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出生并生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就读于哈佛大学，曾任中学教员、土地勘测员等，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是其朋友兼导师。梭罗的代表作是《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等。
《瓦尔登湖》的中国版本：从无人问津，到同时有四十余个译本
《瓦尔登湖》的最早中国译本，是由徐迟翻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10月出版的《华尔腾》。显而易见，在当时天地玄黄、百废待兴的中国，这样一本寂静的书是不合时宜的，它只能面对被遗忘的命运。
确实如此，这一初版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都是《瓦尔登湖》在中国的唯一版本，并且不曾重印或再版。所以读过它的人，定然寥寥无几。直到1982年，徐迟先生在初版基础上重新进行校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正式定为《瓦尔登湖》。这一校译本又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瓦尔登湖》的中国唯一版本。
《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徐迟译。
梭罗逝世于1862年，所以他的作品早已脱离了版权保护期，成为可以自由出版的公版书。正因如此，其译本的多寡与数量最能说明《瓦尔登湖》在图书市场上的热度。20世纪90年代，《瓦尔登湖》新出现了刘绯、许崇信、林本椿、王光林、张玲几位译者的中译本。而进入21世纪之后，《瓦尔登湖》的译本数量几乎是爆炸式地增长，如今在图书网站上搜索，能数出四五十种之多。这些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让比较各译本的优劣成为《瓦尔登湖》爱好者们不得不具备的本领。
看不同版本《瓦尔登湖》的宣传语，能够粗略感知到它在市场上的“卖点”与定位：“宁静、恬淡、充满智慧”“超凡入圣的好书”“田园的宁静”“回归自我与自然”“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向金钱社会的讨伐檄文”……梭罗所崇尚并躬身实践的“简朴、简朴、再简朴”观念，似乎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格外能触动人们的内心。
瓦尔登湖。
为什么？刚刚经历了经济大增长、大繁荣的中国，在享受到物质丰富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初尝了拜金拜物与消费主义的侵蚀与无奈。一部分人开始转过头去，重新发现了简朴、自然的价值，或是于焦灼中向往一种宁静、单纯的生活状态。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恰恰能承载这些重估与期待。
事实上，梭罗的接受在他的故乡美国，也是循着一条类似的路。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和《瓦尔登湖》，都应者寥寥，甚至受到批评和讥讽。但20世纪40年代以后，梭罗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美誉。1941年，梭罗学会成立。1985年，《瓦尔登湖》被媒体列入“塑造了美国民族性格的十本书”。曾经仅被认为是爱默生门徒的梭罗，名望和热度超过了他的导师。
这些转变发生的背景，是美国生态主义的兴起，和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梭罗所讲述的人被物质和利益所驱动的状况、现代化节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本应有另外的生活方式……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些观念只有当现代化发展到了特定的时段，才能获得最多的知音。这位19世纪的文人与哲人确实是超前的，其作品受到的冷遇与热捧，在不同国度标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两位诗人“门徒”
海子与苇岸的喜爱和追随
1989年3月26日，25岁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当时，海子身边带了四本书，其中就有一本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足见这本书在海子心中的特殊地位。
海子的死在当时引发轰动，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瓦尔登湖》也由此被更多人注意和阅读，或许更被笼上了一层诗意、浪漫的色彩。海子在生前写过不少关于梭罗的文字，他曾说，“梭罗对自己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诗歌的理想……”在1986年，他还写下了一组题为《梭罗这人有脑子》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手头没有别的
抓住了一根棒木
那木棍揍了我
狠狠揍了我
像春天揍了我
——《梭罗这人有脑子·3》
梭罗这人有脑子
像鱼有水、鸟有翅
云彩有天空
梭罗这人就是
我的云彩，四方邻国
的云彩，安静
在豆田之西
我的草帽上
——《梭罗这人有脑子·11》
简洁到口语化的诗行里，倾诉着年轻的诗人对梭罗的认同和仰慕。我们从海子包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内的那些以自然、土地为意象的诗歌创作中，也容易体会他与梭罗的情感共鸣。
而或许更重要的是，海子将他对梭罗的喜爱，介绍给了同为诗人的朋友苇岸。苇岸回忆说，1986年冬天，“当时海子告诉我，他一九八六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从此，苇岸成为梭罗在中国或许最忠实的“门徒”。
