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市秦州區一家兩代人為紅軍師長守墓的故事
（李逢春生前留影）
80前一個漆黑的風雨夜，紅軍第二方面軍在王震的率領下向北挺進。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娘娘壩的山谷中，第二方面軍十六師師長張輝率部與國民黨頑匪展開了一場殊死惡戰，戰鬥中張輝師長英勇負傷，最終犧牲在李子園。一位年僅18歲的李子園小學教師李逢春（趙安生的親爺爺）親手安葬了張輝師長的遺體。為了等待紅軍警衛排長“勝利後會遷走師長的英靈”這一許諾的實現李逢春盼了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覺度過了50年，當年的小夥子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終於，他盼來了晏福生老將軍，最終圓了他的夢想，為了這一天，他整整做了————半個多世紀的守墓人。
（李逢春 半個世紀的守墓人，將他半個世紀的期待和夢想都融進了皺紋叢生的面容和花白的鬍鬚）
李子園大捷
1936年中秋，年輕的李逢春在李子園小學當教師。傍晚，紅軍分三隊包圍了駐紮在李子園的國民黨頑匪，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激戰，國民黨部隊潰逃。待槍聲平靜後，躲在普華寺的李逢春回到村裡，看到在村頭裴大家的門板上貼著一張紅軍的戰報：殲敵36名，繳獲56支槍，一架輕機槍。他立刻把紅軍打勝仗的消息告訴了村裡人，村裡人都高興地奔走相告。第二天，紅軍又向兩當方面挺進了。
惡戰娘娘壩
不久後的一天，在學校批改作業的李逢春突然聽到街上有急行軍的腳步聲，連忙跑到門外，看到一支有一百多人的隊伍正匆匆走過，從著裝上看，與前不久在李子園打仗的紅軍隊伍一樣。他們急匆匆趕過李子園向娘娘壩進發。李逢春心想，這支隊伍又要打仗了。當時，娘娘壩有一個團的國民黨軍隊，他們得到紅軍前來的消息後，便撤離到娘娘壩兩邊的山上。人困馬乏的紅軍在娘娘壩牧丹山腳下做飯時，遭到敵軍的包圍偷襲，當場犧牲7人，在與敵人進行了大半天的殊死拼搏後，紅軍開始分批被包圍。
（趙安生和爺爺留影）
義膽葬忠魂
第二天清晨，外面響起零落的槍聲，李逢春尋聲一看，只見20多個紅軍抬著一位傷員向李子園學校走來。問明情況之後，李逢舂得知傷員是這支隊伍的首長，傷勢嚴重，就急忙把紅軍領到普華寺後靠近山林的半山坡上，他看到傷員嘴唇乾裂，就找來一杯熱水給傷員喂下，併為傷員搽去了含在眼角的淚水。傷員吃力地指了指自己的胸前和腹部，表示自己中了三槍，又特意指了指自己的左胸口袋。當李逢舂找來第二杯水後，傷員已經犧牲。紅軍戰士們正在向烈士脫帽致哀，個個痛哭失聲，淚流滿面。當時，警衛排長看到李逢春也站在紅軍隊伍中摸眼淚，便問他能否找幾個老鄉和幾件工具，幫助安葬首長，李逢春連忙答應著。他找到裴大、許保子二人說明事情緣由，給了二人一塊銀圓，讓他們借來三把鋤頭、三把鐵鍬，將二人領到普華寺後的墳地，找了一塊地方，開始挖墓坑。而後他來到村裡，花了三塊銀圓買了三塊木板一扇門板。當墓坑挖好下葬時，他看到烈士的臉上和胸前有不少血跡，就打來一盆淨水和警衛排長把烈士的全身都搽了一遍。在整理遺物時，警衛排長從烈士左胸口袋中掏出一張紙條，李逢春依稀看到上面寫著“不分晝夜趕赴岷縣”。簽名是軍長王震。警衛排長收好命令條後，李逢春下到墓坑裡，把三塊木板鋪在下面，紅軍戰士用軍毯把烈士的遺體包好慢慢放進坑內，掩埋好之後，又用石頭壘了一個墓碑。安葬完畢後，警衛排長拉著李逢春的手問清姓名後說：“老鄉啊，感謝你！記住埋在這裡的英靈，是我們的師長啊！”說完對李逢春行了個軍禮，就帶領戰士們向娘娘壩方向走去。李逢春在墓前站立良久，心想，既然排長說革命勝利後要回來遷墓，那我就一定要好好守護這座墓，一直到他來，於是他在墳墓上做了記號，並牢牢記住了位置。誰知這一守竟是50多年。
脫險偽政府
紅軍離開李子園二個月後，紅軍首領被安葬的事被偽縣政府知道了，派人把李逢春帶到了縣政府進行了查問，問了半天也沒有問出個名堂來。第二天，偽縣長高得清親自審問李逢春，他以革除李逢春教員職務並將其送去坐牢相威脅，但李逢春始終矢口否認埋葬過紅軍首領，幸虧縣政府秘書董興政從中通融周全，他才得以脫身。無奈之下，偽縣政府對李逢春以“停發工資半年、通匪一事待查”處理。回家後，李逢春左思右想，決定把此事保密起來，直到紅軍回來。但每逢清明，他依舊偷偷地在烈士墓前燒紙叩頭。我盼了多年，烈士的英靈終於得到安息 。
苦難的年代
1949年，李子園解放了，李逢春心想：這下紅軍該回來了吧？晚上，他來到那座守護了多年的墓前，跪地祈禱：解放了，紅軍要回來了，您的英靈也要回歸了，這一天，我盼了這麼多年，相信您也一樣吧！然而，時光如梭，歲月如箭，結果又一年過去了，還是不見當年紅軍隊伍的一個人來，李逢春心都碎了。
沒想到，李逢春在舊社會曾當過八個多月的“偽甲長”，這事被翻出來後，李逢春自己卻被“專政”了，。在被“專政”的25年當中，他與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一塊兒挨鬥。1965年冬天，社教運動中，積極分子脫掉李逢春的棉襖和鞋襪，讓他連續兩夜站在冰天雪地中，逼他說出埋在林中的是誰，不說就變著法子折磨他，又誣陷他私賣公有土地，最後把他家5間房屋搶走，才算給他留了一條活口。李逢春一家三代7口人只好擠在簡陋的三間廚房裡艱難的度日。
十年動亂中，造反派硬要他承認當年安葬的是國民黨馬匪的大官，聽到這些對紅軍首長不尊的話時，李逢春在批鬥會上氣憤地說：“就是殺了我的頭，我和裴大安葬的也是紅軍師長。”一場場的批鬥、一場場的折磨，都沒有使李逢春低頭。而他體弱多病的妻子李玉田不堪忍受毒打含恨離開人世；大兒子因父親經常被批鬥而精神失常；二兒子在運動中摔傷後再沒有得到醫治而終身殘廢。直到1979李逢春才得以被摘掉平反。
夢圓在今朝
