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去看我爸過的這一生，起承轉合特別清晰，在底層社會摸爬滾打，到更復雜的叢林，遇見更高級的騙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這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哪個家庭沒有發生類似的事呢？”
鄭執
口述/鄭執 採訪/駁靜
攝影/蔡小川
這天晚上10點多，我們和鄭執夜襲萬順啤酒屋，傳說中的“窮鬼樂園”。它位於瀋陽市和平區阜新二街，頂在交叉口，視野開闊，周圍有5條街放射而出。夜幕下的啤酒屋是周圍唯一仍然亮著燈的店鋪。它曾 24 小時營業，全年無休，現在一半的桌子都空著，早不復當年盛況。
這是“一席”那個演講視頻被廣泛傳播後，鄭執第一次到萬順來。他受到了老闆娘的熱情款待，手由她拉著，“今天有幾個大學生等了你一天，一個小時前剛走，我趕緊先發微信告訴他們”。視頻在網上流傳，連帶地，萬順啤酒屋成了“網紅景點”。鄭執平均每天能收到100多條微博“打卡”私信，讀者到此一遊，發照片給他。
2008年，鄭執的父親因癌症去世，他開始光顧此地。“在這裡喝酒很快樂”。與一週前在北京某個咖啡館的見面相比，此時的他顯然更坦率，更暢快了，“這十年我都自己一個人來，一個人喝。我喝酒不是為了交流，現在坐在這裡跟你們聊天，我都覺得是種負擔”。
鄭執1987年出生在瀋陽，初高中就讀於東北育才學校，東北三省最好的中學之一。但高考成績卻不盡如人意，差點落榜，被前來招生的香港浸會大學“撈了一把”。他18歲離開瀋陽，在香港7年，臺灣1年，如今定居在北京。生他養他的地方，一直出現在他作品中。離開瀋陽的第12個年頭，鄭執寫出了《仙症》，這是他自認為目前為止自己最好的作品。動筆只用去3天，故事在他腦海裡轉悠了小20年。原型人物的確是他一個親戚，20年前就去世了，是“那個大家庭裡唯一算得上的讀書人”。所以對於寫作這件事，過去很多年他都在自己想辦法。
以下是鄭執的口述。
我們叫了幾個菜，點了幾瓶“老雪花”，在啤酒屋最深處圍坐下來
我爸
2009年的大年初五，我爸沒了，在哈爾濱一個道場走的。我只買到站票，擠了十幾個小時的春運火車回瀋陽，去辦“死亡證明”，再拿到哈爾濱，好在異地火化。馮叔心疼我，說：“你再站到哈爾濱，吃不消，我開車拉你走吧！”馮叔是瀋陽一個二手車市場的老闆，這在東北就是“混社會”的。一米八幾，精瘦，刀削臉，右手少三根手指，當年是我爸的發小。不過他這手指不是打架打沒的。
30多年前，我爸在飯店請幾個哥們兒吃飯，慶祝我出生。大家都喝多了，他跟我爸說：“老三，我這手指頭沒知覺了，我給它擰下來，給我大侄兒‘呲花’，你信不？”我爸上頭還有兩個哥哥，所以社會上混的要麼叫他“三哥”，要麼就“老三”。我爸也喝多了，說不信。馮叔說，來，瞧著。他把那仨手指頭掰折了，血躥到天花板上，“牛不，上天了”。出事那天下過一場大雪，夜裡他喝到不省人事，早上起來發現自己倒在家門口，人沒事兒，三根手指插在了雪堆兒裡，抽出來一看，都成紫蟲子了。醫生說沒救了，他不信，就這麼攜帶好幾天。
車開在瀋陽到哈爾濱的高速上，馮叔問我：“鄭執，你發現我少仨手指嗎？”“你嬸兒就沒發現，我跟她搞對象的時候，永遠站在右邊，牽手也是左手。結婚了才發現我原來是殘疾人。”說完得意地笑，笑完，又跟我講了點我爸的事，為我頭腦中的我爸又添上一塊人生拼圖。
