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韓國民眾認為，演藝明星的劣跡屬於“道德倫理和法律範疇”，但政府行為則是背信棄義，政府利用“藏在青瓦臺的‘第三隻眼’”監控普通民眾，是無法接受的。
撰稿｜吳健 艾嘉
當韓國社會因演藝圈“勝利門”“偷拍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際，韓國政府卻陷入“監察門”醜聞，自去年底韓國檢方首次以涉嫌非法監控平民搜查總統府青瓦臺以來，文在寅團隊就沒有輕鬆過。韓國民眾認為，演藝明星的劣跡屬於“道德倫理和法律範疇”，但政府行為則是背信棄義，政府利用“藏在青瓦臺的‘第三隻眼’”監控普通民眾，是無法接受的。
便利總統濫權
韓聯社報道，去年12月26日，因韓國在野黨指控青瓦臺特別監察班非法監視平民，檢方對青瓦臺民政首席秘書室下屬反腐敗秘書官室和特別監察班實施搜查，迄今都沒有結束。在野的自由韓國黨透露，青瓦臺特別監察班超越職務範圍，對平民進行廣泛情報蒐集。該黨公開了監察班搜查官金泰宇編寫的100多個監察報告目錄，涉及政府監察對象包括酒店經理的活動、學者言論和媒體採訪計劃等。
按照機構設置，青瓦臺民政首席室下設反腐敗秘書官室，特別監察班隸屬反腐敗秘書官室。根據“總統令秘書室職責”第七條規定，特別監察班的目標包括高層公職人員，公共機關負責人和職員，總統親屬及特殊關係人。但金泰宇交待，監察對象早已擴大到前國務總理，民間銀行人士等，“我所在的特別監察班有八名職員，七人參與對平民的日常調查和情報蒐集中，蒐集的情報整編成每日報告或動向報告呈報監察班負責人、反腐敗秘書官乃至青瓦臺高層”。自由韓國黨批評，一直高喊“人民為先”併發誓與前政權決裂的文在寅就是“監察門”的受益者，喪失了國民信任。
從歷史維度看，韓國對民間人士的監察由來已久。韓國《時事週刊》指出，在朝鮮語字典裡，“監察”一詞意為“調查並跟蹤”，但現實中，這個詞卻被賦予更多負面含義。朝鮮半島的監察歷史起源要追溯到日本殖民時期的“高等警察”，他們監視、拷問朝鮮獨立運動人士，無惡不作。
1948年11月韓國建立，首任總統李承晚視左翼黨派和民間團體為死敵，遂蒐羅大批附日朝奸加入內務部治安局稽察課，充當自己的打手。最終讓稽察課成為眾矢之的是1956年刺殺副總統張勉，當年9月28日，當選副總統才一個月的張勉在漢城（今首爾）明洞市公館召開民主黨大會，選舉趙炳玉、張勉等四人為黨最高委員，當張勉結束演講走到市公館東門時，刺客金尚峰開槍打中他的左手。四年後的1960年，韓國爆發推翻李承晚政府的“4·19革命”，張勉事件正是導火索之一，參與刺殺的主謀之一、治安局長金鐘元被新政府送上法庭，他供認：“李承晚通過內務部長官李益興和自由黨總務部長林興順（兼任漢城市長）指示我和治安局特殊情報課長張英福、中央稽察室地區室長樸社一、稽察課長吳鍾煥一起找機會幹掉張勉，防止他爭奪權位。”事實上，整個韓國治安系統都染指暗殺，成為該國曆史上永遠抹不去的汙點。
1961年5月16日，右翼軍人朴正熙政變上臺，把“監察權”用到極致。韓國《新東亞》月刊披露，朴正熙厭惡對自己說三道四的國會議員，指示權限極大的中央情報部暗中監聽、跟蹤那些不聽話的議員，而且不分反對黨和執政黨。那段歲月，臭名昭著的中央情報部長金炯旭無所不用其極，從1963年到1968年，他唆使手下以公開謾罵、毆打、拷問、逮捕等手段將所謂“倒樸”人士都納入監察範圍，其中最惡劣的當屬總理金鐘泌遭迫害事件。
1968年5月，金鐘泌宣佈辭去包括議員在內的公職，成立“國民福祉會”後，朴正熙認定他想“成立地下組織，串連謀反”，於是授意金炯旭軟禁金鐘泌，金家內外遍佈特工，金鐘泌連從自家二樓下到一樓活動都不可能，跟坐牢基本無異。要知道，金鐘泌是朴正熙的親侄女婿，他的老婆樸榮玉（2015年去世）曾當面向朴正熙哭訴求饒，卻遭到拒絕。
1969年，朴正熙推動“三選改憲”，謀求連任，遭到國會抵制。7月29日，101名共和黨議員在漢城獎忠洞迎賓館舉行動員大會，公開批判朴正熙，要求立即罷免濫施監察權的青瓦臺秘書官室長李厚洛和中央情報部長金炯旭。