1983年，萬物復甦，春暖花開。李逢春終於盼到了這一天，省上有關領導來到李子園，找到了李逢春，他對往日的回憶與領導的資料絲毫不差，使得被尋找了48年的紅軍師長的英靈重見天日，省領導激動地說：“您老人家做了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啊！這些年來，您受委屈了。”他這才知道這位他親手掩埋的紅軍師長名叫張輝。那年夏天，晏福生、陳明義和伍修權等老將軍們重走長征路，尋找失散的英靈。在“羅堡戰役”中失去左臂的全國著名獨臂將軍、張輝烈士的親密戰友、紅軍第二方面軍十六師政委後任成都軍區副政委的晏福生老將軍來到李子園，找到了李逢春，他緊握著李逢春的手，激動地難以說出話來。在他尋找了48年的夜思夢想的英靈、在風雨同舟的戰友墓前，老將軍淚水漣漣，撲在張輝師長的墓碑前哭訴：“老戰友啊！我終於找到您的英靈了，革命勝利都三十多年了，我才找到您，我心裡有愧啊！”離開時，他滿懷著深切的感激對李逢春說：“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啊！”
1986年，娘娘壩人尋至李子園，遷走了張輝師長的墓。理由是紅軍師長是在娘娘壩牡丹山與國民黨頑匪硬拼時負傷的，英魂應歸牡丹山。多好的娘娘壩人啊！老人埋怨說李子園的人怎麼不阻擋呢？每每想到這件事，李逢春便忍不住淚湧眼眶。
1994年，天水市秦州區政府將張輝師長的英魂遷進了天水人民烈士公墓，李逢春老人也圓了他半個多世紀的夢想。
1996年8月，天水軍分區的首長帶領解放軍重走紅軍路，專程到李子園，邀請李逢春一道去紅軍英靈張輝師長的墓址前致哀，並給解放軍講述了當年紅軍的艱苦歷程。
而今，李逢春老人逢人就高舉地揮揮那雙手說：“我這雙手六十多年前曽給紅軍師長擦過臉，還安葬過那位先烈哩！”這已是老人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
李逢春老人的事蹟傳開後，許多老紅軍，老八路紛紛呼籲當地市，區、鄉政府，希望把李逢春老人當做紅軍時期做過貢獻的革命老人對待，給予他在鄉老紅軍的優撫待遇，每月按期發放給生活補貼，以解決老人的一些實際困難。而家境貧困的老人說：“我只是做了一件我應該做的事，並不奢望市、區、鄉政府和軍區把我當革命老人來對待。儘管我的妻子已去世，兩個兒子都有病或殘廢，但，天見可憐！總算還有個小兒子健康地在我身邊照顧我，比起犧牲的張輝師長，我已經很幸運和非常滿足了。雖然我為此受了多年的罪，吃了不少的苦，但我從來沒有悔過，我覺的值！再說，我現在好歹還有幾畝田地，春種秋收，也還過得去，就別再給政府添麻煩了，守著兒孫安穩的度過餘年，是我現在最大的心願。”
李逢春去世後，他的兒子李鵬，接著每年給紅軍掃墓，逢年過節按天水鄉俗憑弔英烈。
（李逢春兒子李鵬向解放軍記者講述父親守墓的故事）
編後：樸素的語言，無私的行動成就了這一段感人至深的人間佳話，難忘的歷史、難忘的故事、更難忘的是這故事中流動著的人間真情和這故事的主人公坦露出來的真實情懷。一位普通的鄉村老人，以他極不普通的經歷，昭示了傳統美德深厚的內蘊，也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感受到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偉大。但不該僅僅只有感動。儘管，感動真真實實來自於文字之下和肺腑之中。對於那些一味斤斤計較，追求付出與所獲相當的人們，是不是應該多一些思索，多一些對照？
張輝簡介：
張輝,1911年1月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1926年即參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隨軍西征。歷任湘鄂獨立團一營營長、副團長、十八師第54團團長等職。1936年7月,任紅二方面軍第六軍十六師師長。率領全師爬雪山、過草地,1936年8月參加攻佔臘子口戰鬥和隴南戰役。9月在禮縣馬塢裡鎮與兄弟部隊一起,全殲敵保安團,繳獲軍衣300套,長短槍60餘支。南下攻克了兩當省城,為紅二方面軍建徽、成、兩、康革命根據地作出了卓越貢獻。1936年10月,二方面軍撤出徽、成、兩、康根據地,揮師北上,十六師派出偵察人員,深入到娘娘壩,瞭解到敵軍駐有一連人,部隊首先決定派一連隊伍,夜襲娘娘壩敵軍,為大部隊打通前進道路。10月5日,張輝親率一連隊伍到達娘娘壩,首先消滅了街上少量敵人,然後就向牡丹山衝鋒。山上大部分敵人駐在牡丹山廟裡,築了碉堡,易守難攻。再加上敵人從天水搬來一營援兵,紅軍腹背受敵。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張輝即命令戰士撤出重圍。撤退到牡丹山腳下時,兩名紅軍戰士犧牲,張輝也身負重任。戰士們掩護張輝撤離娘娘壩,黎明時分,到達李子園。由於傷勢嚴重,光榮犧牲。在當地農民的幫助下,紅軍戰士把張輝遺體埋葬在普華寺後山坡上。
（有關領導到秦州區娘娘壩牡丹山掃墓）
相關報道：
獨臂將軍晏福生曾到李子園祭奠張輝烈士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國金。湖南省醴陵縣人。1928年參加醴陵暴動，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西路軍總部教導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1936年失去右臂。抗日戰爭時期，任三五九旅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獨立第一師政治委員，第二十八師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副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軍區司令員，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廳廳長，湖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顧問。