2006年夏天，我本來還是落榜生，我在“一席”那個演講裡提到過，我爸一直以為我成績很好，能考清華北大，沒想到分數離清華北大能差100多分兒。發現被騙後，他氣得半個月沒跟我說話。可7月接近尾聲，我考上香港的大學了，消息登在本地報紙教育版頭條，我爸就約他一幫老哥們兒吃飯。馮叔邊開車邊跟我回憶三年前發生的這件小事。“飯桌上大夥兒問你爸：‘東北育才，那可是全瀋陽最好的高中，你們家鄭執考哪兒了？’你爸說：‘哎，沒考好，考去香港了。’‘香港？咋回事？’你爸擺擺手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說到這裡還要停一停，眼睛巡視一圈，再接著說，‘巧了，我兜裡有報紙。’你爸從屁兜裡掏出一塊紙，疊得方方正正，只露出你那條新聞，給全桌傳閱。有個哥們兒說：‘哎，三哥，你這報紙給我，我兒子今年高二，拿回去給他學習學習。’你爸嘴上答應，後來一想沒捨得，又給要回去了。”
我聽到這個故事那天，是我爸沒的第三天。後來我看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看不得，一看就哭，那裡頭的父子關係像極，父親心裡頭對孩子的成就很自豪，跟外人顯擺，跟兒子卻從不說。在那之前的兩個多月，他都住在癌症病房。最開始我媽沒告訴我實情，等她電話打到香港，我爸只剩下一個月時間。我到瀋陽後，立刻決定要辦休學，馬上辦，因為我想讓他在世的時候知道，他走後我能照顧好我媽。回香港前，我給他磕了仨頭，心裡火急火燎，生怕就這三天他會突然走掉。臨行前，他突然叫住我說：“到香港給自己買個相機，以後有生之年，要多出去走走。”像是一句遺囑，一句很不符合他人設的遺囑。
那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好像對我爸一點都不瞭解。他在我腦子裡只有零零碎碎幾塊拼圖，這些拼圖，有些是我媽給的，我姥姥給的，後來馮叔還給過我幾塊，但最核心的那塊，該由當事人用第一人稱敘述的那塊，我所知甚少。我想了解他的少年往事，哪怕他是一個慫人。我決定跟他坦白：“爸，咱得面對現實。等你走了，別人問起我，你爸是什麼樣的人，我都說不上來，有太多你該親自告訴我的事。”我爸哭了。就那一個月，我們倆聊的天，加起來比過去20年都多。
也正是這一個月，我們解開了一個心結。我跟我爸是從什麼時候關係開始變糟的呢？好像就是初高中那幾年，尤其是上了高中，我精神狀態很差，還操作過兩次非常嚴格的“跟誰也不說話”。而我爸麵館的生意開始變差。父子二人都很消沉。再加上我住校，每週只回家一次。在他眼裡，我上了“育才”這所最好的學校，是讀書人了，而他是一個年輕時打架混社會，如今生意又失敗的粗人，他認為這樣一個我肯定瞧不起那樣一個他。其實恰恰相反。他視作汙點的人生經歷，我反而憧憬。我羨慕他的青春歲月裡有過這麼一段武俠式的人生，我也渴望那種莽撞與熱血。我這輩子估計是不會有那種經歷了。
1999年，我爸靠著賣兩塊錢一碗的面，賺到了100萬元。小麵館開到這個程度，有兩條路擺在我爸面前。一條路是繼續開面館，甚至開出幾家加盟店。另一條路，是靠這些家底，做更大的生意。我爸選擇了後者。我能理解他當時的狀態，他想進入另一個層次，想實現階級跨越，不想繼續拼命、賺辛苦錢。
他投了80萬元買了一批爆米花機，手裡拿著一位領導的批條，運到國外賣掉就能大賺一筆，聽上去萬無一失。同行的人買了其他貨，一幫人在對方國家的口岸等了小半年，所有人的貨都不讓提。直到我媽告訴他“算了，回來吧”，他才最後一個回了家。後來聽說，他們全體撤退後，那位給他們批條的領導秘書後腳就把大家的貨提走了。他一下被騙走80萬，剩下一點錢又扔在了股市，辛苦一生打了水漂。我現在去看我爸過的這一生，起承轉合特別清晰，在底層社會摸爬滾打，到更復雜的叢林，遇見更高級的騙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這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哪個家庭沒有發生類似的事呢。
