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冰凍」時期

文章來源: 28rcm

|秦川雁塔(ID: qhjy_gzh)

金雁:「冰冻」时期

俄羅斯西伯利亞西北部城市諾里爾斯克。這個礦業城市的冶金工廠都是由古拉格集中營的犯人建造的。

“集體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後,新政權也曾吸引著抱有希望的知識分子,但同時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識分子喪失了選擇的自由,每個個體只能在劃定狹小的範圍內尋找認同。

初期人們對此表示理解,國家與個人的排序是隻有在先滿足前者的情況下才能惠及到後者。嚮往強大和統一是俄羅斯人歷代的追求目標,彌賽亞思想深入人心,舍小我為大家的宣傳也得到了響應,畢竟在和平環境下才談得上落實理想。就連孟什維克都認為,只有“放下前嫌共同對敵”,才能保住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

蘇俄內戰結束以後,處在圍困中的“一國社會主義”通過專政方式直接過渡引發了社會和政治危機,兩難選擇擺在了執政者面前:要麼堅持原來的理想,要麼使用強權保住權力。可按照經典文本操作他們就會失去政權,但當他們拋棄初衷許諾使用鐵拳的時候,就發生了逆轉。

人們發現,這是一個把整體利益與個體的自由區分開來的時代。正如馬基雅維裡所說的:“凡是武裝的先知都獲得了勝利,而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總是遭到毀滅。”強制與暴力的頻繁使用成為一種慣性,從手段演變成為目的了。

金雁:「冰冻」时期

二戰期間,閱讀《真理報》的士兵

當反對派時通過政治自由競爭的方式不提了,試圖創建“高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自信蕩然無存了,理想主義的目標被實用主義的現實所取代,曾經許諾的社會目標變得越來越遙遠,從奮鬥理想變成了國家的心腹大患。在保住權力上升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下,“唯意志論”的理論無所不在,紀律制約、強制手段和社會恐懼成為保持統一性的常態操作。

托洛茨基致盧那察爾斯基的私人信件說,“高層都心知肚明與革命動員時的許諾背道而馳”。 D要強調它的歷史繼承權,要在這塊牌子下做他們想做的事,於是只能把“帶血的肌肉和熱騰騰的心肝拋進垃圾堆裡。

1932年,聯共(布)中央通過了《關於改組文學與藝術團體》的決定,解散和改組了所有的民間團體和文藝派別,建立統一的作家協會,把文學變成“D的機器上的小輪子和螺絲釘”。從而形成知識分子成堆地方一元化的組織領導系統,它以政治化、D性原則這兩把尺子干預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STL重彈民粹主義精英領導群氓的老調,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沒有鑑別能力”的,只有規劃未來社會的領導者才知道全貌,對一般人來說,真理就是順從,真理就是從當建築者的材料。於是就要“禁錮頭腦”,在這種社會里,權力就等於思想的產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詮釋者和擁護者,而沒有產生思想的權利。“佔據真理的自傲”會把“對自由敵人的仇視變成對他人自由的侵犯”。用別爾加耶夫的話說,“人不被當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當作必須馴服與加工的生物”來看待了。

人們發現,政權像羅馬皇帝尼祿一樣開始吞噬自己的親人了。知識分子首當其中成為了第一輪的整肅對象,“有教養的社會”遭到中傷和誹謗與勞動階層敵對,因為他們有自己獨立的見解為D性所不容,創造精神價值的人變成了“寄生蟲”和“有罪階級”。

文化人聲譽的好壞全憑內務部派下來的“三人小組”的鑑定書來確定。經過數次對知識界的篩查整肅以後,知識界的稜角已經被磨損,人們都“學乖了”、恭順和世故了,選擇了裝聾作啞是給自己蒙上一層“保護”,知識界成為一個“嚇怕了的階層”,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擠到社會的底層。

每個人都戰戰兢兢地、小心地活著,僅僅是活著,“生存壓倒了一切”,“麵包時代”主導了人們的生活。蘇聯時期的大部分當代作品如同唱片一樣重複著《真理報》上的口號,能夠發表和出版的多是矯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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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的《真理報》

在社會沒有任何空隙的情況下,沙俄時代知識分子作為“思想反對派”、“心靈反對派”的傳統已經無法延續。“尊嚴、良知、人格、信守原則、誠實、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已經消逝”。

“黃金時代”貴族作家的衣食無憂的處境與作協領導下領工資的環境已大不相同了,俄與蘇在思想上的聯繫中斷了,過去那些執拗的、堅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頑不靈的長髮知識分子地遁般地消逝了。

曾經有個涉世未深的學生問從英國前來訪問的伊塞亞·伯林,沙皇那麼十惡不赦,為什麼那個時候反對派分子可以組織成政黨來推翻沙皇,而現在卻做不倒呢?這是否說明現在的這個政權比沙皇政權更加專制?伯林環顧四周,嚇得落荒而逃,唯恐給他人惹來麻煩。這種狀況被後來的蘇聯作家概括為“日丹諾夫時期”一元化下的“集體魔法”,簡稱為嚴寒的“冰凍”時期。

