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末、 2019 年初，王人博又出了兩本“不務正業”的書——《業餘者說》和《你看我說》。前者是他和學生的答問錄，談魯迅、政制和國性、表達的技藝與語境等；後者是他的微信朋友圈狀態精選集。從 2014 年到現在，他發的朋友圈幾乎全是一樣的格式——富有意味的一句話和一張圖，非常行為藝術。
“不務正業”是王人博長期以來的特點。他不熱衷寫專業學術論文，日常生活中一般也不會讀專業書，而是喜歡讀文學、看電影、聽音樂，還會寫一些文學和電影相關的隨筆，上課時也會給學生推薦文學、音樂和課外書，樂此不疲。
王人博的專業是憲法學。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學術雜誌《政法論壇》的主編，主要致力於近代中國憲政史的研究，著有《法的中國性》、《中國的近代性》、《孤獨的敏感者》等。
他 1958 年生於山東萊西，中國恢復高考後，他在 1979 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後改名為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學士（1983）和碩士（1989）學位，後又去中國政法大學唸了博士（2001）。學士畢業後，他留校任教近 20 年，曾任《現代法學》和《西南政法大學學報》主編。 2002 年，他去了中國政法大學，任教至今。
上面是個略官方的簡介，王人博自己在書裡還有另一個版本的自述：“王二黻（wolf），來自北方小村，現蟄居北方一個都市。年早過不惑，仍是迷迷糊糊。生命的流程是這樣的：該上學時在種地，該賺錢時在讀書。如今大家都忙了，我仍閒著，除了看點書、教點書、寫點字外，還想點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
他是學校最受歡迎和最具個性的老師之一，被很多人尊稱為“王大爺”，覺得有趣。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認為，他是“中國法學界深具人文情懷與批判精神的學者”。
而王人博這種人文主義氣質可能也正是他願意並樂於成為業餘者或者閒逛者的原因。他最傾心的知識分子也具有這種精神氣質，比如魯迅、竹內好、本雅明。
“我記得愛德華·W.薩義德的一句話，他說要維持知識分子相對獨立，就態度而言，業餘者比專業知識分子更好。這句話為我這樣一個業餘者找到了一種生存的正當性。……也就是說，學科不論劃分的多細，我們不論有多專業，但是學科之牆，永遠關不住人思維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作為業餘者沒什麼不好，業餘者有一個最大的好處，那就是永遠對這個世界充滿熱情，永遠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心，所以他要去閱讀，要去思考。這可能就是我認為作為一個不太務正業的法學工作者，能給大家呈現的一種思考所得的知識樣態。”王人博在 2018 年的一場演講中說。
王人博的“正業”其實很好。他的學術路程前後可以簡單分為西南政法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兩個時期，期間他也經歷了學術轉型。
西政時期，他和好友程燎原合著過兩本在法學界影響很大的書——《法治論》和《權利論》（《法治論》姊妹篇，原名為《贏得神聖：權利及其救濟通論》）。其中，《法治論》是中國法治理論最初的系統研究。
“這一選擇既源於專業上我們共有的激情與湧動，也帶有對歷史與現實的某種反思，而反思的契機則來自於一個景物所形成的心理震顫”。這個景物指的是重慶沙坪壩公園的“紅衛兵墓”，裡面大多是十七八歲死於“文革”武鬥中的孩子。“他們倒下的時候是英雄，死後卻成了真正的葬品。他們用自己荒謬的死嘲弄了歷史的荒謬。他們躺在那裡為了證明一點：中國不僅需要安頓社會的法制，更渴求一個立於法治之基的社會。我們以一個倖存者的身份並帶著青春的熱情向法治發出籲求，要為一個文明社會的立基而提燈夜尋。”王人博在《我這30年：學術，一種選擇性記憶》一文中寫道。
但是，現在回憶起這些作品，王人博覺得，這兩本書表達的是那時一個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國家和社會。這也是法學界主流的規範主義思路。不過現實的狀況是，應然未必能代表實然。
那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差異？王人博感到困惑。這時，來到法大的他正好讀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劉禾的《跨語際實踐》，覺得找到了理解這個難題的方法。因為如今中國的法學概念都是來自西方，但中國借用過來後，並不是當初的模樣，所以他嘗試用跨語際實踐的視角，考察如憲法、民主、民權等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流變，認為近代中國憲制思想的基本範式是“富強為體，憲製為用”。西方憲政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被近代中國的實用主義肢解了。因此，他也從規範主義思路轉向了對近代中國憲政思想史、概念史、觀念史的闡釋和研究。
