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能否給中國帶來真正的信仰和人文精神?儒學能否促進中國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藝術就是謊言


儒家能否帶來真正的信仰和人文精神,儒學能否促進民主與科學?這個問題很複雜,涉及到幾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如:儒家與信仰、人文精神、儒學與民主和自由的關係,而且都是目前十分重要又複雜的問題。下面簡要加以討論。




儒家大體分為孔孟為代表的古典階段,和二程、朱熹及王陽明為代表的理(心)學階段。古典儒學不是一種信仰,也不是一種精神,按現在的學科分類,大約是一種政治社會學,宋明理學則是一種政治哲學。從漢武帝開始,儒學在兩千年帝國時期成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和國家主流知識系統。而信仰,是人們深信崇仰的某種理念或主義,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現形式。

在帝國時期的兩千多年中,儒家雖然有“教主”、“教堂”(孔廟)、“教徒”(儒生)“經書”和教義,且一直被列為三教之一。然而,儒學有一些非宗教的基本屬性,如敬鬼神而遠之,不討論怪力亂神,且其最為重要的非宗教特點是所有理論和關注都在現實世界,而非天國來世,這是和所有宗教信仰在本質上的不同。



儒學中有德先生的因素,如孟子明確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尚書》也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裡必須說明,德先生雖然在兩千多年前的古雅典存在過180年,法國大革命後以新的面目重生後不斷成長壯大,但至今德先生還未成年,許多理念仍處在理論上,而非已成現實。而許多國人所想象的德先生,基本是一個外行人所理想化的“大餅”,與目前的真實情況差距很大。

同時,德先生在國內和國際具有明顯的,甚至是本質的不同。如果說在歐美那些國家中,德先生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名不副實,或言過其實,畢竟總體來看還是有一些實際的實施,如投票,競選等。那麼,德先生在國際上則完全就是一個噱頭或藉口,“非我族類”者,非“俯首帖耳”者,都會被德先生所“教化”或轉型。當然,需要先換掉你的現任,控制你的資源等必要措施。近半個世紀以來,被教化的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詳。

同樣,賽先生近一個世紀以來發展神速,但也遠未成年,大約仍在小學階段。雖然有些科目的學習成績不錯,但也有很多方面仍然處於懵懂狀態,所以根本談不上能夠作為一種標準,乃至理想。賽先生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則為目的,有其獨立的領域;儒家思想以指導人生、提高精神生活、發揚道德價值為特殊效準,也有其獨立領域。一個科學家既可以在精神生活中尊崇孔孟,也可以在科學上有所發現,這兩者並不矛盾。



儒學有益於科學家的人文修養,進而有益於科學精神的培養,西方科學家通過信宗教和奉法律來提高自己的人文修養,儒家則重視心性修養和人格修煉,將來中國的科學家若缺乏儒家的人文修養,無疑會失去真正的科學精神,專以功利和實用為目的,科學在中國則不可能會健康發展。

儒家的價值觀念與科學並不矛盾。17世紀以來中國人對於西方傳來的科學並未拒絕,這並非完全來自於獲得堅船利炮的急切心理,而是由於儒家價值觀念很容易接受科學。如李約瑟所說:“這些理論對中國的科學思想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而且決不比支配歐洲中古代思想的亞里士多德式的元素理論差。”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秦清之間的20個世紀中,中國是世界上最為富強大國的歷史被有意無意地忘記了,只有清末一個世紀的落後捱打成了“鐵證”,為此起到關鍵作用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被莫名地潑墨為“吃人”。在上個世紀掀起多次潑墨熱潮,讓只知道幾句歪曲亂解的一批國人,至今還執迷不悟,實在是可悲又可憐。但願,那些惡夢能被儘快忘掉,儒學受到所有國人應有的尊重,並在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中,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無中生有hz


儒家只能分潤皇家恩惠,不能帶來真正的現代文明,歷史已經用兩千年做了一場成本高昂的試驗,儒家交了一份相當糟糕的總成績。當然你知道了,這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

在現代社會,不學習世界歷史,就不可能認清楚中國歷史的發展究竟為什麼如此,比如為什麼會治亂循環,為什麼經濟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1840年以來為什麼會遭受百年屈辱,百年以來我們都從歐洲借鑑了哪些思想資源,這些思想已經深深的嵌入到我們的生活周圍。