萬順啤酒屋共3層，現在第3層租給人當乒乓球社，每小時5元，月收50元
打架
我爸媽從小都在瀋陽“大西菜行”長大。這個片區挺野的，原來是個圈樓，中間一個圓形廣場，向四周輻射出一排排房子，俯視有點像福建土樓。說白了是底層人民聚居地，後來拆了，如今原地在建非常豪華的酒店。我從小也一直住在這片區，好在我媽的工作單位不錯，我就近上了和平一小。她退休前在和平區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當營養師。她一開始也不在這麼好的單位，而是在瀋陽第一閥門廠當繪圖員，跟我姥姥同一個廠子（姥姥在那兒刷了一輩子油漆）。因為唱歌好，我3歲那年，被醫科大學借調去參加比賽，得了第三名，她就這麼留了下來。
而我爸，在下崗潮到來之前的1992年，自己主動從電容器廠辭職，開起抻面館。可以這麼說，我父母都幸運地躲過了下崗潮，沒有被它擊中。
他們倆的關係，有點像鄧超、董潔演的一個片子《你是我兄弟》，一個混子，喜歡片區裡的一枝花。我媽算是那個底層世界裡學習最好的，長得漂亮，又會唱歌，所以多少年都不愛搭理我爸。但沒關係，作為混子，我爸的路數是這樣的：你不喜歡我沒關係，但誰敢喜歡你，我整死他。
多年以後，瀋陽發生了著名的“慕馬”大案。這樁曾在2001年轟動全國的反腐案，牽扯出一個案犯叫劉湧，著名的黑社會頭子。他比我爸他們小几歲，欺行霸市，手上有人命。他手底下當時有4個著名的打手，其中有一個姓蘇，兼職司機。這個人，就是當年追過我媽、被我爸揍到轉學的小蘇。
劉湧案上了報紙，報紙把那幾個人的照片都登出來了。那是2001年前後，那會兒，我也上初中了。我爸我媽拿著報紙小聲嘀咕，我湊過去打探，他們就甩手讓我走開。直到我爸住院期間，我才問出了這件我當年十分好奇的事。他還給我補充了一個細節。那時候，我爸的抻面館轉戰到了第三個場地，就是生意最次的這最後一家。某天，有個派頭十足的哥們兒開一大奔來我家吃麵。我爸瞅這人從大奔上下來，心想，怎麼這麼眼熟？他跨進店門第一句話就是：“三哥，你不認識我了？”我爸想起來了，這是小蘇。當時的小蘇，風頭正勁，誰都知道他是劉湧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我爸心想，這是報仇來了。
招呼人坐下，酒倒上，那麼喝了一會兒。我爸先開口：“小時候不懂事，給你打成那樣，是我對不起你，你今天要是來尋仇，我不還手。”沒想到對方說：“三哥，這都是小時候的事了。我啊，就是聽說你擱這兒開飯店呢，咱多少年沒見了，過來吃碗麵。”後來他就成了常客。為這事兒，我媽還誇他人不錯，不記仇。沒想到後來犯進去那麼大的案子。
當年我家裡有各種管制刀具，有些就在我爸床頭櫃裡，漸漸都生了鏽。日本人從東北撤逃後，刺刀、三稜刀這些東西就像破爛一樣賣到了廢品收購站，多少年後依然能淘得著。這還不過癮，那時還流行自制武器。你看武俠小說中俠客那種細長瀟灑的劍，我爸就做得一把，還起名兒了，叫“七星劍”。我爸去世後，我留下幾件他自己做的東西當遺物，其中就有這把劍。七星劍帶劍鞘，木製，有一回不小心給泡爛了，我一直想著什麼時候能把它給修一修。不過劍沒開刃，因為真打起架來可沒人用這個。
我常聽我媽對我爸講兩句話。一句是：“要不是跟我結婚，你爸早進去了。”還有一句是：“你爸運氣好，沒吃過大虧。”所謂吃大虧，要麼身上留殘疾，要麼進去過，他都沒有。倒也不是什麼傷都沒落下，有一陣他抽菸，只能用小拇指和無名指夾著，別人以為他耍帥呢，其實不是，他是中指和食指受了傷用不了。