解凍與再次封凍

1954年愛倫堡發表中篇小說《解凍》開啟了蘇聯“解凍”文學的解凍時代。愛倫堡以“黃金時代”的作品作為例證說,十月革命前兩託(陀)、契訶夫和高爾基等人想些什麼就寫什麼,喜歡什麼就寫什麼,而不受行政官員和某一級組織的管轄和監督,才能夠成就他們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領導下什麼思想無禁區、研究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什麼時候真正做到過?真實的情況是“和領導保持一致”,“D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員”(葛羅米柯語),“意識形態紀律”是文學家必須遵守的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的作用是“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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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亞·愛倫堡

緊接著作家杜金採夫發表小說《不是單靠麵包》,在該書中重申了1863年“巡迴畫派”誕生時的宣誓話語,“麵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換物”。他引用赫爾岑的話說,“爭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讓活著的、各自有其目的個人獲得自由,使他們自由追求他們認為神聖,他們為之行動、奮戰,願意捨身以赴的目的”。不能為虛構的未來的幸福,犧牲整個一代人的生命。杜金採夫這番言論的結果,導致雜誌和出版社很長時間都不敢採用他的作品。

詩人葉夫圖申科反對把“詩人”和“戰鬥員”、“宣傳員”劃等號,他說,現在對普希金的閱讀也失去了個人解讀的權利。在過去俄羅斯文壇上,詩人就像帕爾那索斯山上的神享有崇高地位,詩歌王國要勝過沙皇的權力,人們要在詩歌中表達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詩人的作用劃定在意識形態吹鼓手的範圍內,必然會導致“文化的凋敝和矮化”——“所有的枝幹都是枯乾的、光禿的和僵死的”。文學雖然拉不動社會這輛大車,但觸及真實抵禦暴政性質不能退化的太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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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靠麵包》 (俄)杜金採夫

他們試圖衝破社會文化領域出現的“荒漠化”和糾正謊言時代的言論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蘇聯作協組織的集體批判,愛倫堡等人在這種意識形態強勢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態度維護自己的尊嚴,這種姿態後來被人概括稱為“沉默的理論”。

《真理報》發表社論,明確指出不能對社會主義的“真理”和“正義性”發生懷疑,“英明偉大”的黨是絕對不能批評的,如果產生這種想法在客觀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場。其次強調黨性原則是高於所謂資產階級的“公正性”和“客觀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場堅定,以黨的是非標準作為最高準則,排斥任何“客觀性”、“歷史真實論”等經院派的論調。

針對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學家“沒有祖國,沒有君主,只是人類精神文化的傳承”的說法,《真理報》批駁道,假如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這些沒有祖國、沒有親族、沒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類中最不幸、最齷齪的一類了嗎?和禽獸有什麼區別?D報提出,國家養著你們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馴服工具”和意識形態的鼓譟者,需要的就是稱頌的“歌德派”。

蘇聯作協下屬的所有的文學社團只能把自己的任務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一部分來完成,文學的認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隱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種功能——宣傳功能。在D的領導下,文學藝術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養適應這一斗爭要求人物和敘事的,一定要改變19世紀黃金時代“文學就是人學”的概念,而變成了文學就是“D性學”的政治的提法。

STL曾說,這個體制所需要的人要麼是聽命的臣僕,要麼就是敵人,麵包提供給臣僕,鎮壓機器是給敵人準備的。為此,蘇聯作協專門進行過一次關於“麵包與自由”的討論,最後參與討論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單位化、原子化”的社會和另一方面強大專政機器的國家下面,好像只能選擇“麵包”了,保持一致和服從這時成為了蘇聯知識分子唯一的選擇。

在這種“集體魔法”中每個人都以逃避為上策。害怕掉了飯碗、害怕肅反委員會、害怕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談話,害怕承擔責任、害怕受他人牽連。在人性的尊嚴被剝奪的環境中,每個人都包裝起真實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順民,我選擇了順從、選擇了“淹沒在大合唱的聲部裡”。

人們知道,在麵包供應者只有一家時,就沒有了別的選擇。如果要說有選擇的話,那就是鐵絲網和北極熊出沒的地方——古拉格。在這種“別無選擇的選擇”的情況下,再也沒有出現像“黃金時代”的俄羅斯作家的那樣創作氛圍,人們形象地比喻,教堂裡傳統的多聲部和聲變得只允許一種旋律一種聲音了。

蘇聯有五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

第一位是1933年獲獎者普寧,對他的評價是,因其作品的“靈魂”紮根在帝俄時代,是對“俄國文學一個遲到的承認”。而在蘇聯被他定義為一個“墮落到君主主義立場上的反動傢伙”,由於他“自絕於自己的祖國”,被取消了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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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普寧(右二)

第二位是1958年獲獎的帕斯捷爾納克,他迫於國內的壓力宣佈拒絕接受諾獎,一年半後鬱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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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爾納克漫畫像

第三位是1970年獲獎的索爾仁尼琴立即被蘇聯作協革除教門,1974年被剝奪國籍並驅逐出境。

第五位是1987年獲獎的布羅茨基,他在1964年就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國國籍。

只有官方推出的1965年第四位獲獎者肖洛霍夫受到熱捧。

“麵包時代”主宰蘇聯知識界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一些“不再用謊言為壓迫服務”的不識時務者在赫爾辛基協議後才陸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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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協議簽訂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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