沒想到“道高一丈”的金炯旭早就下好先手棋，他的手下在迎賓館內設有竊聽器，把動靜摸得一清二楚。當聽到共和黨籍國會議長李萬燮喊出“李厚洛和金炯旭必須下臺謝罪”的話後，金炯旭咬牙切齒地說：“看我怎麼弄死李萬燮這個老東西！”而當金炯旭將這一切報告朴正熙後，朴正熙竟把昂貴的青瓷杯摔向地面，手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尹錫陽控訴”
1979年朴正熙被暗殺後，韓國軍政府進入尾聲，但統治也更加瘋狂。同樣靠軍事政變上臺的全斗煥幾乎傳承朴正熙的衣缽，對學生運動及相關人士展開瘋狂鎮壓。
1980年12月，《輿論基本法》公佈後，韓國媒體都只能乖乖按照政府所謂“報道指針”行事，否則只能淪為階下囚。1985年，全斗煥政府出臺《學院安定法》，打著“合法”旗號，對左翼學生和人士展開監察，還動用情報機構監聽在野黨，逼迫在野黨與執政黨保持聲調一致。
繼全斗煥上臺的盧泰愚，有意擺脫“軍政府”的烙印，承諾給予國民更多權利，可是1990年韓國國軍保安司令部軍人尹錫陽的告白卻讓世人明白盧泰愚和前幾任軍人總統都是“一丘之貉”。
在漢城基督教會館人權委員會辦公室裡，尹錫陽揭發了國軍保安司令部對政治、宗教、媒體人士及大學教授、在野人士等1300名人士進行監察的事實，內容包括監聽跟蹤日常動向，監控個人通信，蒐集個人信息等，其行為直接向青瓦臺負責，比當年的中央情報部更可惡。這些人士按重要性分成A、B、C、D四級，並詳細記錄每個人履歷、家人、海外關係、教育以及關聯人物情況等，甚至包括自家住宅的牆壁多高，緊急出入口，緊急逃跑路線以及藏身處等。
此事發酵後，全國掀起倒盧運動，盧泰愚被迫罷免國防部長和保安司令，保安司令部更名為“機務司令部”，受到騷擾的盧武鉉、姜東圭、聞冬煥等人聯名要求國家賠償，這就是韓國曆史上有名的“尹錫陽控訴”。
1993年帶著“文民政府”光環走來的金泳三政府是不是汲取教訓，重整旗鼓，放棄對民間人士監察呢？答案當然是“NO”。“尹錫陽控訴”後，軍政府時代的中央情報部和國軍保安司令部雖然被掃進歷史垃圾堆，可國家安全企劃部又登上舞臺，監察手法更是花樣翻新。安企部秘密組建“美林隊”，監聽在野黨人士和政府高層人士，尤其是反金泳三的勢力，大財閥及各大企業人士，所獲內容先報告給安企部第一次長吳正蘇，再報告青瓦臺首席政務官李元宗，最後向金泳三的次子金玄哲報告，只有絕密內容才直接上報金泳三。
1997年韓國大選前夕，《中央日報》社長洪錫炫和三星集團結構調整本部長李鶴洙在新羅賓館會談，但兩人不知道的是，談話早已被竊聽並錄下來。錄音帶後來被安企部公開，這正是所謂“三星X檔案”事件的由來。被公開的錄音裡有一段，洪錫炫和李鶴洙談到向大國家黨候選人李會昌提供政治資金以及賄賂檢察官的細節。這一變故頓時讓李會昌的選情急轉直下，被選民唾棄，可是靠竊聽來獲取政治對手信息的做派，著實讓人不齒。
繼金泳三之後入主青瓦臺的金大中，本來希望以“清明”還韓國民眾一個朗朗乾坤，可一人之力無濟於事，他很快陷入“竊聽門”之中。1998年12月31日，在野的大國家黨揭發安企部在國會大樓529號室安插情報人員，對他們進行監聽，此事甚至導致對立黨派在國會現場大打出手。為了平息民憤，1999年5月，金大中政府創立“特別監察制”，收緊監察權，可沒想到新出的“李英子事件”讓這一“自清運動”化為泡影。
原來，漢城大檢察廳下屬的犯罪情報企劃官室社稷洞隊獲得線報，內容是新東亞集團會長崔順勇和妻子李英子向國外洗錢，還秘密向大檢察長金泰正之妻延正姬行賄，於是社稷洞隊秘密啟動對崔順勇一家的監聽和跟蹤。當這起檢方參與監察民間人士事件曝光後，金大中政府徹底名譽掃地，因為位於漢城鍾路區的社稷洞隊的公開名稱是“警察廳刑事局調查課”，對外號稱隸屬警察廳，但實際受青瓦臺民政首席室指揮，主要蒐集公職人員和總統親屬、朋友等可能腐敗的情報，但他們把手伸得太遠，居然連普通公職人員乃至平民的動向情報都製作成報告擺到金大中的辦公桌上。
2005年，因涉嫌非法竊聽1800餘名各界人士，兩名社稷洞隊員被調查起訴，隨後金大中的兩位“情報掌門人”林東源、辛建也因非法竊聽事件鋃鐺入獄。
能裝進“制度籠子”嗎？
