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覆盤“中華史”書寫:“不敢說是寫的最好的,可敢說是最貼心的”

易中天复盘“中华史”书写:“不敢说是写的最好的,可敢说是最贴心的”

2013年8月,《易中天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首發式在上海舉行,易中天發表相關演講。 (ICphoto/圖)

“我更在意的是歷史的走向和變化,就是歷史拐點。為什麼這個地方拐了,怎麼變過來的,我跟蹤的是這類問題。”

(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4日《南方週末》)

2019年春天,72歲的易中天大部分時間依然隱居在江南某小鎮,繼續創作《易中天中華史》第22卷《嚴嵩與張居正》。狀態好的時候,他一天可以寫上11個小時。

2018年12月,第21卷《朱明王朝》出版,32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完成過半。據該套書的策劃及出品方上海果麥文化透露,從2014年出版迄今,總銷量逾700萬冊,平均每卷近35萬冊。

如果以之前平均每年超過三卷本的寫作速度,順利的話,這部從女媧補天寫到改革開放的“個人通史”,大概三年之後有望完成。

不過,易中天接連搖頭,“不可說,非常不可說;不可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除了明代,接下來都是硬骨頭,他預感棘手的問題越來越多,對某些重要歷史事件和節點的書寫方式也將越來越難。

“越是晚近,讀者的代入感越強,比如目前明粉很多,明代的一些關鍵人物和細節,如果有不同觀點,這些讀者有可能認為被冒犯。”《易中天中華史》學術顧問、北京印刷學院教授陳勤表示,相對而言,明清之前的歷史,讀者一般定位在旁觀者,“像在看戲”。

2016年8月,前十六卷出版之後,易中天對部分內容進行了修訂,並對原來的插圖和排版做了調整甚至更新,主要涉及前三卷《祖先》《國家》《奠基者》,其中《國家》一卷,不少章節乾脆推倒重來,他稱之為“政變式改稿”。

“如果有硬傷的話,我會公開道歉。”2006年2月,《易中天品讀漢代風雲人物》出版後,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李蓬勃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易中天品讀漢代風雲人物??誤解誤譯舉例》),挑出此書中的十個硬傷,易中天都承認,還發博客,“道歉了好幾次” 。

“首先,他不是來挑釁搞事的,其二,他非常尊重學術,而且說得很客觀。”2011年《易中天文集》首發式在北京舉辦,易中天專門把李蓬勃請到了現場,他們還成了朋友。

陳勤聽到過不少外界對這套“歷史文化”暢銷書的評價。“不屑一顧的有,因為你動了人家的奶酪,比如學院派歷史學專業的一些人;同時,一批專業的歷史學者也表示支持、欣賞,比如中國社科院馬勇、復旦大學樊樹志先生等等。”陳勤說,指責易中天“狂妄”的也有,不過很多都是情緒宣洩,“至於那些網絡噴子,不理也罷”。

“我一直感謝批評者,也許你成功之前沒有,但是之後一定要有批評者,一定要有人監督你;聽不到不同意見和不同聲音,是非常危險的。”易中天認為,從2006年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品三國》開始,自己至今還沒有倒下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反對派、有批評者,我身邊有;我的親人、我的朋友,都是直言相告的”。

《易中天中華史》宣稱:“嚴格依據史料史實,敏銳捕捉文物線索,探索隱瞞的真相,還原歷史的真相。”但易中天並非專治歷史,如何保持專業性與可讀性的平衡,考驗相當之大。

每捲動筆之前,歷史學專業科班出身、專長世界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陳勤負責給易中天開書單,這份書單也包括由他邀約的資深歷史學者推薦的必讀書目。在大量閱讀和討論、合併專業意見和建議之後,他們才開始建構史觀、敘事邏輯和基本架構。

“比如,對中國具有3700年文明史,而非通俗的5000年文明史的判斷,綜合了文獻學和考古學的證據,歷史證據很紮實。”為此,易中天專門拜訪了上海博物館和陝西博物館。

這套史書的書寫,重點突出“文明史”,在世界文明史的範疇,觀察3700年來中華文明的歷史變遷與演進。文明進步和制度創新,因而成為全書考察和選擇歷史拐點和素材的重要指標。比如與唐代相比,五代十國時期“人性黑暗集中爆發”,文明進程乏善可陳,全書未列專卷;而朱明王朝時期實行內閣制,相權衰弱,國家治理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可視為一種制度創新。