在《桃李江湖》中，他曾提過研究這段歷史的感受：“一個美國的憲政主義者不值得中國人稱頌，因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一箇中國憲政主義者那種痛苦，正像一個意大利的足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國球迷的痛苦一樣；美國的憲政主義者是美國成功的產物，而中國的憲政主義者是中國近代以來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結果。”
近些年，隨著年紀和閱歷的增長，王人博讀書和思考的關注點從“思想”轉向“行動”，關心像張之洞、阿 Q 這樣的行動者。在他看來，晚清以來，中國不缺乏思想者，但再好的思想在實踐層面總是變形走樣。中國的問題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
但是，相比一些法學同行，他不是“登高一呼”的人，也不是努力掙錢的人，雖然關心國家社會，但希望做個獨立的旁觀者，“業餘者的信條是：自己就是自己，沒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他的學生、作家羽戈也對他有類似感受——他孤標傲世，不熱衷，不盲從，不左不右，不屬任何派系，甚至極其厭惡在中國政法學界風起雲湧的派系之爭。……他正諄諄告誡臺下的學生：欲求解放，必須自主；欲求自由，必須獨立。
2018 年末，我們在王人博的辦公室見到了他。頭髮花白的他帶著圍巾，抽著香菸，用有點山東口音的普通話和我們聊起了他眼中的憲制、國家和個人等話題。而這位年輕時夢想成為約翰·列儂的搖滾青年和曾經滿腔熱血希望中國按照理想國家和社會往前走的法學教師，心境和想法早已截然不同。關於未來，今年 61 歲的王人博向《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感慨道：“有一個樸實、簡單的想法：有生之年，見不到大的動盪，見不到戰亂，中國折騰得已經太久了。我感覺自己是幸運的一代中國人，想想嚴復那一代中國人，自己挺知足的。”
Q=Qdaily
王=王人博
國家的強大不能代替個人的強大，尋找一個平衡點很重要
Q：你認為“富強為體，憲製為用”是近代中國憲制思想的基本範式。西方憲政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被近代中國的實用主義肢解了，一部分給了“戊戌”，一部分給了“五四”。因為 2018 年是戊戌變法 120 週年、 2019 年是五四運動 100 週年，所以想問你為什麼說西方憲政文化的一部分給了“戊戌”，一部分給了“五四”？這都帶來了什麼後果？
王：這個話題講起來比較複雜一些。憲法也好，憲制也好，它原生地在西方，從那塊地長出來的東西肯定適合於它那塊土壤。我們要把它搬過來，但是土壤搬不過來，只能搬過來土壤上長出來的東西。咱們中國人也很聰明，我搬過來，我知道它離開了原來的地，但我讓它在這塊地裡長出另外的東西。
西方憲法的核心是權分，追求限權的政府，或者叫有限憲法。這樣一種文化、制度搬到中國來以後幹什麼？中國人首先考慮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首先思考西方為什麼強大、繁榮，為什麼中國人如此貧窮、落後。這是中國士大夫們首先思考的問題，後來發現西方的強大和繁榮是根植於西方的憲制和民主。於是，中國搬來西方意義上的憲製為的是國家富強本身，而不是個體意義上的有限政府。與此相反，中國國家的現代性需要的不是權分，而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憲制跨國“旅行”的一個逆向過程。
要說清這個問題，還得從明末清初開始講起。從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開始，中國士大夫的注意力就往地方走。為什麼？因為滿清入關，滿人對漢族的統治，對漢族士大夫來講，心裡或多或少是牴觸的，他們試圖用增大地方力量的方式與一個強大的異族政權抗衡，所以主張權力下移。
後來呢，滿清政權遇到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太平天國。為了消滅這個力量，清政府只能依靠地方，清廷中央自己已經無能為力了。這就出現了湘軍，後來又出現了淮軍。太平天國以後，中國最基本的情勢就是中央權力越來越弱，而地方已經做大。清政府再要想把這麼龐大的帝國攏起來，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再聯繫到後面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統一的一個領導者把全國解放，建了一個新型的、現代中央集權政府，而是武昌一起義，全國各地獨立。這也說明了地方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中國的憲制難題是如何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把散沙狀態的國家重新攏起來。“富強為體，憲製為用”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富強”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國家強大，另一個是中國真正像一個國家，而不是一盤散沙。所以就把國家的現代性看成是“體”，個人就得往後靠了。