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1983年春天，紅軍長征時任紅二方面軍第六軍十六師政委的獨臂將軍晏福生以及伍修權、陳明義等一行，不顧年事已高，重總長征路，來到天水市秦州區娘娘壩、李子園普華寺後山坡，祭奠張輝烈士。晏福生和張輝是親密戰友，他們率領紅十六師在長征中並肩戰鬥。解放後，晏福生被授予中將軍銜，擔任過湖南軍區政委、廣州部隊副政委等職。老將軍採摘了許多盛開的鮮花獻在墓前，並脫帽鞠躬致哀，他含著熱淚說，“張師長，我們看你來啦！”之後，晏福生一行又來到娘娘壩，登上張輝戰鬥過的牡丹山，重溫當年戰鬥的情景，尋覓當年戰鬥的印跡。隨行的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重走長征路》攝製組拍攝了牡丹山及娘娘壩街景。此片隨後在全國公映。這次，晏福生一行還特意看望了曾經親手埋葬過並守墓多年的李逢春老人。
李鵬
（2013年2月某解放軍記者到李子園採訪）
2016年4月1日北京市委《支部生活》雜誌社採訪組一行重走紅軍長征路，到娘娘壩、李子園採訪。
分
一座紅軍墳 兩位守墓人
2016年4月4日，清明節。一大早，家住甘肅省天水市的趙安生匆匆趕往50公里外的娘娘壩鎮李子園。李子園村是趙安生的老家，無論多忙，每年的清明節，他都要趕回老家，像爺爺在世時一樣——到娘娘壩紅軍墓前，祭奠張輝師長。
趙安生的爺爺李逢春，當年掩埋了在戰鬥中犧牲的紅二方面軍十六師師長張輝，並用生命守候了這座紅軍墳半個世紀。
高維漢老人（左三）在張輝師長墓前給採訪組一行人介紹烈士事蹟李逢春：為烈士默默守墓半個世紀
1936年，剛滿18歲的李逢春在李子園小學當老師，住在村頭的普華寺。10月的一天，聽見陣陣槍響，李逢春趕緊跑到寺門口，就看見十幾名紅軍戰士抬著一位傷員直奔普華寺而來。由於傷勢過重，還沒走到普華寺，傷員就犧牲了。面對前來尋求幫助的紅軍戰士，李逢春二話沒說，找來兩名村民幫忙，又卸了3塊門板，在普華寺後的半山坡上親手掩埋了這位紅軍首長。李逢春不知道這是一個多大的官，但他記下了一名紅軍戰士對他說的話：“老鄉，這裡埋著的是我們紅軍的一位師長，請你一定要記住，我們會回來遷走他的。”
這句話，李逢春記在了心裡。此後，無論遇到什麼狀況，無論誰來逼問，他從不提起，他堅信：那些紅軍戰士會回來遷走他們的師長的。
即便解放以後，李逢春依然保守著這個秘密，盼望著有一天，那些紅軍戰士突然就站在了他的眼前。趙安生還清楚地記的，小時候看見的爺爺有時候怪怪的：一個人常常跑到寺廟後面發呆，一坐就是大半天；每逢清明節或過年時，一個人偷偷跑到廟後面的半山坡上燒紙錢⋯⋯
李逢春一個人守著這個秘密，默默等待著，一等就是50年。
1986年，張輝師長的戰友、紅二方面軍十六師政委晏福生，以及陳明義、伍修權等老將軍重走長征路，尋找失散的紅軍英靈。他們找到了李逢春，這時，李逢春才知道自己當年親手安葬的紅軍師長叫張輝。
就在這一年，秦州區政府將張輝烈士遺骨火化，並遷到了張輝師長犧牲的地方——娘娘壩牡丹山，在此修建了烈士陵園。
從那時起，每年的清明節，趙安生和家人就陪著爺爺或來陵園掃墓或以家鄉傳統方式祭奠張輝師長。2003年，李逢春老人去世後，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依然保留著這個傳統和習慣。
就像2016年的這個清明，就在趙安生匆匆忙忙趕回老家的同時，他的二爸（二叔），也就是李逢春老人的二兒子李鵬也從外地趕回了李子園。
上午9點多，李鵬、趙安生叔侄，帶領記者去找尋當年李逢春老人掩埋張輝師長的地點。一行人步行進村，穿過幾條衚衕，一座修繕一新的寺廟出現在眼前。趙安生介紹說：“這就是普華寺，當年爺爺就住在這裡”。
由普華寺向南，很快就出了村莊。早春的西北，春寒料峭，草木尚未復甦，野外一片肅殺。沿著只能一人通過的小路，步行幾百米，來到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只見李鵬直接奔向一個半人多高的土堆，在上面找到一塊顯眼的大石塊，抬頭看了看太陽，便向前走去，一步、兩步、三步⋯⋯走到第十步，他停了下來，對記者說：“就是這兒，當年我父親就是這樣找到掩埋張輝師長地點的。”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李逢生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記住掩埋紅軍首長的地點，一天也不敢忘，因為他答應了那些紅軍戰士，將來有一天他們回來時，他要帶著這些紅軍戰士找到他們的師長。
讓李逢春老人欣慰的是，他在有生之年等到了這一天，更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緬懷、紀念、宣傳這位革命烈士。
娘娘壩村的高維漢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6年，張輝師長遺骨從李子園村遷走時，百感交集的李逢春老人長跪送別
高維漢：二十餘載甘做義務講解員
離開李子園，採訪組一行按照約好的時間來到娘娘壩。78歲的高維漢老人和他的兒子高虎平已早早等候在路邊。沿娘娘壩主路向東，沒走多遠就到了牡丹山下。看到還需要爬一段陡峭的山路才能到張輝烈士陵園，記者有些擔心高維漢老人的身體，老人兒子說：“沒事，二十多年了，老爺子每天都要去趟陵園，這條路早就走慣了。”
高維漢老人是娘娘壩村人，家就住在牡丹山腳下。1989年從娘娘壩信用社退休後，他每天去陵園義務打掃衛生，兼做義務講解員。
“一開始就是覺得陵園沒有專職看護人員，沒人維護也沒人打掃衛生，就天天過來轉轉。後來習慣了，一天不來，就覺得少點什麼”。老人邊走邊說，雖然看上去清瘦，爬起山來一點兒不比我們慢。因為耳朵有些背，老人平時話不多，但一講起張輝師長的革命事蹟，就像換了一個人。“說了二十多年了，都記在心裡了”高維漢老人這樣給大家解釋，“那時介紹烈士的資料少，人家問你，你也不能老是一問三不知啊。”從上世紀90年初起，高維漢就開始注意收集與烈士相關的資料，義務做陵園的講解員。收集的資料多了，2003年起，他相繼自費印刷了《張輝烈士和紅軍入隴》《長征日記》《血染青山，浩氣長存》等幾本小冊子。