當我們讀懂世界歷史之後,回過頭來再縱觀兩千多年的歷史,你會發現 儒家學說的缺陷在於,它是為君主效力的,沒有找到約束君主胡作非為的有效方法,在君相之爭中節節敗退,最終淪為君權專制下的工具。

從董仲舒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贏得了獨一無二的行政資源,卻沒有能夠承擔起這份責任,就連董仲舒本人也因為私下裡誹謗皇帝被打屁股。

儒家在形而上學上的缺失,比如無法應對如何討論鬼神的問題,讓其他宗教有機可乘,最終形成了儒釋道三家合流。

儒家在行政上的注重義利之辨,注重道德教化,不談經濟。尤其是後世的清流派,面對國家出現實際問題的時候束手無策。

1840年之後,特別是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的時候,面對新的世界形勢,無能的封建專制,和束手無策的“孔家店”,一起被打倒了。歐洲人來了,我們怎麼辦?

歐洲人來了,世界上提出了好幾個問題。一個問題在400年前就提出來了,利瑪竇第一次把歐洲科學和技術帶到中國來,可是中國人包括康熙皇帝沒看懂,以為不過如此,沒有什麼用,硬生生的錯過了機會。這是德先生。

另一個問題是。歐洲的現代化標誌著民主國家的興起,思想啟蒙所帶來的則是人的覺醒,人的個體價值被喚醒了。但是中國傳統社會無論是封建專制還是儒家的倫理道德,都是在社會集體下生活的標準,既不鼓勵創新,又不鼓勵追求個人的幸福和價值實現。

所以儒家實際上是一種古代的價值體系,在封閉的中國古代社會環境下,或許還能維持,有時候已經捉襟見肘了。但在現代化的條件下,早已破腚百出了。這一件破衣裳,該扔掉就扔掉吧。

即便是有一些布料,仍然可以拿來回收利用,也必須是在現代化的條件下,重新打造,直接當一件新衣服穿上,肯定是有大問題的。


松鼠老孫


儒家學教給世人的是做人的本份,還留有自我,不究竟,雖然不圓滿,但總比沒有儒家道思想教化要好,起碼做人象個人樣,值得人們學習儒家傳統文化。道教要比儒道能更進一步對人類的教化,道家理念成仙是他們的目標,在人格思想是脫塵凡俗,但也不究竟。佛教是在前二道基礎上再進上一大步,教導人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我與一切眾生皆是一體,佛與眾生皆是一體,山河大地,花木流水,世上的一切,皆與佛同體,宇宙萬象無不與佛有關,由於眾生煩惱重,業障重,障礙了我們原有佛性,看不見那個真實的我,把血肉假我當成了真我,恕不知我們血肉之軀是由風,水,火,土各種原素,因緣合和組成的,當因緣走到了盡頭就是死亡,但是我們的本性永遠長存不死的(已就是人家常說的靈魂),雖然不死,但有輪迴,根據眾生業障輕重,在世時所作所為,善惡多少,來決定輪迴去向,行善之人輪迴在三善道(大善天道,阿修羅道),(次善人道),行惡之人輪迴在三惡道(畜牲道,餓鬼道,地獄道),通過精進修行善行,斷了,業障,煩惱,我執,習氣成就了一地至十地菩薩果位,最後成了覺者,就是究竟圓滿的佛,佛是人修成的,人人都能成就佛,永遠離開了六道輪迴,不再在輪迴受苦,所以佛教才是對人類最終的善法,因為佛教講的是因果,而因果又是每個人自己所作所為得的果報,不是人為誰給的,禍福都是自己招的,而不是別人給的,所以很公平


成立旺姆12345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發展基礎正是儒家文化的秉承,並且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靈魂思想。

中國語言博大精深,一句話正說反說是不同的意思。儒家文化所謂糟粕只不過是人為的扭曲和片面利用某些方面不和當下。更有惡意扭曲其意的已達到統治罷了!如果正確理解,應和當下重新定義其意義絕對對國家、社會、人民產生巨大意義。

有人說儒家文化思想,過時了腐朽了,造成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那麼共產主義學說過時嗎?腐朽嗎?極端嗎?恐怖嗎?看看當年柬共製造的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看看日本赤軍制造的恐怖襲擊!看看菲共製造的國家動亂!...他們信仰共產主義,更有把毛澤東思想作為“聖經”。但是,他們製造了一場場罪惡的恐怖主義。難道是共產主義的錯?是毛澤東思想的錯?