對於易中天提出的“女媧的原型是青蛙”等“驚人之語”,陳勤表示,類似這些“翻案文章”,事實判斷一定先於價值判斷之前,並有史料證據或文獻作為支撐。

《易中天中華史》大量運用了話劇、電影、電視劇和偵探小說的手法,但內容全部來自正史,不編造任何情節,包括細節。易中天認為這種寫法是自己“獨創”的。

在陳勤看來,易中天懂傳播、邏輯強、會講故事,熟諳受眾心理,能夠敏銳把握當下受眾對歷史敘事的需求和痛點,其筆下的歷史“帶著體溫”“有趣味”。

“唐玄宗出逃那幾天下著小雨,陳後主亡國前幾天正逢霧霾,這都是史書上有記載的。”易中天說,“我自己給自己寫了一個座右銘,叫做無一日敢懈怠,無一事敢馬虎。這樣才能保證不至於倒下。”

完全不“通” 不面面俱到

南方週末:《易中天中華史》帶有強烈的易氏風格,你不認為它是個人通史,也不是私家歷史,而是中華史詩。我的感覺,你的書寫方式類似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先生主編的《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強調故事性、歷史細節豐富,總體來看不像傳統歷史書寫的編年體體例,而是著重選擇歷史的重要節點和拐點,做以點帶面式下沉式發掘。你認為你的寫史方式與傳統的歷史書寫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易中天: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的話,四個字,完全不“通”。首先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通史,因為它不面面俱到,有些歷史我是跳過去的,比如五代十國。你要在很短的文字內面面俱到的話,必然變成流水賬,而且五代十國的國名和皇帝的名字誰記得住,沒人記得住。

南方週末:讓我感到吃力的還是看第20卷《鐵血蒙元》,那些蒙古族部落的稱呼,包括大臣對部落首領的稱謂,蒙古西征中亞、西亞和歐洲的那些國王的名字、戰役名稱,非常複雜。

易中天:但是還能看懂。我有一個規矩,如果要出現一個人的名字,一定不會出現一次,只出現一次的人我一律不寫名字,記不住,會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我寧可用這樣的表述方式。

南方週末:由此看來,可讀性是你為這部書規劃的一個指標嗎?

易中天:

對。我是這樣的定位,對這套書,我不敢說是寫的最好的,可我敢說是最貼心的。處處替讀者著想,永遠把讀者放在第一位。其實,在互聯網思維流行之前,我就把類似的口號提出來了。我的說法是,誰不把讀者、聽眾和學生放在心上,他們就不會把你放在眼裡。網上流傳的所謂“易中天十大金句”,全是偽造的,(現在說的)這句話如假包換,是我自己的。

從1995年出版《閒話中國人》開始,我就是這個指導思想,一定把讀者放在第一位。這也是我和傳統的歷史學家寫的書不一樣的地方之一。比方說,(歷史時間)他們會寫“公元七世紀”,請問不是學歷史的人誰知道公元七世紀具體指什麼?我絕對不用,我一定是用你知道的表述方式。比方說第2卷《國家》的開頭,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去世那年,有位名叫阿歇兒(Ussher)的愛爾蘭大主教經過精心研究和精密計算,向世人宣佈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時間——耶穌誕生前4004年。就是說,我也寫公元多少多少年,但是我後面會加一個注。再比如,嘉靖皇帝去世的那一年,一艘船從什麼地方出發了,它的名字叫五月花。同一個時間,中外發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放在一起寫,這樣的表述更清楚。

南方週末:這就是你說的全球視野嗎?

