為共產黨員知識分子，何勇在新時代的鄉村建設探索中更紮實，更深入，更注重實效。
2018年7月，何勇參加在貴陽舉辦的生態文明和反貧困國際高峰論壇應邀發言。
為了辦好跳石子黑豚品鑑酒店，何勇關閉了自己公司設在莽山街上的一家黑豚酒店，公司每年要減少60萬元收入。妹夫周炳輝是公司的合夥人，有些想不通，何勇說：“我們日子好過了，不能只顧自己，忘記了還在貧困中的鄉親！”妹夫一咬牙說：“好，為了莽山的發展，大哥能犧牲，我也能付出！”
為了提高村民的文化和技術素質，何勇在瑤寨辦起了“農耕講堂”。每個月他都要到學堂親自授課，同時請專家、學者和法律工作者到“農耕講堂”講實用科技知識，講國學，講法律法規知識。何勇還特邀廣東食品藥品學院和廣東中醫研究所在跳石子瑤寨建起教學實踐基地，增進相互融合和交流。這個深山瑤寨的文化氣息濃了，村民的視野開闊了。
人們進進出出，親切地叫著何勇“何老師”。何勇有空就在寨子裡走，這家坐坐，那家聊聊。從垂垂老者，到三歲童稚，都喜歡親近他，都說何老師人真好，沒有半點架子。
也有人稱何勇為“新鄉紳”，但何勇自己沒有把自己當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和恩賜者，他尊重瑤寨的每一個村民，虛心向村民學習，甘當瑤族群眾的小學生。
何勇說：“特別感到一種壓力，這裡的村民為了搞好合作社的生產，把自己的孩子紛紛叫回來，有的在外面收入很可觀。那麼多人看著你，你只能搞好，不能搞砸。”
在企業的運營過程中，他嚴格按公司章程辦，確保社員始終是企業的主體，處處當家作主。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股東，始終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因此，合作社的內生動力充沛，不向政府伸手，不裝窮叫苦，碰到困難，大家齊心協力想辦法解決。合作社成立4年來，只申請了20萬元政策性扶貧貸款，其餘都是社員們自籌解決。何勇說：“從來沒有看到鄉村農民這般高漲的熱情和積極性！”他深信，鄉村新合作化的路子走對了。
土裡巴吉跳石子生態農業有限公司，實現了當年投產當年收回成本並贏利。2015年底，合作社社員每股（戶）分紅5200元現金、10斤黑豚肉。2016年—2018年，每股分紅均在這個數以上。為擴大生產，積累部分大大超過分紅部分。黑豚存欄數由2015年的150頭，增加到現在的400頭；黑豚酒店席座由最初的6桌，增加到現在的16桌。固定資產投資每年遞增31.5%，目前公司總資產已超過400萬元。
2017年，跳石子瑤寨整體實現脫貧。（原載《郴州日報》，此文有編輯刪減。作者： 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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