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
封面故事
千万件的问： 归来何日？
“
超过1000万件，这是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数量。这些流失文物遍及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
”
记者 | 姜浩峰
“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姿态，将带动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法国和英国会不会效仿？其他欧洲国家呢？”
“我们印度人非常妒忌，因为英国人曾掠夺很多印度古代文物。”
……
各国网友的跟帖，评论的是意大利将796件（套）中国文物归还中国。这是今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颇受国人关注的事件，也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瞩目。这些返还文物——上溯新石器时期，下及明清民国，可谓是上下五千年；马家窑文化彩绘红陶罐、汉代陶猪俑、唐代彩绘骆驼，种类出处遍及华夏各地，纵横九万里。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并非今年以来首个向中国归还流失文物的国家。今年2月下旬，美国联邦调查局向中国归还了361件流失文物。
近年来，中国多管齐下，促成了包括圆明园兽首、大堡子山金饰片、“虎蓥”以及美、意两国政府四次返还文物在内的30余批次约5000件（套）流失文物的回归。然而，5000件（套），仅仅占中国自1840年以来流失海外文物数量的万分之五都不到！
“与流失海外的文物总数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流失海外珍贵文物的归国之路依然曲折且漫长。”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陶瓷研究所所长耿东升对此评价说。
各种买卖各种伤害
超过1000万件，这是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数量。这些流失文物遍及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这上千万件文物，许多是“君问归期未有期”，归来何日不知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则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这些文物包括书画、青铜器、陶瓷器等，大多被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或收藏家收藏。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展厅，《新民周刊》记者曾见到一幅令人震撼的壁画——山西省广胜下寺壁画《药师经变》。足有四人多高、15米长的彩绘壁画，到底是怎么从中国山西搬到纽约，又贴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墙上的？！
广胜下寺所在地，原为赵城县，1954年与洪洞县合并。一块1929年赵城县县长张梦曾与僧人、乡绅共立的《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上，能找到壁画流失的答案。“山下佛庙建筑，日久倾塌不堪，远近游者不免触目伤心。邑人频欲修葺，辄因巨资莫筹而止。去岁有远客至，言佛殿壁绘，博古者雅好之，价可值千余金。僧人贞达即邀请士绅估价出售，众议以为修庙无资，多年之憾，舍此不图，势必墙倾像毁，同归于尽。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售得银洋一千六百元，不足以募金补助之。”
原来，寺庙破败多年，无论当时的政府，还是县城的财主所谓邑绅、僧人，谁都无力或者无暇修缮。张梦曾和邑绅卫竹友、许俊、贾绍康等人，会同住持和尚贞达，以1600元大洋的价格，将寺庙壁画卖给了“远客”，筹得款项，用于修庙。
所谓远客，实则是古董贩子卢芹斋一手策划。他不仅购得后殿西壁的《药师经变》，还取走后殿东壁的《炽盛光佛佛会图》。买卖谈成后，卢请人将壁画切割后编号装箱运到了美国。
两幅壁画，被卢芹斋分别卖给了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及收藏家塞克勒（Arthur Sackler）。1933年，艾金斯艺术博物馆开馆前，《炽盛光佛佛会图》被重新编号拼装，陈列至今。而《药师经变》，则于1960年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塞克勒”命名的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展厅。
回顾这起文物流失事件，令人悲哀的是——1929年的山西，正值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再次合作时期。省里忙的是成立国民党党部，搞“清共”委员会；阎锡山也在私下做着决裂的准备。果不其然，不出一年，阎发兵参与“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这时候的山西省府，谁会顾得上小小一个破寺庙呢？
赵县县长张梦曾等剥离壁画出售，亦属无奈。尽管这两幅壁画是元代以朱好古为首的襄陵画派画师的代表作，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宗教艺术品，可寺庙倾颓、画将焉存？1600元大洋，至少让寺庙得以保存。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前来考察，只能在这两处被剥离壁画的墙前叹息一番了。国家贫弱，文物也难安。
被带到美国的壁画，确实按照编号拼装起来，成了类似“七巧板”的拼图，不知此种修复，算不算黑色幽默。更可叹的是，分散在各处的壁画，修复工作不可能保持完全一致。从相关图册中可以看出，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炽盛光佛佛会图》的黑色轮廓被加深过，且涂了一层发光物，可能是树脂。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药师经变》壁画线条的锐利程度更高。这样的修复，受损的不仅是文物自身的艺术价值，很多文化信息也许就此湮灭。
卢芹斋此前另有一大“杰作”——将陕西唐·昭陵六骏石雕中的两匹——“飒露紫”和“拳毛騧”，走私到美国。192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高登（George Byron Gordon）通过一位慈善家的捐款，以12.5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二骏。
卢芹斋本来的意图是希望把六骏全部贩卖出去，造成的结果是六骏几乎全部被切割为几块，然后又拼装起来。如今的唐昭陵，缺失的两匹骏马的部位，用水泥糊上复制品；“飒露紫”和“拳毛騧”，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展出。