易中天:就是全球視野,但是我做不到卷卷如此,《王安石變法》(注:第18卷)這一卷,一句話也沒有提到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因為“王安石變法”是一個自成系統的完整事件,我必須把這個事情說清楚,但是我的表述方式也不是傳統的史學的表述方式,他們一般要從范仲淹寫起,我一開始就寫天下大旱,幾個月不下雨,一個名叫鄭俠的小官給宋神宗上了一封奏摺。

南方週末:這個現場描寫像電視鏡頭,是劇本的寫法。

易中天:對,這又引出了第三個特點,畫面感。畫面感其實就是現場感。我要求自己一定做到,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身臨其境,比方說反對派去告王安石,我會把這個過程詳細表述出來,全部是有史料記載的,絕對不能編造,一定是有根據的。上朝以後,有一個小官出來說,臣要彈劾王安石。宋神宗說,好,下朝以後再說。不行,現在說。好,我們單獨談。不行,我要當眾說。神宗皇帝沒有辦法,你說吧。最後掏出一個長卷來,開始念王安石的罪狀,念一段以後還要問王安石,是不是這樣的,這種現場感很多人會忽略。我非常在意這些細節。

要麼有態度 要麼很實在地告訴人家要說什麼

南方週末:我覺得不僅是這些細節,還有標題的創作,和傳統的學院派史書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第17卷《大宋革新》的標題,“椅子和包子”“刺青者”等等,這些都像偵探小說的標題。

易中天:我做標題有原則,能用副詞的不用形容詞,能用動詞的不用名詞。比如第一卷《祖先》,標題全是主謂結構:夏娃造反,女媧登壇,全部都是動作,必須有動作。另外還有,我非常重視第一句,我希望一開場,就把讀者拉進來,這是做電視做出來的經驗。不是所有上“百家講壇”的人都播出了,還有的人錄了沒播,錄好的節目播不了。為什麼?他是用上課的方式做這個事,他在課堂上可以很受學生歡迎,但是搬到電視臺就不靈了,很簡單,環境不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男女老少都有,觀眾是有一搭沒一搭,有的在廚房裡做飯,耳朵聽著,有的躺在沙發上拿著遙控器,一分鐘之內抓不住,他就換臺了,所以你一開始必須把人抓住。所以我非常重視我的中華史,包括每一本甚至每一章、每一節的開頭第一句。比如,第十卷《三國紀》的第一句話:漢靈帝死後的洛陽,滿城都是殺氣。

南方週末:有點像古龍的小說。

易中天:對,我喜歡古龍,一下子把讀者帶進來了。現場感、畫面感、動感,都有。

南方週末:《易中天中華史》中寫的很多人物、事件都能看到你的態度。

易中天:你要麼有態度,要麼就很實在地告訴人家,我要說什麼、我說的是什麼。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王安石變法》,這是實實在在的書名,《女皇武則天》,態度也非常明確。這樣寫,大家就知道是不是自己想看的,所以我說是最貼心的。另外,像我這樣寫中華史,必須會做編輯。因為材料全部來自正史記載,我基本不用野史。如果用了野史,我就是想在這個地方調劑一下,而且會註明這是野史,你別當真,但好玩。

南方週末:宋代三卷,後面的文獻,註釋,體量不小,其中最主要的文獻來自《續資治通鑑》和《續資治通鑑長編》。文獻的選擇和取捨你如何處理?

易中天:我的學術顧問陳勤會給我意見,他給我開書單。你有沒有注意到《王安石變法》那一卷,我做的年表。拜託你看一下年表,我細到了某年某月某日,這難在什麼地方?正史是干支紀年,戊戌日,這是幾號,我得拿表在那裡換算,換算以後我才知道哪件事情是前一天,哪件事情是後一天。我寫的都是13日、25日,否則讀者看不懂,如果是戊戌日,一般讀者怎麼看得懂?如果寫出具體的(公元紀年)日期,他馬上就明白哪個在前,哪個在後,事情發生在前、發生在後是不一樣的。

另外,像這樣寫“中華史”,要會做編輯、做剪輯,還要會做作家,有些閒筆其實非常有意思。比如錢鍾書先生寫的《圍城》,方鴻漸不是買了一個假文憑嗎,拿到文憑以後,他應該付尾款了,就給人家說你的文憑是假的,定金我不要了,尾款也不付了。一般人寫到這裡就為止了,錢鍾書先生後面卻跟了一句話: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跟外國人做生意就這一回佔便宜了。

南方週末:宋代三卷,《風流南宋》(第19卷)除了註釋和文獻,全書204頁,留給宋詞70頁,佔了全書1/3,為什麼這樣處理?