戊戌變法從根本說，就是為了中國能成為現代一個國家，所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要開議院、定國是、立憲法。當然，“五四”也提出了個人概念、個人主義問題。但是，最終大家關心的還是國家和民族。胡適最典型。他非常重視個體，他希望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鑄造成器，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個體。西方自由主義者到這兒就完了。這就是目的。但是，胡適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這樣一個個體成長起來以後，他必須迴歸社會，為改造社會承擔起責任。
所以，從戊戌到五四，到中華民國憲法的頒佈，國家層面的問題是首位。中國成為現代國家，構建現代政府，這是中國人面對的頭等大事。
Q：那如果站在現在這個時間節點，回看這兩場歷史事件，你有什麼比較大的感受嗎？
王：從戊戌到五四，這是中國歷史非常正常的思想狀況，不可能把個人問題放在首位。兩個原因，一個是國家面對的救亡圖存局面；另一個，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的個體本位思想本來就少。也就是說，先國家、政府，後個人，這是中國歷史演進的路子。
李澤厚先生曾提出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範式叫“救亡和啟蒙的雙重變奏”。他認為中國歷史拐點的原因在於救亡壓倒了啟蒙。其實這個範式是有問題的，你不能把歷史二元化，二元化的歷史觀是站在歷史之外看的。其實中國一直沒解除現代國家構建的困境，現代國家一直沒立起來。戊戌變法失敗有了辛亥革命，而五四的基本格局是軍閥混戰， 1928 年國家好不容易統一了，結果 1931 年日本人又進來了，到了 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中國一直在救亡的路上。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建國的任務基本完成，但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個路包括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平衡問題，總不能總是強調國家優先。國家的強大不能代替個人的強大。同樣，個人的強大也未必是國家的強大。尋找一個平衡點很重要。
Q：那現在我們怎麼去看個人自由和國家強大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王：兩者不能偏廢。因為中國是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就像楊小凱教授說的，它是後發劣勢，沒有優勢可言。既要補現代國家的課，又要補現代個人的課。中國的現代轉型一直沒完成，用唐德剛先生的話來講，我們現代性的歷史三峽還在中上游晃盪，還沒到達入海口呢。
一個現代國家，就是國家和個人的平衡。現在我們是大國家，小個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中國的目標。但問題在於，中華民族的復興，不等於就是強健個人的站立。現在我們經過了 40 年的改革開放，國家已經積累了很多財富，和戊戌變法、五四的時候不一樣了，所以政治、法律更要多注重個體一些，把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權利跟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協調起來。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要從百姓成長為公民的路還沒有走完
Q：2013 年，你做了一個《共和，中國百年之累》的演講。演講中，你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 1917 年列寧所領導的工農共和國的誕生，使中國沒有走向西方意義上的公民共和主義，走向了人民共和主義。中國的啟蒙沒完成，還是要回到梁啟超，回到新民說。把五四後就中斷了的香火接續過來是中國要走的路。百年之累，我們還在路上。”能不能講講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具體又能做什麼？感覺這和剛才我們討論的相關，得回到個人層面。