資料讀多了，老人萌發了重走長征路的念頭。這嚇壞了他的家人，老人年歲大了、身體又不是很好，他能受得了一路的顛簸？但最後誰也犟不過老人。從2004年到2007年3年之中，在孫子的陪伴下，高維漢老人3次踏上長征路，穿過了四川、甘肅、陝西、寧夏等30多座縣城和12個長征紀念地。回家後，他又埋頭整理資料，撰寫文章，並於200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鐵流萬里》。高維漢老人說：“對革命事蹟瞭解得越多，越覺得自己的責任大，越想讓更多的人知道。”為此，他經常帶著自制的27幅展板共計150餘幅圖片，到娘娘壩、平南等秦州區部分鄉鎮的中小學，給師生們舉辦以《長征永遠的豐碑——紅二方面軍在秦州》為主題的長征圖片展覽、作報告等，他本人也被聘為娘娘壩中學等8所學校的校外輔導員。
上午10點多鐘，陽光灑滿了整個陵園，站在“張輝烈士之墓”的墓碑前，高維漢老人一下子找到了熟悉的感覺，他一字一句地給大家介紹烈士事蹟：“張輝，男，湖南人，1935年11月由湖南桑植出發北上長征，後任中國工農紅軍二方面軍十六師師長⋯⋯”
位於牡丹山半山坡的張輝烈士陵園簡潔肅穆，面積不大，佔地只有300平方米。高維漢老人的兒子高虎平悄悄告訴記者，張輝師長的英魂早在1994年秋就遷到了天水市人民烈士公墓。但在娘娘壩，張輝烈士陵園每年都在維護，祭掃活動從未停止，高維漢老人以及娘娘壩的鄉親們一直堅持認為，張輝師長沒有被遷走，依然在他們的身邊，從未離去⋯⋯
今日的娘娘壩牡丹山
來源：北京《支部生活》2016年7期
秦嶺，甘肅天水人，曾就讀魯迅文學院第八屆高研班。出版有長篇小說、小說集《皇糧鍾》《斷裂》《在水一方》《繡花鞋墊》《借命時代的家鄉》等。作品多次被各種選刊轉載或入選年度小說排行榜、年度最佳小說選本。曾獲《小說月報》百花獎原創小說獎。
尋找（短篇小說）
文│秦嶺
1
一茬茬，兩茬茬，三茬茬，這達冒一曲，那達冒一首，成串兒傳，風過處，就漫過了七溝八梁、四鄰八鄉。官家大老爺在轎子裡哼，大戶人家的小姐在閣樓裡唱，耕地的莊農人在前坡裡吼，放羊的碎娃娃在後樑上喊。反正哩，比秦腔接地氣，比秧歌還順溜。還用說嘛，我當然指咱天水的歌謠。
饅頭山（哩嘛）山饅頭，
翻裡轉面秦球球。
秦球球（哩嘛）球球秦，
斜裡順裡想做人。
…………
這支歌謠咋冒出來的？鬼曉得。但鬼一定曉得秦球球是我大，用官話講就是父親。饅頭山便是咱尖山村對面的那個大山包了，早年寸草不生，板結了厚厚一層又乾又硬的鹽鹼，白森森的，連山羊也懶得多瞅一眼。我大成為這支歌謠的主角兒，至少幾十年了吧。幾十年來，我大愣是讓饅頭山換了裝，林子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鬱鬱蔥蔥，遮天蔽日，像蒼茫的大海上冒出了一個綠島。
“額的個老天哪！丙子年，九月天，秋老虎的夜晚，熱！一家人還沒上炕哩，槍響了，狗叫了，全村人失急忙亂，來不及背米牽牛，就扶老攜幼往堡子裡逃命。你爺爺還納悶呢，土匪從來都是悄悄來，悄悄走，放血用刀子，只有碰上硬茬人才放槍，可這次……”這是我大後來悲愴的回憶。我大的講述像炕頭泥爐子裡閃閃爍爍的火苗，與罐罐茶裡翻滾的水泡對峙。丙子年——民國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當時世上還沒有我，用咱天水話說我還在我媽的肚子裡轉筋著哩。當時年僅十七歲的我大，一定不曾料到這是改變他一生命運的年份。
土匪、堡子、逃亡……這耳屎一樣的往事早就塞滿了我的耳刮子。村後，高高聳立在梁頂的堡子至今尚在，只是被歲月消磨得像個苟延殘喘的老人。天水這一帶堡子到底有多少？要說成千上萬，必定少說了，反正天水周邊的甘谷、武山、秦安、清水、張家川、西和、禮縣、漳縣、徽縣等十幾個縣，逢村必堡。每一段乾打壘的老牆都鑲嵌著一段段刀光劍影、骨飛肉走的往事。就說咱村的堡子吧，說是同治二年（1863），堡子被馬化彪手下的馬隊攻陷，來不及逃走的人全被挑了血脖子，幾十具屍體被倒掛在洋槐樹上，只一夜，全被狼啃成了揹簍架子。民國三年（1914），堡子又被白朗的隊伍拿下，搶走了十個大姑娘和所有的牲口，幾個青壯年的眼仁兒被剜出來餵了鷂子。民國十九年（1930），河州人馬廷賢、韓進祿、王佔林、馬入倉攻打天水城，兩小時就殺掉三千人，育生巷、古風巷、東關、雙橋一帶隨處可見不肯受辱而上吊、跳河、投井的女人。很多城裡人翻過南北二山逃命，光咱堡子裡就收容了一千多人……聽老人說，最慘的要數甘谷、禮縣、漳縣一帶，由於駐天水的國軍、保安團鞭長莫及，軍痞、土匪一到，好多堡子兩三天內就變成血盆。啥叫血盆？人人被翻腸子、倒肚子，堡子盛血如盆。《天水縣誌》有載：“血凝如脂，臭氣沖天，野豹、狼犬、禿鷲厭而不食。”
快人、快馬、快箭、快槍、快刀，這是土匪的特點。每次圍村攻堡，都選擇在夏糧入倉、逢年過節、迎親嫁女這樣的當口，大撈油水。土匪黑巾遮面，他搶，你得給，不給，就滅你，從頭到尾不說一句話——還能說啥嘛！土匪也是土生土長，四鄉八鄰的，田挨路，地連埂，迎親趕集，要飯討水，誰沒見過誰？村裡的泥腿子看著一個個老實巴交，可是到了前半夜，村外一聲口哨，必然有人拎上砍刀，鑽天鼠一樣旋出村。後半夜，又鼓上蚤一樣拎著大包小包翻牆回來，擦刀、上炕，美滋滋的，和女人翻裡轉面戲耍日弄。天亮扛鋤頭下地，碰著女人喊嬸，瞅著娃娃給饃，逢著羊群讓道，還不忘吼幾聲秦腔：“岳飛我打坐在中軍帳內，為我王打江山精忠報國……”
我問過我大：“土匪這麼混賬，縣保安團難道都是一幫瞎慫嗎？”
“你簡直是個瓜娃，你能保準有些土匪就不是保安團扮的？”我如夢方醒。當時的保安團，還肩負著為天水一帶毛炳文、魯大昌、王均的國軍籌糧要款的任務。“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當年劉邦老兒在咱秦嶺大山裡用過的招法，如今用到種田人頭上了。
人上有人，匪中有匪。最麻纏的是赤匪，敢明火執仗與國軍幹。上面從縣到鄉到村早就教化好幾茬了：赤匪，一身灰，頭頂有顆五角星，名號紅軍，是“全民公敵”。民國二十四年（1935），也就是那個夜晚前一年，赤匪攻破臘子口，早就從岷縣、卓尼、康縣、兩當、徽縣一帶向天水這達流竄了。聽是聽多了，誰也沒撞上過。