NO!不!不是是人的問題,是統治者將其成為恐怖主義的思想工具!就像菜刀放在廚師手中可以創造出世間美味,但是一旦落入極端分子手中就會變成殺人的工具。

反觀儒家文化與思想,在他誕生之日對於當時社會是無比先進的思想。

孔子的“有教無類”開啟了兩千多年前被現代國際教育界視為“現代社會主義教育平民化”。在他的年代,只有貴族才有接受教育的權利,而他卻認為“有教無類”,對於教育是沒有區分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

孔子的“因材施教”更是現代教育的理念與思想,根據學生各自的情況進行學習和教育。其意有二:一不同性格的同學不同教育方法,張狂者應多以打壓教育,以防驕恐。懦弱者應多以鼓勵使之自信。二基礎本才不同,個人有個人的喜好,個人有個人的特長。孔子教育並非只有讀書習字,更有騎射、琴弈、歌舞、工技...以其喜好特長而學。

“三綱、五常”被視為糟粕,只是有人誤解其意和歪表其意罷了!

“三綱”者!君臣之道,有人說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歪曲而已!君臣之道,大可理解為君為臣的榜樣以身作則,臣以尊崇服從領導為職業操守,當下可視為上司與下屬。領導和下屬能夠各盡其責,則國家安定。

父子之道,孔子更說到“子不教父之過”,可見夫子對家庭教育的的重視程度,乃至當下即使你再怎麼反孔,誰家孩子可惡,都會帶上一句“上樑不正下樑歪”,其表義早已深入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反過來,“子予父為孝”,這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道德關中,甚至世界上亦是認可。

夫妻之道,“夫正妻賢”不正是當下家庭關係和諧的根本嗎?“夫不正”或“妻不賢”家庭矛盾叢生。如果每個家庭夫妻雙方恪守不懈家庭不就和睦了嗎?

再說,“五常”為“仁 義 禮 智 信”其為中華民族道德規範。

“仁”仁愛、仁慈。世人存仁心於世,則是事和諧,大愛社會不也是我們所追求的嗎?

“義”道義、公義。尊義者人善,也就不會有碰瓷的、訛人的、老人倒了沒人去扶了。道義自在心中,公義自在人心!

“禮”禮貌、禮儀禮節。中華自古禮儀之邦,這是我們總說的。人人以禮相待,又怎會出現矛盾呢?當下國家號召“禮讓行人”,這是學習西方,其實這正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思想,以禮相待,相互禮讓。

“智”智慧、智力。誰敢說反對自己聰明,說自己沒有智慧和智力?孔子並不是“愚民”,他所主張“民智”和“民智開化”。就是人民應該聰明,不愚笨。

“信”信用、信譽。西方國家說他們擁有“契約精神”而中國沒有,放屁!孔子早在兩千年前就以“信”作為君子之本,“君子言而有信”。而“信”字是一個“人”和一個“言”組成即“人言為信”,可見中國人的相對西方所謂的“契約精神”更加偉大,我們不用寫下來,口頭一句話即可。誰在說中國人沒有“契約精神”,大嘴巴抽他。這不過,有些人丟家裡,忘帶了!

我們對於中華文化的經典儒家思想,是糟粕,是精華,要看我們怎麼去理解,怎麼去傳播。就像菜刀...


品評者


對問題本身的正面否定回答,就是我的答案,儒家思想不能給社會帶來真正信仰與人文精神,儒學不能促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原因:

1.從理論上看,儒家思想與儒家學說的結構是不完美的,沒有本體(神)、主體(人)和客體(物)的明確位格,無法導致人與神關聯的媒介的正義宗教和人與物關聯的媒介平等經濟的產生。沒有正義的宗教與平等的經濟,也就產生不出關於理念的哲學理論、關於公權的與判理論和關於自然的科學理論,德先生與賽先生也就無從產生。

2.從實踐上看,中國沒有正義的宗教、也沒有平等的經濟,只有皇家對公權的專制,歷史的改朝換代只是“易主”而已,談不上人文上的開化進步。以至於在宋朝之後被北方的蠻力先後三次“滅國”,至今都還沒有復原。