王：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把個體的概念換成國民。中國 14 億人這種生存、思想狀態跟西方社會里面公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我說人家叫“公民”，咱們叫“百姓”。建棟高樓大廈很容易，但是要把國民變成現代人，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從外面看，跟西方發達國家差不多，像北京、上海的繁華程度也超過了西方很多城市。但是，這是面上的。作為現代國家主體的個體，你是個什麼樣子？這才決定國家現代的文明程度。從鴉片戰爭開始，我們注重的是國家層面建設，從外觀看非常現代，但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要從百姓成長為公民的路還沒有走完。
公民必須關心政治，而且他不但關心，還要參與政治。怎麼參與？因為政治是大家彼此關心的問題，存在利益交叉。只要涉及到利益交叉，那就是公共領域。公民就是公共領域的動物。沒有公共領域，不可能產生公民。為什麼廣場會出現在古希臘？廣場就是公民的產物。大家在廣場上集會，就大家關心的話題討論、辯論。這就是公民。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式樣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國家的事情有領導、政府，少管“閒事”是中國人信守的生活準則。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它是個人以自己主體的面目出現，參與到政治管理當中去。他勇於、喜歡這樣做，而且他會不惜一切代價，要獲得這樣的權利。說到底，西方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我們只有 40 年的改革開放。你要現在的中國百姓有現代公民那麼高的權利意識、主體意識、政治意識，那是不太現實的。很多地方的百姓還沒脫貧呢。所以，百年之累是先把現代國家的架子搭起來，細節問題還早著呢。
Q：聊到這兒，我想起 2014 年，你做了一個《中國如何構建現代國家？》的演講。演講中，你提到，按照中國 100 多年的歷史來看，中國既需要憲制和民主，也需要國家的現代性本身，也需要中國國民的成長。那這三個要素有重要或者先後次序嗎？它們之間有發生矛盾的可能嗎？
王：這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說的。事實上，對一個後發現代性的國家而言，憲制和民主也是現代性本身，但兩者之間又確實不能完全重合，存在國家自身的現代性與政治現代性之間的微妙差異。說到底，三者不能偏廢，三個要素需要平衡。國家自身的現代性對中國而言，始終佔據優先地位這是好理解的。“落後就要捱打”是中國現代性無法邁過的門檻。但國家自身的現代性也需要憲制民主制度的構建為其提供價值上的保證，現代國家不能成為“現代的利維坦”。而任何現代制度的構建都離不開國民自身的成長，國民不能成長為現代人，國家的現代性就是有水分的，打折扣的。而且沒有國民的現代人做支撐，任何的憲制民主也都名不副實。
Q：所以你覺得它既不矛盾，也沒有先後次序，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太突出國家這一層面，沒有平衡？
王：中國現在面臨的重要一個的任務就是現代個體的成長。個體如何成長？就把我們現行憲法規定的有關個體的權利，把它一一落實，要為此去努力。比如言論、表達、出版、結社等權利，這些憲法都規定好了的。你不能光把人送到天上去，還得讓人在地上能夠好好活著。
Q：在《業餘者說》中，你說：“‘現代性法治’的建立在這裡主要表現的是對‘江湖’的解構，而‘解構’又會遭遇‘江湖’的抵抗而傷及自身。這算是目前中國法治的一種困境。”那對於解決這種困境，你有沒有一些想法？
王：雖然中國的國家在現代性的路上凱歌高奏，但我們的社會形態還比較原始和初期，中國的社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按照馬克思的講法，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的抗衡力量。西方市民社會從中世紀一直走過來，是強社會弱國家。中國是倒過來的，強國家弱社會。國家權力可以伸展到社會任何角落，沒有自主的社會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現代性轉型還早著呢。可以這樣說，發達國家必有發達的“社會”，中國擁有的社會帶有“江湖”性質，它屬於政治的地盤。
Q：你曾說：“近代中國的憲政主要不是受制於保守主義，而是被保守主義無法與‘進步’、‘創新’、‘革命’的激進主義相互制衡所困。”那在 100 多年後的今天，你又如何看待中國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問題？我感覺現在兩者好像也沒有形成制衡，而且有人認為， 21 世紀是一個右翼保守主義時代。