我從小聽的故事，都是我媽、姥姥還有舅舅講的我爸從前如何打架。“你爸要是按著當年那股勁頭打下去，早就進去了！”這是他們感慨浪子回頭，另一方面，回了頭的浪子又積極地把技能傳授給兒子。他當然也像我媽一樣希望我讀書，可同時又覺得，他的兒子學打架，理所當然。我就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希冀中長大。週一到週五，我在文明人的和平區上學，放學後走一條街，到我媽上班的醫科大院兒玩耍，等她下班一起回家。週六週日，我就回到“大西菜行”，大部分時間在家裡練毛筆字，少部分時間看樓下野孩子戲耍。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是整個東北三省最好的醫院之一。進醫院的這扇門，是這一帶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穿過醫院大堂，就是我小時候常玩的醫科大學校區——這裡算是瀋陽寸土寸金的地段，就這麼空著，早破敗了，運動場也成了停車場。
小時候最愛去解剖科，趴著窗戶看老師給大學生演示講解屍體解剖。隔壁一棟教學樓是早年“日據時期”日本人蓋的，一進門兩旁陳列的就是屍體標本，泡在福爾馬林的玻璃罩裡，我記得還有珍貴的連體嬰兒標本，我們給他們起了名號，最受歡迎的一個叫瑪麗，“下課到瑪麗那兒集合”，成了我們會合暗號。更野的是，進大門左側那個樓梯下面，常年放著一具乾屍，在一個棺材裡頭，我們會撞開棺材蓋兒，偷偷瞅一眼。因為這事兒，我媽沒少教育我。
即便如此，和平區還是一個以“文化教育興盛”著稱的片區。我從小瘦弱，這個瘦弱的小小身軀出現在“大西菜行”那個世界裡，我爸看了不免生氣，“我堂堂一米八幾的大個兒，兒子怎麼能長成這樣！”我心想，長得矮小瘦弱，這怪誰。他嘴上這麼說，心裡頭想的其實是：“長成這樣兒，出去怎麼打架？”我爸傳授我臨敵大招：撞羊頭。
啥叫撞羊頭？把頭放低，俯衝，去猛撞對方的肚子和下盤。這招我現在想想是對的，我後來學過巴西柔術，第一條就是想方設法把對方放倒，再高的身高優勢都沒了。不過為什麼是“想想”呢？因為到了我也沒打上一架，後來長大了，身高有了，撞羊頭這招就失效了。但那些年我可沒少練。為了督促我練習，我爸又想了辦法。我姥姥是泰安人，所以我們家一直睡糠皮枕頭，這種枕頭很硬，為了讓我練習，我爸就挑一糠皮枕頭釘到門框上，沙袋似的懸在正中央。我進進出出，都拿腦袋撞兩下，撞得枕頭上繡的那對鴛鴦在半空中亂轉。親戚們上家裡來，我也拿他們當靶子操練撞羊頭。這頭有沒有越來越硬我不知道，我只聽說，二姨夫有一陣出公差，給二姨寫家信，都會鄭重囑咐，“去鄭執家裡串門需小心”。
一對一可以用撞羊頭，要是被一群人圍住了，你怎麼辦？不會打架的人，逮一圈人胡打亂打，會打架的人，緊著一個打，就打那個領頭的，往死裡打，那些人就能散。人都是這樣，那些被領來的，沒有人會真正跟你尋仇。
我爸還擅長情景教學。我們爺倆上澡堂，常看到那些人身上的文身、疤痕。有一回看到一個人整個後背全是疤，我說：“爸，這一看就是個戰士。”我爸說：“鄭執你記住，疤在後背，打架都慫。”這道理不是很簡單麼，為啥叫人砍後背，那說明他掉頭跑了。疤捅在前頭，開在腦門的，那才是迎戰。
我爸的邏輯非常叢林法則，他認為世上的男人只分兩種，打人的和被打的。我爸使勁想培養我成社會人兒，我媽對我的目標卻是“文化人”。我爸最後敗下陣來。
我們和鄭執在萬順的當晚11點半，隔壁桌兩位酒客過來攀談
喝酒
我是在我爸去世後真正開始大量喝酒的。
2008年我休學了一年，之後又回到了學校。我爸去世後，家裡最後剩的一點錢都給了我，但要完成學業，根本不夠用。不想讓我媽操心，也不想跟朋友借錢，我在街邊找了一家民間連鎖借貸機構，利息沒太算清楚，不知道它是怎麼滾的，但知道它肯定比一般的要高，當時也沒往“高利貸”那個方向去想，兩年一共借了十幾萬。我給“一個”APP投稿也在那個時期。它給的稿費很良心，投完還能立刻看到稿子和評論，就這麼合作了一段時間。現在想起來這是我非常羞恥的寫作階段，曾經我有過這樣的想法，《生吞》以前的作品，恨不得燒掉。很快我就不這麼想問題了。不能因為你今天行了，寫出《仙症》了，就想隱藏過去。如果那些文章有生命，它們會覺得我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人不應該這樣。