官家告示：殺一個赤匪，獎勵五石小麥；窩藏一個赤匪，全家砍頭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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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夜晚的不尋常，註定了。我大他們剛剛逃進堡子，土匪就圍成了蛛網。山門多加了幾個大碌碡，青壯年們不約而同地把守在牆垛子上，有的張弓搭箭，有的緊握長矛，有的抱著滾石檑木，緊張地瞅著滿坡的土匪。慘白的月光下，土匪押著十幾個沒來得及逃出村的老人，朝堡子大呼小叫：“不開山門，就把他們剁了腦殼子。”老招法了。堡子裡的人急得十指摳牆，頓足捶胸。
“哎——我的娃哎——斜順不要聽他家的，別上當，他家是來抓丁的……”朝堡子喊話的是劉滿良七十歲的老媽。老媽被五花大綁，像束緊了的麥捆子。抓丁？那是官家和國軍的事兒，土匪抓啥丁哩嘛？刀光閃處，“咔嚓”一聲響，老媽的腦袋飛離身子，像一個破鋬籠，“咣啷啷”滾下坡去。一隻野狗縱身一撲，興高采烈地接住了。
“啊！”劊子手中箭倒地。箭是劉滿良射下去的。
“轟轟轟——”土匪們的土炮響了，炮彈在堡子裡遍地開花，血光沖天。堡子外，刀光十幾閃，十幾顆人頭飛了起來。黑乎乎的野狗們前追後攆，搶食一團。
每講到這達，我大就說：“要不是紅軍來，咱村就滅了，還能有你娃？”
事態像做夢似的掉個兒了。一支傳說中的灰衣人突然與土匪交上了火，槍聲頓時像炒豆子似的，炸，疾，烈，一陣緊似一陣。見過土匪之間火併的，還真格沒見過這陣勢。活著的人嚇得窩在堡子裡不敢露頭。半晌過去，槍聲也沒有消停下來的意思，眼瞅著子彈像流星一樣滿天飛。我大壯著膽子朝堡子外一瞅。額的個天！縣保安團與土匪合股，與灰衣人來來回回廝殺，走馬燈似的……
戰鬥的原委超出了鄉親們的想象。原來，縣保安團派出一個小隊，化裝成土匪替國軍抓丁，當晚堵住了剛剛放羊返回的小夥子劉歲保。劉歲保撒腿就跑，子彈已經尖叫著追進了他單薄的身體。麻明，槍聲消停。坡前坡後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死人，有保安團模樣的，有土匪模樣的，有灰衣人的……一位灰衣人用紙喇叭朝堡子喊話：“老鄉們！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是革命的隊伍，是專門為你們報仇的，你們出來吧……”
誰有這個膽？我大告訴我：“後來，天空飛來一些鼓囊囊的褡兜，大家嚇一跳，以為是炸藥包哩，可是，褡兜半晌也沒爆炸。我放膽一瞅，褡兜裡全是麥子、青稞、乾肉。”這東西，是不是誘餌呢？
第一個搬開碌碡、掀開山門探出堡子的，是我大。按事先約定，山門立即重新關閉。我大很快加入到了灰衣人打掃戰場的行列裡，直到戰場打掃完，鄉親們這才心有餘悸地探了出來。下來的事情我無須贅言，一切像後來電影裡常演的那種：紅軍衛生員幫老鄉們治療傷口，殺了村裡的地主劉毓仁，開倉放糧。前村後店，幾十個男娃二話沒說，褡兜裡裝了他媽烙的鍋盔饃，跟著紅軍過漳縣，走武山，奔通渭，越走越遠。這一走，就……就永世沒有回來。
紅軍留下了好多歌謠，“裡格里格”啥的、“介支個介支個”啥的，和咱天水這達歌謠的意思不一樣，可唱起來蠻順口。其中有一首，我大至今會唱：
一送（裡格）紅軍（介支個）下了山，
秋風（裡格）細雨（介支個）纏綿綿。
山上（裡格）野鹿聲聲哀號，
樹樹（裡格）梧桐葉呀葉落完，
問一聲親人紅軍啊，
幾時（裡格）人馬（介支個）再回山。
…………
如今看來，我大一生的遭際，就在於掩埋紅軍連長那檔子事兒上。打掃戰場時，我大與幾位江西、湖北、河南口音的紅軍戰士一起，親手把紅軍連長的屍體埋在了饅頭山上，並插了一根筷子作為記號。饅頭山地勢顯高，埋個人，將來容易找到。為了防止國軍和保安團捲土重來掘墳剁屍，大多數紅軍的屍體與保安團的屍體混埋，並扒衣燒掉，不留一個墳頭。紅軍出發十幾天後，保安團果然來了。一根麻繩套緊了我大。我大力辯：“我埋的不是赤匪，是咱保安團的一個小隊長。”
“但有人說，你埋的是赤匪。”
“長官也不想想，當著赤匪的面，我只能說埋的是赤匪了。實際上埋的是咱的弟兄。”
“何以見得？”
“咱先去找筷子。”
墳被掘開了。卷在破席洞子中的屍體已經腐爛，面目全非，但保安團的黃色制服、皮帶、大簷帽卻一目瞭然。“事實勝於雄辯”。我大不但被獎勵五石小麥、五石青稞，還被任命為甲長。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當個甲長，便是村裡的人上人了。對於這個招人嫌惹人罵的芝麻官兒，我大堅辭不受。團長火了：“你驢日的給臉不要臉，是不是心裡有鬼啊？”嚇得我大趕緊應承。不久，我大用麥子和青稞換來了趙集寨最漂亮的“白娃娃”趙歲蓮，她就是我媽。“天水白娃娃”，老話了，誰讓天水的女子那麼白哩！後來，我大理直氣壯地用石塊、土坯砌了一個很是氣派的墳頭。
“想起來也後怕，當年我腦子咋就那麼夠用呢？紅軍一走，我就連夜刨開了兩個死人墳，一個是紅軍連長的，一個是保安團小隊長的，三下五除二把保安團小隊長的一身黃皮給紅軍連長換上了。”
“衣服不是都扒下燒逑子了嗎？”我問。
“小隊長的沒燒，我留了一手。”
我大的這一秘密，天不知，地不覺，神不曉，鬼不察。每逢清明、過年，我大都要一個人上饅頭山，在墳前培土、敬酒、燒紙、焚香……這事兒傳著傳著，就傳成了歌謠：“饅頭山（哩嘛）山饅頭……秦球球（哩嘛）球球秦……”
“這歌子，明明是欺攪我哩嘛，你瞅瞅老人們亂顫的鬍鬚和娃娃們鼓圓的腮幫，把你大當火鍋涮哩嘛！”這話，只有新中國成立後才敢說。
據我大講，他雷打不動的守陵行為，不僅受到當時天水縣政府的嘉獎，還被授予“典範保甲長”稱號，代理縣長莊以綏親自為他披上了綬帶。那年中秋，小隊長的遺孀坐著轎子翻山越嶺給我大送來月餅，身後跟著兩個丫鬟和四個荷槍實彈的士兵。那陣子，有關紅軍在甘肅全境的各種消息像麻雀一樣，撲騰得鋪天蓋地。我大出山趕集時每聽到一個新消息，都要選擇一個風清月白的夜晚，登上饅頭山，“撲通”跪倒，對紅軍連長說一陣子悄悄話：“連長你曉得不？又有一路你們的人過耤河了，過漳河了，過渭河了。”