王：上面的話，放在不同的時代都不會失效。中國近代之所以越來越激進，那是因為中國的極端落後。任何穩妥、保守的改革都進行不下去，所以只能革命。革命呢，我們又不是西方那種中產階級革命，是下層革命，一直往下移，越往下移越激進，所以說中國的近代進程使得保守沒說話的餘地。你什麼都不行，極端落後，沒什麼可保守的。那就全部打破，重新造一個新天地。開天闢地的不是上層或中層的人，而是要依靠下面。為什麼？因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真正的窮人。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從舊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農村人口占了將近 90% 。改革的路全部堵死，漸進、理性的改革在中國排不上用場。當然，激進與保守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也可以互相轉化。以前的保守在不同情形下，則會以激進的面目出現，反之亦然，而兩者的相互均衡和制衡，應是一個國家的常態。
每個知識分子都能從魯迅那裡找到對應自己的東西
Q：你在《業餘者說》中提到：“在魯迅的思想裡，始終顯現著三個詞：希望、絕望和虛無，而這三者又與抵抗和黑暗相連。魯迅的本質是絕望的，是因為絕望而生髮出了希望，希望始終存在於絕望中。”如果從這一點比較，你認為你和魯迅相像嗎？
王：這個不能比吧，一比把自己就比大了。魯迅會打動我，特別是深夜的時候。我能想象他夜晚的寫作，煙一根接著一根，有時手中的菸灰會不自覺地掉落在稿紙上，抖落一下繼續寫。他除了寫作，也喜歡版畫、看電影。留學日本期間，常常一個人偷偷溜出去看電影，這既打發了無聊的時光，也是獨處式的消遣。從電影中能學到什麼倒是次要的了。魯迅有好玩的一面，也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大家都知道他還是個美食家。他說過，他並不是一個“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人。他一直生活在別處，並不居於世界舞臺的中心位置。日本的竹內好說，魯迅孤獨在歷史之外，並不是個先驅者。
我認為每一箇中國的讀書人，不管政治傾向如何，可能從魯迅那裡都能得到一些啟迪與教誨。魯迅在中國，他有多重意義，既有人格上的，也有思想方面的。每個知識分子都能從他那裡找到對應自己的東西。
Q：你引用過魯迅的一段話，其中有兩個關鍵詞是“為別人”和“自己玩玩”。在你看來，這兩個詞準確、生動再現了魯迅自己。如果讓你用這兩個詞分析自己，你會得出什麼結論？
王：中國的讀書人，包括傳統文人和現代知識分子，有一個東西是共同的，即他們多少都有一點叫家國情懷的東西。知識分子關切著國家和民族的性命——歷史、走向和未來。每一代中國讀書人都有把某種東西放在自己肩上的擔當，不只是嘴上說說就了事的。但是，即便像魯迅這樣的人，你要他全身捐給社會，他也不會幹，他也不願意這樣幹。知識分子首先是從己身出發，帶著自己的體驗和情感撲向國家、民族、社會、歷史這些大詞的。如果說點繞的話，知識分子的國家、民族關切也是為己性的，他一般不會舍我、忘我的把自己投放在那些高處、大處。說得再直白一點：為己是為國的前提。
但是，這兩個東西也經常打架。愉悅自我，可能就顧不上國家、民族了。為國家、民族，也就得放棄自己“玩玩”的趣味。人一旦“自己玩玩”，一玩，又會想到自己嘉許給自己的責任。有的日本魯迅研究者喜歡用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衝突來界定魯迅。我認為這種大詞加在魯迅頭上並不準確。在魯迅身上加的詞越大，越是離魯迅會更遠而不是更近。大詞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懸置，遠離了評價中的人情味。
其實，這對每個人都管用，你越覺得自己高尚，就越會像是揪著自己的頭髮遠離地面的感覺。我們都生活在日常之中，自己玩玩找點樂子也是人之常情。自己去寫《業餘者說》、《孤獨的敏感者》也屬這種情形。玩玩文字，是自悅的方式，若有人還喜歡看，它也就具有了社會的意義。但是，一旦玩久了，又會覺得虧欠了什麼，於是又會想到國家、民族那裡去，產生急於去研究問題、發表論文這樣的衝動。“自己玩玩”和“為別人”這兩種情形時常打架也是真的。
Q：你覺得你身上這種衝突明顯嗎？
王：非常明顯。而且在有的情況下，我認為“自己玩玩”與“為了別人”（這裡主要指國家、民族、社會這些東西）一樣的重要。國家有那麼多人關心，多了自己一個不多，少了自己一個不少。重要的還是先要活出自己。這裡的“自己玩玩”並不是指遊手好閒或遊山玩水，而是在魯迅意義上堅持自己的趣味。魯迅先生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仔細想想，遠方的人自己連認識都不認識，操這份心別人也不知道啊！國家、民族、國家這麼大，恆河沙數，我們自己不過是滄海一粟。知識分子有時候是自己把自己弄得太大了。人這一輩子能活出自己，活得好玩，這本身就是一件挺有價值的事情。