苇岸，诗人、散文作家。1960年1月生于北京市昌平县，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病逝，年仅39岁。在短暂的一生中，苇岸一直关注的是“大地上的事情”，留下文字很少，生前只出版一部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就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太阳升起以后》。
在苇岸留下的薄薄两本文字中，关于梭罗的就有好几篇。他赞誉《瓦尔登湖》“举世无双”，“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在他阅读和写作面对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列夫·托尔斯泰，另一幅就是亨利·戴维·梭罗，苇岸说，“由于他们的著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
除了阅读和写作，苇岸更用自己生活的实践来追随梭罗。1998年，苇岸在家附近选择了一块农地，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写成了《一九九八：廿四节气》。可惜的是，从立春写到谷雨，苇岸便在病中离开了人世。但这与《瓦尔登湖》形神俱似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着梭罗之于苇岸的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阅读梭罗、推崇梭罗的海子和苇岸，是《瓦尔登湖》由冷转热过程中的先行人。他们推动了梭罗和《瓦尔登湖》的热从小部分文人和知识分子扩展到普通大众，也仿佛先一步确定了中国读者接受梭罗的角度与方式。
《太阳升起以后》
版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年5月
书中收录了《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以及写梭罗的《梭罗意味着什么——致树才》《人必须忠于自己》《我与梭罗》等。
如苇岸所言，对于他来说，梭罗和《瓦尔登湖》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把思想与行为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梭罗使我们懂得人只有从物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才能保持尊严，获得自由”。尽管梭罗的其他作品如《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等也早已出版，但三十年来，梭罗最普遍的魅力依然来自他个人避居湖畔、返归自然的人生故事，和《瓦尔登湖》中素朴避世的情致。
来自学界的争议
梭罗是需要揭露的“假隐”？
《瓦尔登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大众读者和图书市场的欢迎，在过多却常常失于浅薄的追捧中，《瓦尔登湖》仿佛形成了一种神话。于是争议出现了，《读书》杂志1996年5期发表了程映红的《瓦尔登湖的神话》，作者引用梭罗的一些生平资料来说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真正生活，“离他所宣称的隐居和简朴差得很远。实际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镇上转悠，每天都要回到其父母家并常常满‘载’而归”，“《瓦尔登湖》中对隐居生活的赞美和对世俗社会的抨击也给人以故作姿态和过甚其辞之感”。
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不久过后，《读书》杂志1996年9期又刊发了署名石鹏飞的《文明不可拒绝》和汪跃华《两个瓦尔登湖》，实际都是程映红一文的读后感。汪文表达了一种痛彻心扉的失望之情，说在读过程文之后，“我心中的梭罗像易碎的石膏体一样坍塌了……现在，他不过是一个易感而虚伪的矫揉造作的‘该死的混蛋’，一个不负责任的自私又孤独的虚荣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而石文则斩钉截铁地总结道：“梭罗其实是个‘假隐’，对此，程文已经揭露无疑。”并且对所谓“诗意栖居”与“归田”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这几篇文章写得非常情绪化，后来也受到了何怀宏等学者的认真反驳与批评。但如此文章的出现，本身恰恰说明《瓦尔登湖》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传播中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核心就在于梭罗的“隐”。只有神话才经不起所谓瑕疵，才会一击即溃。如果把梭罗还原为一个人，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就不必用完美的标准去要求他，同时能用更平和理性的态度去领会他的思想和作品。
没错，梭罗只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了两年，并且在此期间确实没有断绝与家人和友人的来往。但这是否构成一种瑕疵甚至“破灭”？个人生活上的一些过失或所谓“劣迹”，是否影响到了其著作和思想的真实？何怀宏在《读书》1997年3期发表的《事关梭罗》一文中，逐一反驳程映红文章中的论述，又引述理查德森说梭罗想去隐居的理由，包括“想独立生活几年”和“写出他早就想写的书”，所以“他并不想完全从社会撤退，也不是要冒险或做苦行”。读者们对梭罗“隐居”的苛刻要求，也许包含着一些误解。
《瓦尔登湖》的经典位置并未被撼动，但梭罗和瓦尔登湖的“神话”在近几年倒确实有所降温。究其原因，或许是朴素生活与隐逸情怀在“神话”中被过度消费了。《瓦尔登湖》本不是一本易读的书，连译者徐迟都说“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它连续多年的畅销和重复出版，本身并不正常。而且，不只梭罗与《瓦尔登湖》，近年来，朴素、极简、淡然甚至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流行，一种被广泛复制的商品风格，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变成了它本身的反面。
也许，确实有一种“神话”破灭了，虽然这与梭罗本人无关。
閱讀更多 曾國藩讀書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