這個時期，我開始酗酒，逢喝必醉，比現在胖20多斤。我喝酒有家族傳承。我姥爺在我媽高考那年醉倒在馬路牙子上，腦血栓後癱瘓，從此再沒起來，去世的時候我姥姥買了十幾瓶酒給他陪葬。我有一個叔叔，床底下常年備有兩箱啤酒，早上醒來，躺在床上先來一瓶。要是沒這口，哈欠連天，幹啥都沒精神。現在管這個叫“酒精依賴症”。但在東北，我從小的生活環境裡，就是這樣一群酒鬼。酒精如同這個家族男性的第三性徵，流淌在我血液裡。
我開始大量喝酒的時候，是我最窮的時候。心情和心態都不好，必須每天喝大酒。每天晚上幹下兩瓶紅酒才能睡著。那時候是真窮，欠了一屁股債，一兩百塊的紅酒喝不起，那我就喝19塊錢的。喝了小半年，喝進了醫院，酗酒的生活這才告一段落。
從前我也見過我爸在“窮鬼樂園”裡喝，隔著玻璃看到他跟一幫哥們兒推杯換盞。此時的他會比平時陽光一些，臉上帶著微笑。由此我掌握一個規律，他喝酒的時候給的零花錢比平時多。比方說我今天考了一百分，我先收著，看他哪天喝酒把卷子拿給他，說：“爸，我考一百了。”他能給我一百塊錢。如果沒趕上喝酒，他就誇你一句，沒了。
直到他去世後，我才第一次走進那扇玻璃門。老闆娘問我是幹什麼的，酒膩子不會是我這種模樣，一來就點好幾個“老雪花”，四個奢華的下酒菜。他們看我覺得格格不入，我自己卻對這裡感到親近。我現在寫劇本、寫小說，出去他們會說什麼“你們文化人”。我可不是文化人，我骨子裡不是那種東西。我完全不瞭解知識分子家庭是啥樣，我也不瞭解文化人該幹啥。
我們跟鄭執路過他小時候經常玩耍的院子，幾位老太太在那兒曬太陽，鄭執說，他姥姥曾是其中一員
十年前我來“窮鬼樂園”時21歲，以為全世界都將被我擁有；十年過去了，我感到自己正越來越接近他們，“窮鬼樂園的廢人”。很有可能，我就是隔壁桌就著一盤3塊錢花生米喝2塊錢一紮啤酒的那個人。不過我現在已經不再做假設，人應當剋制對自己命運的好奇心。有一個問題我倒認真想過：如果我有另一輩子，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答案是比這幫人還要廢的生活。不需要愛情，不需要性生活，只需要能照顧我生活的保姆，天天喝酒，喝到四五十歲，完事兒。但人不可能有另一輩子，所以這輩子，我不能活得像他們一樣消沉。
我有時也會想，為什麼我事到如今寫出《仙症》這樣的故事。我覺得土地跟人一樣，你愛他多了，他會冥冥中回饋你點什麼，《仙症》是東北那片土地給我的回覆。我迷戀我的童年，就像我迷戀“窮鬼樂園”，就像“窮鬼”們迷戀他們的工廠年代。我知道他們為什麼喜歡到這裡喝酒，因為他們不想從過去出走，那個時候還有飯吃，有國家養，走出“窮鬼樂園”這扇玻璃門，是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文學有一定的延遲性，20年後，當我們成人，有了表達能力，童年時期在我腦子裡種下的這粒種子發芽了，這粒種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經歷的殘酷現實。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小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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