Q：程燎原教授對你有一個解讀。他覺得中國的憲制、法治對你而言，就是劉德華，而你就是楊麗娟。你怎麼看他這個說法？
王：我跟程老師是 30 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瞭解。他使用這個比喻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事實上，中國的每一個讀書人對自己認同、認定的東西，那種執著的心理或多或少都存在。多少年通過自己的專業規訓，堅持一些東西，不會輕易改變或放棄也屬正常。
Q：楊麗娟最後是個悲劇，那你覺得最後你會像她一樣嗎？
王：我認為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一個有思想的人大多都帶有一點悲劇的色彩，如果活成喜劇他就不是思想者了。魯迅肯定不想活到 55 歲就完了，但是他的氣質、修養、思考問題的方式決定了他只能在這樣一個壽限裡活完自己。從這兒看，思想者多是個悲劇。魯迅是學醫出身的，但我想象不出魯迅揹著藥箱行醫的形象，他就是個思想家，這就是宿命。
有生之年，見不到大的動盪，見不到戰亂，中國折騰得已經太久了
Q：除了魯迅，對你影響比較大的作者還有哪些？
王：這個不太好講，因為自己並無固定的思想“偶像”。我的閱讀不帶宗派性質，有點五湖四海的味道，願意從不同的人那裡尋求指教。如果非要用點名的方式，那我可能還是更喜歡本雅明一些。他拒絕用概念思考問題，而且他本人也不好定位，你說是哲學家，其實他是搞文藝批評的。他是碎片化的，每個領域都有建樹，哪個地方都可以從他那兒找到淵源，而且思維方式特別怪異，跟常人不一樣。本雅明的翻譯過來的文字我基本上都讀了，現在據說要出《本雅明全集》的中文版，這對我來講是個喜訊。
Q：還有哪些書對你的思想影響比較大？
王：江蘇人民出版社那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就很不錯。那是海外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特別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這些書之所以有趣，可能源於一個基本道理：旁觀者清。相比較而言，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對我的影響更大一些，也是推薦給我的學生的入門必讀書。這本書中國國內好幾家出版社都出版過。中國人做中國學問和外國人不一樣的地方主要在於路子。這有點類似於中醫與現代醫學的區別。外國人講究套路，學術的概念叫“範式”。他們的研究，一板一眼，還能把自己的真誠放進去。他們的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對人物的書寫引用原文的文字比較少，一般都會根據自己的範式進行重新歸納和排列。
Q：如果普通讀者想更深入瞭解中國憲制史，除了你的書，你還有什麼書可以推薦嗎？
王：民國時代有很多中國憲制（政）史的書，但一般都是文獻，思想性不是很強。其實中國沒有自己這方面的理論，所有憲制、憲法理論都是從西方（包括馬克思主義）搬過來的，但是要研究中國問題，肯定得看前人做的文獻性工作，比如荊知仁的《中國立憲史》。
Q：《業餘者說》提到了《黃臉：被認知的中國》。這是你的下一本書嗎？它都試圖討論什麼問題？
王：其實，那討論的就是一個問題，何以謂中國？就是解讀“中國”這兩字，特別關注近代轉型以後的中國。（之前人們）從四個方面認識中國，建構了一箇中國鏡像。一是東方主義，主要是傳教士；二是進化主義，主要是嚴復；三是民族主義，主要是梁啟超；四是近代主義，主要是日本。這四個其實都是從東洋和西洋傳過來的，中國已經失掉了自我認知能力，必須藉助別人的理論和認知方式來認識自己。即便是國粹主義也不是地道的中國貨，它是被西方中心主義所激發的，沒有西方就沒有國粹，這有點悖論的味道。
Q：那你覺得這個研究對今天中國的意義是什麼？
王：我認為現在其實不太合適。在當時語境下，我認為中國要找到主體性，要建構一套自己的認知方式，不要老是藉助這些東西。後來發現不對，還是要藉助，不借助不行，又回去了。人的認知方式跟所處時代的發展階段或者現實處境有很大關係。
Q：你對現在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擔憂嗎？
王：有一個樸實、簡單的想法：有生之年，見不到大的動盪，見不到戰亂，中國折騰得已經太久了。我感覺自己是幸運的一代中國人，想想嚴復那一代中國人，自己挺知足的。我認為中國進步慢一點不全是壞事，一個國家和社會與有機體是一樣的，都有它生命的節律，慢一點反而覺得心裡踏實，“慢”可使人保持一個免於恐懼的預期。只有確定性，你才能免於恐懼。
題圖為電影《黃金時代》劇照，演員王志文飾演魯迅，來自：豆瓣；長題圖為本雅明，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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