“曉得不？又有一路你們的人去通渭的榜羅鎮那裡聚上了。”
“曉得不？又有你們的三路人馬在會寧那裡見面了。”
“曉得不？又有你們的人在河西的戈壁灘上和馬家軍幹上了。”
“曉得不？又有……”
我大還在墳頭哭訴過這麼一件事，那事在天水一帶瘋傳得很玄乎，說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魯大昌的部隊反撲甘南卓尼縣，把藏族土司楊積慶全家殺了個片甲不留。理由是民國二十四年（1935），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帶領的紅軍攻打臘子口時，楊土司帶領的藏軍明裡聽從魯大昌調遣，暗裡給紅軍讓道，還給了紅軍三十萬斤小麥，妥善安置流落紅軍二百多人。休整後的紅軍，終於順利過境天水一帶……
隔著厚厚一層黃土，誰曉得裡邊的人聽著沒？可我大的唸叨，沒完沒了。
新中國成立後我曾遍查資料，這才曉得，咱甘肅是唯一一個三路紅軍全部經過的省份，光天水的紅軍故事幾鋬籠也裝不下：1935年8月，紅二十五軍進入天水。1935年9月，紅一方面軍（陝甘支隊）進入天水。1936年8月，紅二、四方面軍進入天水……紅軍除了和胡宗南、毛炳文、魯大昌、王均的國軍打，還要和土匪打。被紅軍削掉的土匪名號一堆堆兒：天水的“鬍子團”、武山的“斧頭隊”、清水的“鷂子幫”、徽縣的“黑槍營”……被紅軍處決的土匪名字一串串兒：杜伯成、張五十四、劉根代、楊雙成、楊虎娃、賀歲娃……
“額的個天哪！”我不由得仰天長嘆，為紅軍，為天水，也為我大。
麻繩再次套了我大，是民國三十八年的事，也就是1949年8月，“共匪”王震的隊伍解放了天水城。我大亮清了，王震的解放軍，十幾年前就是叫紅軍的。也就是說，十幾年前的紅軍又打回來了。天，是整個變了，估摸著再也變不回去了。可是，我大的罪名也浮出了水面：反動甲長、為偽政府賣命的狗腿子、給國民黨反動派守陵的孝子賢孫。面對一大摞帽子，我大反而顯得信心十足，他似乎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己。“哈！你們得自個兒給我解麻繩哩。這真格叫大水衝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了。”
我大被抓的前一個夜晚，有個像叫花子一樣的人摸到了我家，滿口都是夾生不熟的天水話：“碎娃，你大呢？”
我說：“我大放牛去了，過一會兒就回來。你，是要飯嗎？”
“不是，哦哦哦，那……我等等，等等。”
“這位老爸，你這口音咋就這麼生呢？”
“哦哦，我老家河南的，姓樊……給你娃說不清，我等你大。”
當我大和牛同時在門口出現的時候，我發現兩個長輩的目光先是一陣遲疑，然後像蘭州拉麵一樣被抻直了。我大脫口而出：“額的個天爺爺喲！可把你……”
河南人的臉“唰”地白了，上前捂了我大的嘴。老樊和我大關了堂屋門，嘰嘰咕咕、神神秘秘地只諞了一袋煙工夫，老樊就匆匆離開了。出於好奇，我曾貼著門縫偷聽過，但他們二位嗓音壓得很低，我只聽見“西路軍”“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啥的。儘管我對這些概念和人名矇混不清，但還是有一道閃電劃過了腦海，老樊該不是當年的紅軍戰士吧？不！咋會哩，活下來的紅軍戰士，如今早成革命幹部了，哪有像叫花子的。我大果然告訴我：“這個老樊，是前些年逃荒來的河南人，在後山的窯溝當了上門女婿，和我一樣當過麥客，這次來商量走陝西趕麥場的事兒。你這娃大了也是個麥客，這是咱莊稼人的命。”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大的話。真格的，咱這一帶河南人比山羊還多。都傳哩，民國二十七年（1938），蔣委員長為了阻擋日本人，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上百萬河南人沒了。那陣子，天水到處都是湧上來的河南難民，拖家帶口的，賣兒賣女的，上門的，嫁人的。我問我大：“張啥燾、陳啥浩、徐啥前是誰個？”
“你真沒逑事幹了！啥都問，都是我一搭的麥客嘛。”
第二天，工作組找上門來。我發現我大曾經滿臉的自信早已打了折扣，那心虛的樣子，像個偷慣了雞、摸慣了狗的老賊。
但我大不忘千遍萬遍羅列他的理由：“墳裡真格是紅軍連長，不是保安團的弟兄……啊啊，不，不是敵人，真格的。”
“從1936年算起，你都公開守了十三年了，還抵賴？既然你說守的是紅軍，證人呢？”
“證人就是和我一起安葬連長的戰士，好幾個哩。可是，子彈不認人，有幾個紅軍能活著回來呢？像咱這一帶跟紅軍走的，一個都沒回來。我還指望個啥？”
“村裡有證人嗎？”
“沒有，當時都在堡子裡不敢出來，就連卷疊連長的席子，也是咱家的。”
“看來，誰也證明不了你。”
“有。”
“誰？”
“不是人，是一個罈子，裝有連長的血衣，我埋饅頭山了。”
“那你把血衣找到再說吧。”
“埋罈子時，怕被保安團發現，就沒敢留記號，反正就在這饅頭山上。”我大不忘補充，“請同志們放心，罈子，我一定能尋到的。”
麻繩被解了下來。用如今的話說，我大開始了地毯式的搜索，一寸也不放過。鎮壓反革命那陣，我大的問題又複雜化了。那陣子，各鄉幾乎都有斃掉的人，有國民黨潛伏特務，有土匪頭子，有幫助舊政府欺壓過老百姓的反動保長、甲長。傳得最久的有這麼一件事：二十幾裡開外的娘娘壩有個叫李逢春的人，民國二十五年（1936）在毗鄰的李子園小學當教書匠，還兼職甲長。有天晚上，一支從南路過來的紅軍被王均的國軍包圍，紅軍死了很多人。當時只有十八歲的李逢春親手幫助紅軍安葬了一位紅軍的幹部。紅軍北上後，縣政府抓去李逢春審問了好幾天，李逢春矢口否認掩埋過紅軍的幹部。因為沒有證據，縣政府只好先撤了他的教師之職，結論是“通匪一事待查”。新中國成立後，李逢春作為偽甲長連同“地富反壞右”一起被專政了起來，成天挨鬥。
我亮清了，假如找不到罈子，我大的下場一定比李逢春還要倒黴。