3.從哲學上看,“信仰”、“精神”、“科學”、“民主”等等都是西方基督文明的概念名稱,日本、韓國、臺灣的東方國家或地區都是充分汲取了西方文化才切入人類文明大道的,呈現出正義、民主和平等的善信美的境界現象。也就是說,儒家思想與儒家學說是可以昇華達至文明開悟境界的,必須自信。


李華春65436873



榕容寅


儒家經典《三字經》的頭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這裡所說的是,人在初生的那一刻,心靈純潔得像一張白紙,沒有受到任何汙染,所有的行為驅動,都是天性使然。而如何教化則是一個人在以後的人生中建立起什麼樣的行為準則的基礎。一個人所能接受的價值體系,也指引著一個人的一生做為!假如這個人所接受的價值體系是以道德為基礎的,那麼這個人一定會成為一個正人君子,而儒教所推崇的修身正果就是使一個人成為君子!

“仁義禮智信孝悌廉恥勇”恰恰是儒家文化主張中國人追求世界觀和人格操行的代表。 儒教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建立了系統的道德理論,在人際關係中主張“以德服人”,在社會生活中主張“為政以德”,在自己的生活中身體力行。 本質上,儒家文化希望讓中國人樹立正確高尚的價值觀、健康平和的心態、人文充分的法制。 儒家禮教要求一個人必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後才能從事治理國家的工作,即所謂“內聖外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把個人品德作為治理國家的前提,治國如治家。“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歷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就是品德敗壞的國家元首對國家民族乃至世界的破壞,遠至古代的暴君,近代的希特勒和東條英機,他們缺乏道德卻上位為一國之首,最終導致的惡果貽害無窮!因此毫不誇張的說,儒家思想中的精粹對人類社會的積極作用遠遠大於消極作用!有外國網友說:“我們無法忽視儒家思想對歐洲引發的啟蒙時代的影響。像伏爾泰這樣的哲學家們是儒家思想的狂熱粉絲,他們意識到人民有權推翻惡王。沒有中國文化的影響法國大革命就不會發生”。的確如此, 18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並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矇騙的味道。”,他又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他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啟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闡述和論證。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 “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法國和英國的實情是,中國,在儒學的推動之下,早就徹底廢除了世襲貴族政治,現在儒學又成為攻擊這兩個國家的世襲特權的武器。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而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更是深遠,“禮、義、廉、恥、仁、愛、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價值觀一直是指導絕大部分中國人日常行為的基本意識規則。中華民族禮貌友善、溫良忠厚和認真刻苦的氣質,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漸形成的,這種教化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突出體現。

關於儒家思想的科學精神,孔子本人的天命思想繼承了周時的具有倫理道德意味的天命觀念,孔子思想是於繼承中有所創新轉化,尤其是表現在“天命”觀念上更是進行了根本的轉變:將“天”的內涵由宗教之天轉變為義理之天、自然之天,“天命”觀念由神學向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方向轉變。故曰:“天生德於予”,但同時又作了自己的發揮,表現出了兩種值得注意的傾向:一種是懷疑或拒斥鬼神觀念的人文主義傾向,一種是汰除“天命”觀念中的上帝神秘意味而專注於“天道”的哲學思考。第一種傾向在孔子這裡已經有了彰顯,“‘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孔子確彰顯一徹底人文主義之精神。” 第二種發展傾向則是孟子確立的,孟子講“盡心知性則知天”,確立了義理之天的天——人結構。孟子以後的儒家天道觀念經《中庸》、《易經》而發揚光大,《中庸》開頭就提出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確立了正統儒學思想的指導原則。

在理論上關於鬼神的態度,儒家是明確的懷疑或是否定鬼神的,但是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往往又有著祭祀或崇拜鬼神的行為,儒家強調的祭祀天地、祖先和萬物神靈的祭禮,對儒門聖人的頂禮膜拜,將聖人神人化、鬼神化,進行祭祀崇拜,這不僅僅在民間大眾中極度盛行,事實上上層的士大夫之流往往也是宣傳提倡的。當然儒家提倡的一系列具有宗教意味的行為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種“神道設教”,但其中確實是有著濃厚的鬼神迷信的色彩,尤其是在民間宗教行為中。

關於鬼神存在與否,孔子從來沒有給出一個確定不移的態度,在一般情況下他對於鬼神是避而不談的:“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在某種意義上,孔子的表達方式,就已經證明他對於鬼神的態度是懷疑的而不是肯定的。