“你会吃惊地发现，这封信寄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不是北京。因为我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听说，由于出售唐太宗六骏浮雕，中国现任政府想要逮捕我……”这是1927年卢芹斋写给友人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盗取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信，现存哈佛大学档案馆。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中国几经战乱。卢芹斋凭借本人的专业文物鉴定功底，和精通英法两种外语，成为超级文物贩子。有统计表明，他卖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超过50万件。
而在当年，卢芹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以昭陵六骏为例，据他自称，是从北京古董商赵何方手中买下“飒露紫”和“拳毛騧”的。赵何方认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袁世凯欲称帝时，为装饰御花园，给赵何方特别印章，允许昭陵六骏浮雕运往北京。可见，本身即是窃国大盗的袁世凯，明知昭陵六骏的价值，却因一己之私不惜破坏。而在帝王梦碎后，袁家又极有可能帮助卢芹斋将二骏走私出境。哭笑不得的是，民国政府此前曾以袁世凯大总统的名义，颁布过《禁止古物出口令》。
在军阀混战的年月，不仅有袁世凯这样做皇帝梦的人破坏文物，还有孙殿英一类的小军阀，去清东陵盗墓，窃珍宝充军饷……
被抢夺的和被侮辱的
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外，实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个高潮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圆明园文物流落欧美民间的很多。而真正有价值的圆明园文物，则深藏在英法的博物馆中——英国维尔特郡放山居、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宫三处是主要窝藏地点。特别是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其建造的原因就在于存放圆明园珍宝。
在英法等欧洲列强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占领地掠夺，美其名曰“战利品”，已成习惯。这也是印度网友羡慕意大利归还中国文物的原因。下令火烧圆明园的英国人小额尔金（James Bruce）此后去了印度，并死于一场火灾。而他从中国带回的玉器、珐琅器、瓷器、丝绸和钟表等，自1861年起就开始在伦敦拍卖。在巴黎，1861年12月12日举行了圆明园文物首场拍卖会。另外，在1861年2月23日至4月10日，由英法混合委员会挑选并以军队名义献给拿破仑三世皇帝的艺术品在杜伊勒利宫的马尔桑楼底层展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圆明园。
“有其子必有其父”，小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Thomas Bruce），早在1801年就曾率领英军洗劫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和伊瑞克席翁神庙。在打劫的时候，英国人野蛮施工——敲掉两大神庙的承重结构，然后割取19幅浮雕、15块墙面、56块中楣、1个女像柱、13个大理石头部雕像。这样侮辱一国文化，简直骇人听闻。此类规整切割文物精华部分的手法，后来被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广泛继承。
英国掠夺中国的文物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唐代画作《女史箴图》摹本。《女史箴图》原作出自晋代大画家顾恺之之手，已经散佚。清宫所藏唐摹本亦是上乘之作，有宋徽宗御批《女史箴》词句11行，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上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趁乱将图盗走。基勇松并不懂此画的文物价值，他于1902年将画作带回伦敦后，跑到大英博物馆，只为了让馆员看看那画轴上的玉扣价值几何。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西德尼·柯文（Sidney Colvin）和他的助手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意识到了画作的珍贵，于是以25英镑的价格从基勇松手中购得此画。
然而，大英博物馆当时并没有太多保护中国画的专业知识。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进行文物复制和修缮工作。1914年到1915年间，这幅唐摹本《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清宫画家邹一桂接续的画作。并且，因为缺乏中国画装裱知识，唐摹本《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破坏性地裁剪了下来。
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倒曾有意把《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作为谢礼，但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择了亟需的潜艇当礼物。于是，此唐摹本《女史箴图》终年放置在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2002年曾前往密室看过这幅摹本，当时在登记册上，只有19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
比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还在其中国厅展出敦煌壁画。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边缘的割痕犹清晰可见，无疑是采取了类似老额尔金在雅典卫城类似的手法。原来，1856年至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次次都掠走大量文献文物。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最多。如今，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书稿中，大英博物馆就藏了1.3万件，中国现存仅剩三分之一，难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诚然，中国文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展出，的确都代表了中国文化，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但，这无疑亦是记录着一个国家的屈辱史！
閱讀更多 新民晚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