挖，挖，挖；找，找，找，一直折騰到1953年，仍然沒有和罈子見面。那時我已經十五歲了，弟弟也已經十歲。為了我大的命運，我和我媽、弟弟義無反顧地幫助我大尋找罈子。這樣，我大挖，我媽挖，我挖，我弟弟挖，連我們自己都記不清到底挖了多少土方量。假如是開荒，至少也有幾十畝了吧。要命的是，挖過的地方風吹日曬，和沒挖過一樣。為了避免窩工返工，我大又下了決心：“凡挖過的地方，咱栽上柏樹，當記號。”
這不是讓禿子長毛嗎？可我大是鐵心了，每挖一片，就用毛驢從山下馱來黃土，把鹽鹼土替換一遍。他還動員我們沿著溝底墒情旺的地方開出了一片育林用地，在山下挖了一個常年可以漚綠肥的大坑，為育林提供養分，然後走村串戶收集柏樹籽，培育柏樹苗子，清明前後，就上山移栽……除了農活，全家人的日子就這樣和挖坑、換土、施肥、育苗、栽樹、澆水、管護套緊了。與刺槐、毛白楊、榆樹、臭椿比，柏樹是個奇物，一旦移栽成功，便風吹不動，旱擾不垮，霜擊不倒，百年千年都是老樣子，怪不得咱這裡常讓柏樹陪祖墳哩。可是，咱這達的土質太狗慫，育苗比病秧子女人保胎還麻纏，十成保五就算燒高香了。日怪的是，我大總能從後山掮來成捆成捆的優質柏樹苗子。枝肥葉滿，根系連同泥土一起包裹得嚴嚴實實。後山，彷彿有個專門為我大提供苗子的大本營似的。
“是後山的麥客在幫我。”我大解釋。
“最鐵是一搭趕過麥場的，最慫是一起分過家產的。”老話，我信。
歲月增長了我的見識，我開始對我大的行為產生了懷疑。挖了這麼多年，尋了這麼多年，不可能尋不到罈子的。何況就我大那樣精明的人，不至於弄不清罈子的大致方位。這個折騰法兒，別說是個罈子，是根針也該找到了。我終於忍不住開了腔：“大，你到底埋沒埋那個罈子啊？”
“啊……”我大驚住了，繼而怒吼，“你個狗日的，你連你大都不信嗎？沒有紅軍，就沒有你大，沒有你大，就沒有你！”
“可是……”
“沒有可是，只要咱的命能保住，咱就守著這饅頭山，尋，尋，尋，往死裡尋！”
我還能說啥哩嘛，那就，挖吧；那就，尋吧。
“饅頭山（哩嘛）山饅頭……”讓人心裡恓惶的是，這支新中國成立前奚落我大的歌謠，新中國成立後照樣用得上。我只曉得，饅頭山上的坑越挖越多，樹越栽越多。柏樹是四季常青的，耐寒，抗旱，木質堅韌，老遠望去，黑乎乎的一大片，像腦袋上的一個大疤，而且，這個疤不但沒有癒合的時候，而且越來越大。我還曉得，因了我大，我們全家在村裡灰頭土臉，低頭短氣。上村小那陣，同學們跟著我的屁股喊：“秦球球，二桿子；他女人，三杆子；他娃娃，四杆子……”
那時候，村裡人茶餘飯後諞傳時夾雜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某鄉有一個啞巴女人突然說起了夢話，滿口都是紅軍、蔣匪、河西走廊啥的，聽口音像是四川人。全家人嚇了一大跳，以為是鬼魂附體了。再比如，某村有個老頭瘋了，張口閉口都是“董軍長”。有識文斷字的就懷疑了，當年馮玉祥的西北軍有一支部隊在江西寧都與紅軍打仗時臨陣起義了，起義隊伍裡就有上千的甘肅人。這老頭喊出來的董軍長，是不是那位在河西走廊被馬家軍割掉腦袋的董振堂呢？那些日子，上邊專門對西路軍流落人員進行了大面積排查，一下子就在天水、武山、清水、漳縣一帶查出了一大串兒，有江西籍的、福建籍的、湖北籍的、河南籍的……有被俘後逃出來的，有被打散的，有受傷後掉隊的……他們大多改名換姓，有裝聾作啞的，有成家的，有當光棍的，有當叫花子的……
西路軍是啥？乖乖！查出來的，有好果子吃嗎？批鬥捱整，那真格算輕的。
額的個天！原來紅軍和紅軍也是不一樣的啊！這是我最驚人的發現。
“大，你還會等和你一起掩埋紅軍連長的戰士回來給你做證嗎？假如那戰士後來成為流落的西路軍，他還敢露頭嗎？”
“屁話！跟我找罈子。紅軍多得很，不光有個西路軍。”
風聲又緊了。核心的問題是，我大仍然沒有找到罈子。上面來了命令，認為我大的歷史問題不容否認，應抓去進行勞動改造。所謂勞動改造，據說是判刑後押到引洮工程參加勞動。我大趕緊找工作組商量：“領導，勞動改造是個啥？”
“就是通過勞動，改造一個人。”
“有沒有用植樹造林改造壞人的？”
“有。”
“那能不能把饅頭山名正言順交給我，我把它變成一片林子？再說了，我一走，這些年的工夫就日踏了。”
在我大看來，引洮工程儘管是重體力活兒，但遠不及在饅頭山挖坑栽樹的勞動強度大，如今政府號召植樹造林，他願意在工作組、村委會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下，一邊尋找罈子，一邊植樹造林，一舉兩得。好在那時候公檢法不夠健全，我大說得也在理，上邊一番研究，竟然也就同意了。但明確指出，改造你秦球球，就是改造你秦球球，不能把全家都搭進去。從此以後，饅頭山就成了我大一個人的光陰。
有誰見過這樣較勁兒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柏樹像蛇吞象一樣一寸寸挑戰著饅頭山，與周邊光禿禿的山樑對比分明。柏樹蓋頭大，像大大小小的麥垛兒。有的樹幹粗如背篼，有的細如鍁把兒。這一粗一細，以年輪的名義昭示著栽樹時間的跨度和歲月的延伸。說是唐僧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用十四年取得了真經，我大呢？遭難不可謂不少，可是，罈子啊罈子，你在哪裡？
一線希望，從給“五類分子”落實政策開始。全村人開始膽正了，聯名給上面寫信求情，希望給我大恢復自由，理由有一大堆兒：一是秦球球新中國成立前沒幹過壞事兒，每次鬧匪，能主動幫村裡人躲進堡子安身；二是紅軍和保安團交火之後，秦球球是第一個走出堡子與紅軍取得聯繫的人；三是秦球球當甲長時，暗裡和老百姓合成一股繩兒，沒讓老百姓吃虧；四是到底為誰守陵那點事，等找到證據再說也不遲，何況時過境遷；五是秦球球幾十年如一日，植樹造林，造福一方，一個人幹了全村人的活兒，有功勞，有苦勞；六是……那一年，是1979年。
上面尊重了村民的部分意見，恢復秦球球的自由可以，但歷史問題馬虎不得，為敵人守陵還是為紅軍守陵，是個原則問題，待查……
該工作組和全村人吃驚了。我大恢復自由後，挖坑栽樹，一如既往。
“自由不自由沒啥，只要不擋我找罈子就成。”
3
當年的紅軍還真有活著回來的。1983年夏天，當年的紅軍晏福生、陳明義、伍修權等人重走長征路抵達天水，尋找當年犧牲在娘娘壩的戰友。於是，一段塵封的往事石破天驚地被掀開了。原來，當年被李逢春埋葬的紅軍幹部，是紅二方面軍第十六師師長張輝，晏福生就是當年的師政委。時任成都軍區副政委的晏福生撲在張輝墓前痛哭失聲：“老戰友啊！革命勝利三十多年了，我……”