儒家提倡“格物致知”,它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乃儒家專門研究事物道理的一個理論,源於《禮記‧大學》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論述的“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解析出來就是,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而從中獲得智慧(或從中感悟到某種心得)。格物致知就是:“參透事物本質,掌握知識本源。”儒家格物致知思想實際上就是科學思想的體現,所以在清末的洋務學堂中,把物理、化學等學科稱為“格致”就不奇怪了。

對於鼓吹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科技發展的人,這裡要講的是:“儒家思想沒有把非儒家著作都燒了,也沒有在宗教儀式、習俗方面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更沒有把科學家和異教徒送上火刑柱,所以說儒家思想對科學的阻礙和基督教比起來不值一提。”

關於儒家思想中是否包含民主成份,可以在儒家經典中可見一斑。

儒家講究“通經致用”,熟讀經典,背誦經典,以此出發,作為行動和思維的依據。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所謂“民為貴”即民比社稷、君主更有價值的意思。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所謂“為民”即以民為社會、國家的價值主體的意思。

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中有《唐虞之道》篇,它說:“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自)利也。禪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又說:“不禪而能化民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這就是說,儒家所理想的政治體制是“利天下而弗自利”的禪讓制,而不是傳子的世襲制。此篇作於“孔孟之間”,它認為傳子的世襲制不能“化民”,所以它實際上否定了世襲制“家天下”的合法性。後來因為燕國發生了“讓國”事件的悲劇(參見《戰國策·燕策一》),孟子遂將儒家的政治思想調整為:“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萬章上》)《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與子游的對話,孔子也說他所理想的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只是在“大道既隱”之後才有了“世及以為禮”的“小康”(按“世及”即父子相傳和兄終弟及的意思)。從《唐虞之道》、《孟子》、《禮運》思想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出儒家對政治制度的設計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隨著歷史的變化而作調整的,其中一以貫之的是“利天下而弗自利”的民本思想。因此,我認為儒家的民本主義從價值觀上說實高於其王權主義。

 “漢承秦制”以後,儒家適應由法家建立的君主集權制度而有了“三綱”之說。董仲舒主張“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所謂“屈民而伸君”就是說臣民要絕對服從於君主,也就是“君為臣綱”,這並非先秦儒家的思想。所謂“屈君而伸天”就是說君主要絕對服從“天”的意志,如果君主有錯誤,“天”就會以“陰陽災異”來給予儆戒、懲罰。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仍然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儘管它與“屈民而伸君”是有矛盾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與君主制結合在一起,但又以民為社會、國家的價值主體,這裡有矛盾,而在這種矛盾中也潛含著從民本走向民主的種子。也就是說,當君主制的禍害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儒家就可能重新考慮民本與政治制度的關係問題。

關於對儒家民本思想的評價,以及民本與民主的區別,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論之較恰切。他說:“要之我國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統治之下,行民本主義精神。此理想雖不能完全實現,然影響於國民意識者既已至深。故雖累經專制摧殘,而精神不能磨滅。歐美人睹中華民國猝然成立,輒疑為無源之水,非知言也。”(《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五四新文化運動把“民主與科學”同中國傳統文化完全對立起來,這是當時“新青年”的思想侷限。其實,陳獨秀的民主思想也可謂“接著”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講的,如他在1915年所作《今日之教育方針》中主張“惟民主義”,他說:“國家而非民主,則將與民為邦本之說,背道而馳。”(《陳獨秀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頁)可見,其民主思想並非與民本思想“背道而馳”,而是順著或接著“民為邦本之說”講的。五四運動把“民主與科學”作為救亡圖存的手段,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追求“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裡顯然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的民本思想。

嚴復曾經說,西方文化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此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們要學習的,但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有重個體之自由而輕社會整體之和諧的缺陷。中國的民本思想則是以人民整體的利益為“體”,把此民本的價值觀與自由的價值觀結合起來,達到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和諧,則中國將建成比西方更優越的新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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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仰的儒家思想

歐美各國信仰的基督教

阿拉伯國家信仰伊斯蘭教

南亞及東南亞地區國家信仰佛教

以上四種信仰是各國人民的基本精神信仰。其中後三者的信仰都有固定的神化人物:基督上帝、真主安拉、佛祖。

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是沒有固定的神化人物,是一套系統的理論思想,其中經過孔子、孟子、王陽明等人的整理而成的。儒家思想宣揚的基本思想就是為政者實行仁政、為民者以三從四德為自己的行為規範,宣揚大一統思想。主張:事在人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國雖經兩千多年的演化,但始終中化文明傳承不斷,國家處於統一狀態的主流中。

儒家思想也需與時俱進,要緊跟時代步伐,才能發揮其最大能量!