易中天:我有一個基本觀念,中華文明在唐宋兩代達到了鼎盛和巔峰,宋詞則是宋文明的一個重要表現,所以宋詞必須有分量。宋代的第一卷《大宋革新》,開篇就是從晏幾道寫宋詞開始的,他表現的是時代精神。有宋一代,就是唱著這樣的小曲開始的,重文治輕武功,閨情和閒情,這是它的特點。

還有,一般人不太濃墨重彩的就是宋代的海外貿易,那是我寫得比較累的一部分。第一,我不是學經濟出身的,自己還要學,第二,經濟史幾乎沒一本好看的,讀起來很累,而我又要寫得很好看,所以才會有“滿船都是錢”這樣的標題,而且用一個乘船的故事來開篇。

唐詩也有專門一章,但誰也想不到我會放到哪一卷,我放到《安史之亂》那一卷。因為前面第一卷我叫《隋唐定局》,基本是講制度變革,講詩不合適。第二卷叫《禪宗興起》,這樣的內容,你寫唐詩在裡面也不對。第三卷《女皇武則天》寫了武則天的一生,在這裡放一個唐詩也不對,所以只能放在《安史之亂》。

“拐點”甚至就是“目的”

南方週末:在這套書出版的過程中,媒體報道你有不少“首創式”的發現,比如你認為女媧原型是青蛙,也曾經引起一些爭議。這些發現都有確鑿的文獻證據嗎?你能不能再舉幾個例子?

易中天:《朱明王朝》裡就有,比如我認為徐達不是朱元璋殺的。《王安石變法》裡也有,我發現呂惠卿誣陷王安石。不過,這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的事。因為我不會刻意地去做,只是碰到了,不能不說。我更在意的是歷史的走向和變化,就是歷史拐點。為什麼這個地方拐了,怎麼變過來的,我跟蹤的是這類問題。寫到這裡的時候,突然發現有“冤假錯案”,當時就會有一個評判,順便的事。

南方週末:你特別在意拐點,這本書的整體架構安排就是這樣搭建起來的?

易中天:甚至就是目的,就是寫這套書的目的,就是搞清楚這個拐點,搞清楚我們的民族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否則寫這個幹嗎?

南方週末:這些拐點是學術界公認的拐點,還是你有新的發現?比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你並沒有列專卷,印象中日本講談社出版的中國史也不認為是一個拐點,但對於辛亥革命,學術界公認就是一個拐點。

易中天:通常傳統的通史比較平均用力,所有環節都寫到,我只能說我是把一些地方特別拎(出來),也不能說人家沒有,如果發生了很重大的、確實是歷史拐點的地方,他們不會漏掉,但是不是那麼著力去寫就難說了。比如我非常重視雕版印刷,其他歷史學家肯定會寫到,如果寫通史或者寫宋史,怎麼會不寫雕版印刷,但是他放在科學技術這一欄裡去寫,而我會寫雕版印刷把整個文化改變了。

為什麼?傳播改變文化,這就是我的觀點。這個觀點不會在一般的通史裡面這麼貫穿。因為你之前的是手抄本,先是簡、後是紙,少數人讀書,雕版印刷以後,很多人能讀書了,當然那個時代也不是全民讀,但是讀書人可以由富有的家境變成了家境貧寒的知識分子,科舉制度才能真正地落地。還有一些變化,也是史學界沒注意到的,比如我就發現科舉、禪宗和茶這三件事,它們的興起是同步的。原來陳寅恪先生有一個科舉制度興於什麼、成於什麼的這麼一段話,他只是說了科舉,然後我發現禪、茶是同步的,它們的興、起、變化,完全同步。

我還要補充我寫中華史的一個特點,偵探理論,因為我太喜歡偵探小說了,特別喜歡日本的東野圭吾。好偵探三個條件,直覺、邏輯、證據。

南方週末:對於歷史研究和寫作,直覺能夠發揮什麼作用?

易中天:很多地方,直覺會告訴我有問題,比如呂惠卿誣陷王安石這個歷史公案(注:很多歷史學家認為,由於呂惠卿的出賣和誣陷,導致王安石第二次被罷相)。呂交給皇帝一封信,不過那是王安石給他的私信,上面寫著四個字,勿使上知。欺君之罪,這在古代是很嚴重的罪。交上去以後半年,王安石才發現這裡面有問題,怎麼可能呢,直覺告訴我這兒有問題,然後我才去破這個案子。所以一個好偵探一定是有直覺的,到了現場他知道兇手是誰,但是他不能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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