張輝的革命經歷很快被確認如下：
張輝：江西安福人。1910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1929年春，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來到他的家鄉，他參加了紅軍，先後擔任班長、排長、連長，並加入了共產黨。1932年3月提升為營長。1934年夏，紅六軍團在中央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率領下突圍轉移，張輝被提升為該軍團第十八師五十四團團長，率部西征。10月，紅六軍團到達湘西，與賀龍、關嚮應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他又率部參加了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鬥爭，調任第十六師四十六團團長。1935年11月，張輝率部隨紅二、六軍團長征。1936年7月，被任命為第六軍（即六軍團，合編後稱六軍）十六師師長，於8月進入甘肅南部地區。9月，參加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戰役，他和政委晏福生率部英勇作戰，連續擊退國民黨王均部隊的阻攔，攻佔兩當縣城。10月初，紅二方面軍奉命北上，第十六師擔任右翼先鋒，他率部在天水縣李子園全殲王均部隊一個連。10月5日，在娘娘壩遭遇王均部隊阻擊，不幸中彈犧牲，時年26歲。
那一年，我大已經六十四歲，老眼昏花，頭髮白了，鬍子白了，腰桿子彎了。煤油燈下，活像一個枯瘦如柴的老鬼。我媽的嘮叨有了新話題：“我說你個老顛盹，人家張輝師長的戰友都尋到娘娘壩來了，你那個紅軍連長的戰友咋就尋不來呢？”
“你個女人家，鹹吃蘿蔔淡操心。”
李逢春的歷史問題撥雲見日後，也給我大的問題帶來了轉機。上面認為，饅頭山史無前例的森林覆蓋率，是秦球球勤勞、誠實、艱苦的勞動取得的優異成果，儘管歷史問題依然是個謎團，可是秦球球主動、自覺的改造行為廣大人民群眾看在眼裡，記在心上。事到如今，歷史問題可以不再追究。可我大並沒有見好就收，突然提出了一個要求：“聽說，娘娘壩那邊要給張輝師長豎碑，能不能捎帶著給紅軍連長也豎一塊碑？”
“……”
“那……我還是尋罈子吧。”
也就是說，我大至死也沒有停止尋找那個罈子。當年，我大被天水縣評為“全縣植樹造林工作先進個人”，獎勵現金一百元。我大斷然回絕。我反而對我大的質疑更重了，饅頭山上真有他埋的罈子嗎？他長年累月這是做啥哩嘛！
有個老漢尋到了饅頭山，那時我大正在挖坑換土。來看他的老漢不是當年的紅軍戰士，更不是紅軍連長的戰友，而是李逢春。李逢春說：“這坑，咱老哥倆一起挖，這樹，咱一起栽。”
“你這輩子，和我意思差不多，難道也不懂我嗎？我是尋找一個罈子。”
“那，咱倆一起尋吧。”
“這罈子，不好尋的。”
“我陪你尋。”
“哇哇——”我大當場號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
我大就是那年離開人世的。按照我大生前的願望，他被埋在了饅頭山上。縣裡給我大豎了碑，上書“全縣植樹造林模範秦球球之墓”。鬱鬱蔥蔥的柏樹林，已經好幾百畝了，幾乎覆蓋了整個兒饅頭山，肅穆、莊重、威嚴、厚實。很多人感慨：“多麼像個陵園啊！這麼大，全天水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來。”據傳，在鐫刻碑名的事情上，上面動了一番大腦筋，有人提議務必在“秦球球”三個字的後面加上“同志”二字，有人堅決反對，也有人認為“還不是時候”。
要說罈子，墓碑下還真埋有一個，是李逢春花錢買的。罈子裡裝有黃表紙一張，上書五個規規矩矩的毛筆字：紅軍守陵人。我以為是李逢春寫的，可他說：“我可寫不好那五個字，是請窯溝的一個老漢寫的。”
窯溝，容易讓我想起當年那個叫花子一樣的上門女婿，那個說著夾生天水話的河南人。我想，當年的中年麥客，如今該變成老麥客了吧？
風過處，饅頭山——如今的天水縣烈士陵園一片淺唱低吟，層層疊疊的柏葉“嗡嗡”作響，像古老而新鮮的天水歌謠，它早已把我大和饅頭山有關的那支歌謠湮沒了，像敘說另一段百年往事。全縣革命戰爭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犧牲的天水籍烈士遺骸均從散落各處的大大小小的陵園搬出，集中遷入饅頭山。
我拜訪過李逢春：“您斷斷，饅頭山上，到底有沒有我大埋下的罈子呢？”
“有。”
“在哪達？”
“就我埋下的那個。”
後記：
1984年2月29日，國家民政部、財政部、衛生部、總政治部《關於解決在鄉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稱號和生活待遇問題的通知》規定，凡經當地政府確認為西路軍流落人員的，在沒有發現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下，一般應當給予承認，並統一稱為西路軍紅軍老戰士。一年後，老樊的真實身份這才浮出了水面。老樊並不姓樊，而是姓範，叫範雲清，他就是當年和我大一起掩埋過紅軍連長的戰士之一。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會寧後，範雲清隨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在倪家營子戰鬥中被俘，後成功逃脫，一路尋吃討要到了天水。老麥客——不，老紅軍範雲清告訴我：“你大從來沒有埋過罈子。”
（完）
短篇小說《尋找》，作者秦嶺，原發《飛天》，《小說月報》2016年第10期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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