經天緯地安邦定國


歷史上儒家主導思想時,哪次不是經濟、文化、科技都世界領先的?中國文化科技停滯的都是那些胡人作亂或統治的朝代。小小的南宋半壁江山的科技經濟佔全球一半。

另外,現代科學出現在西方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教會文化。基督教無所不用其極的滅他國文明與文化,證明神是萬能的。而黑死病三百年證明耶穌不是神,是騙子。才產生反神的文藝復興、重科學、啟蒙思想。但歐洲的教會思想已經一千多年深入血液了。所以歐洲才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教會思想反教會證明神是假的,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證明科學是對的。才產生了現代科學。

現代科學的產生,中華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從思想上:為了反教會思想,他們通過考古,與學習東方文明,建立的文藝復興學說。中國的文化來源於馬可波羅行記、蒙古西征、阿拉伯傳播漢人文明,新航路來到中國等。

科學上:當時受一千多年的教會統治,西方以經是科技沙漠。他們想反神學,崇尚科技,但他們又沒科技底子。就在古中國四大發明的基礎上,讓竇瑪利等間謀集團到中國取得各種科技成果。這些成了西方現代科學的根。

雖然西方現代科學的根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基督教文化,但儒家中國的作用卻不象現在某些軟骨頭認為的那麼沒用。

全面學歷史會讓國人更自信。


起源探索


有些回答真的讓人“出離憤怒”。所以也顧不得自己的鄙陋,對有些回答駁斥一二:

首先這個問題要解決的是——什麼是信仰?信仰,應該是一種被人認同的社會的、人生的、精神層面的價值觀!如果是一個族群共同接受的,那麼可稱為民族的信仰。這個意義上講,在中國,儒家的價值觀應該是超越了很多學派、宗教、流派的,它當得起中國人的信仰。

為什麼這麼說?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孔、孟(還有稍後的荀子),他們主張什麼?共同主張一種社會,叫“大同”,什麼是“大同”《孔子家語》、《禮記》上都有記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關鍵是很多人不明白什麼意思:大同社會,要的是社會的公平,任用的社會管理者要德才兼備,社會講求誠信、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所以人不只在意自己的親人子女,使老年人可以有所終老,青壯年有工作可幹,子女能夠接受教育成長,無子、喪偶的老人、殘疾人都能收到照料。男人有所分工,女子有所歸宿,商品財富不是唯一的追求,也不必都撈到自己的懷裡,都願意為社會貢獻力量,以不承擔社會責任而羞愧,這樣的話就可以不搞陰謀詭計,不算計,沒有盜賊,沒有強盜,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就這樣的社會理想,用今天的話來看,就是一個擁有極高社會福利,全民分享社會成就的社會!這有哪點不好?不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目標嗎?與現在歐美很多福利國家的做法,不是一樣的嗎?這樣的社會理想在公元前被提出來,請問是否是合理的,科學的,甚至是超前的,有時我甚至認為夫子是“穿越”回去的。至於,我們為什麼沒有實現,那難道是這些哲學家的責任嗎?

另外,從孔、孟的生平來看,他們都不得志,為什麼不得志?因為他們罵當局呀,對當局的苟且行為,絕不同流合汙,夫子看不慣魯公與季氏的好色,因而丟掉了國家高幹的待遇;孟子罵魏王帶領禽獸去吃人,罵得很難聽,官員在孟子那裡,就是一群畜生。這樣的觀點,算不算革命?甚至罵得明太祖這個獨夫,把孟子搬出了孔廟。孔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熱血憤青”,對社會的不公最早提出了抗議!這好不好?