在右翼政治人物李明博、朴槿惠當政的時代，韓國政府對民間人士的監察更是有恃無恐。2010年6月，KBS出品的紀錄片《為什麼對我搞監察》成為輿論焦點，片中公開提到“國務總理室下轄的公職倫理支援官室檢查第一組從2008年至2012年間的監察對象達2619件，範圍從高級公務員、公共企業高官、傳媒界和金融界主要人士波及到平民百姓”。
紀錄片舉出前忠清南道知事李完九和前新世界黨議員鄭泰根的案例，前者曾因李明博政府忽視忠清南道而與中央對著幹，後者則與李明博總統的兄長、新世界黨議員李相得鬧對立，於是公職倫理支援官室“體察上意”，暗地裡調查他們的“黑材料”，從而扳倒他們。
這還不算，該機構秘密調查前KB國民銀行行長姜正元、三星設立的獎學基金會、貨物工會、現代汽車全州工廠工會的動向，連首爾大學下屬醫院工會也成了監察對象，因為2008年首爾市民舉行燭光示威時，該工會曾把以李明博為題材的漫畫貼在醫院佈告欄，被青瓦臺視為“大不敬”。
正是依照青瓦臺的指示，公職倫理支援官室還對KBS、YTN、MBC電視臺高級人事變動予以緊密關注，比如在報告中對YTN社長佯錫圭評價是“就任社長一個月來，解僱具有左翼傾向、對工會友好的高級人員”，評價自然是正面的。俗話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2013年3月5日，距李明博卸任總統僅九天，YTN新聞社以李明博涉嫌非法監視普通居民為由，向檢方舉報和起訴李明博，認為李明博在職期間濫用職權，這後來成為李明博鋃鐺入獄的重要理由之一。
李明博的繼任者朴槿惠，更把情報視為權力的一部分，為此她把抓牢國家情報院當成大事，情報院長簡直成了她的家臣。2013年7月10日，前國家情報院長元世勳在卸任五個月後被捕，因為他曾指使屬下在各大網站發帖，利用網絡“水軍”影響輿論。
2015年7月14日，韓國國會議員曝光國家情報院曾向意大利公司購買監控軟件，用於盜取公民信息數據、遠程操控智能手機和電腦，韓國著名社交軟件“Kakao聊天”就是監控對象之一，同時國家情報院被指責入侵韓國電信運營商SK電訊株式會社的IP地址。引發輿論聲討。2017年3月，一名國家情報院前官員透露，在法院審理朴槿惠彈劾案期間，國家情報院一直在悄悄蒐集有關法院審理情況的相關情報。
在顛覆朴槿惠政治生命的“崔順實幹政事件”中，朴槿惠政府監控民間人士的醜聞被徹底曝光，徹底突破民眾的良心底線。JTBC新聞記者在追蹤崔順實事件中，發現2015—2016年朴槿惠政府暗中將9473名不中意的文藝界人士排除在政府補助對象之外，被稱為韓國文藝界“黑名單”事件，也讓人們再次認識到政府對民間人士非法監察和監視的嚴重性。
韓國文藝界黑名單真相調查委員會公開的全部文件，共有60頁A4紙，被“拉黑者”分為四類，包括髮表敦促廢除政府“世越”號執行令宣言、“世越”號時局宣言、支持朴槿惠政治對手文在寅宣言、支持首爾市長候選人樸元淳宣言的人士都在其列。
2016年11月，檢方開始對捲入“崔順實幹政事件”的前青瓦臺民政首席秘書官禹柄宇的瀆職嫌疑展開調查。檢方認為，禹柄宇對崔順實的各種違法行為給予了默許或幫助。這位前青瓦臺高官利用自己的職權，將對企業的監察事項全部報告給了崔順實，這些非法獲取來的所謂“情報”不僅未能成為朴槿惠治國理政的參考依據，卻成了崔順實撈取錢財的順風車。
面對種種亂象，文在寅總統上臺後，不得不強調“與過去決裂”，把監察權裝進“制度籠子”。2018年8月6日，韓國國防部企劃調整室長金廷燮宣佈，將解散國軍機務司令部，成立全新的“軍事安保支援司令部”，將通過立法規定該機構所屬員工的政治中立義務，以及禁止對民間人士進行監察及權限誤用、濫用等基本原則和對有違這些原則的指示提出異議和拒絕。
同時，為了使司令部客觀執行內部監察、調查違法事項等，將新設監察室長一職，任命二級以上公務員、檢察官或高級監查公務員擔任該職務。《時事週刊》認為，這一幕倒讓人想起了二十年前機務司令部剛成立時的情景。“第三隻眼”的影子始終揮之不去，不禁讓人懷疑文在寅政府除弊革新的決心到底有多大？今年3月的最新民調顯示，文在寅總統的支持率再創新低已降至48.4%！
閱讀更多 新民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