在說教育,孔子也許是全世界第一個搞平民教育的人,可以說沒有孔子,知識就永遠壟斷在貴族的身上。孔子的教育觀點,到今天,我們都還讚賞,不過用得更好的卻是外國,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什麼階層的人都有權利接受教育,只對愚蠢、懶惰的人說不,在他的子弟裡面,有出身不明的野人子路,有富可敵國的商人子路、還有窮得叮噹響的赤貧認識顏子淵、原憲。而他恰恰最喜歡窮困潦倒的顏淵,表揚他:賢哉回也!他確實是在教育方面追求人人平等,當他的學生冉求違背價值觀的時候(那時這學生已經是高幹了),明確表示跟他斷絕師生關係。他的教育從來沒有標準答案,只是啟發,是真真做到因材施教的人。這樣的人值得不值得去敬仰,與當今有些墮落的師痞相比,你更喜歡誰?孔子周遊列國,包嘗人間艱辛,到死沒有放棄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這份堅持,在今天浮躁的中國,有幾個能比?

孔子厭惡貧窮,但他明確表示: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就叫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今天我們有什麼?笑貧不笑娼,不然那麼些地溝油、三鹿、疫苗事件、某多多假貨橫行,不就是喪失了基本的價值信仰造成的嗎?

而這只不過是夫子哲學體系的幾點星光而已,他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把自己的哲學思想成系統表達出來的人。

再說孟子,我覺得孟子像誰?像今天我們都熟悉的小崔。路見不平一聲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孟子大罵當局,不為當局的無恥行徑妥協,請問這也錯了?他罵無恥官僚是野獸,他說無是非、辭讓、羞惡、惻隱之心的人是“非人”,這就是信仰的一種定義,什麼叫非人,就是不是人。但現在我們這個社會,你隨時可以看見無恥(那些貪汙受賄的蛀蟲)、不謙讓(比如霸座的哥),毫無惻隱之心(比如造假疫苗的畜生),沒有羞惡感的人(比如那些搔首弄姿的網紅、夜總會里衣著暴露的某類從業人員)。

我們正是忘了這些,才有了今天這麼多社會的不良現象。請問,如果大家把儒家的這些為人、處事、社會好惡的價值判斷,繼承下來,遵從它,是否比先在要好得多。順便說一下,我們曾經提過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其來源不在馬列,而在儒家經典。而中國傳統中最黑暗恐怖的不是來自儒家,而是老、韓一脈,《老子》載: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這就典型是愚民思想,至於玩弄權術、欺詐、是韓非所代表法家的東西,詭辯那些是縱橫家的東西。儒家從來沒有標榜也從來不推崇這樣的主張的,而這些黑暗、恐怖的東西,什麼時候硬往儒家身上戴的?不得而知。再說中國自公元前223年所謂祖龍統一中國以後的社會,那叫專制社會,也叫帝制社會,均是陽儒陰法的。表面是儒家,骨子裡是法家,所以專制社會普遍黑暗,但凡有部分運用儒家思想的社會,都不錯的,比如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

說儒家腐朽的,我覺得真的非常的無知。儒家腐朽,請問《聖經》腐朽不腐朽,為什麼那麼多民族都把《聖經》作為他們的精神家園,而恰恰是以聖經為代表國家,現在正代表著全球最高的科技、製造水平。而再看看我們的那個可惡的近鄰——日本。沒有放棄儒家的思想,又舶來了西方的科學。我們去看看日本的街道,日本普通人之間彬彬有禮的處事風格,世界盃上打掃更衣室、看臺這些就算是仇敵也要讚歎的行為,請問知道這些習慣怎麼來的嗎?就是儒家的禮儀教育,儒家“灑掃、進退、應對”的幼學教育來的。你以為是從西方來的嗎?

所以,不要把現在的社會醜惡現象都歸結到先人,特別是錯誤的歸結到儒家的思想上去,那樣真的很沒有出息!假如你有子女,讀書成績不那麼好,他告訴你:就是你這個老子壞、懶、墮落、骯髒,所以我也不行,請問你做何想?

至於什麼德先生、賽先生,則更是有趣,就是講民主、科學了。民主先不說它,我不懂所以不敢說,我們就說說科學。科學能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嗎?二戰、一戰的始作俑者,不都是科學極其發達的國家開始的嗎?那麼批著科學的外衣,拿著科學的武器,做下傷天害理的事情還少嗎?科學要是沒有有益的信仰約束,那就極可能變成吃人的野獸。這根本就是兩個概念。

我們可以從社會制度、體制中去改良。但要是說道全民的信仰,我覺得儒家沒有什麼不好,至於能不能成為全民的共識和信仰,那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在網上所答,萬千人看到,請自己多讀幾本書,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有所接觸和了解。不然你們這樣無知憤青式的回答,會禍害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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