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恨少
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應該是中國古代帝王中學歷最高的皇帝。
中國古代的帝王，一類是王朝的開創者，一般讀書都不多，否則不能在混亂時期，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推翻舊王朝，建立新朝代。所以才有“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說法。
一類是命好的，出生在皇家，只要等著老爸去世後，就能繼承皇位。他們年輕時，一般都會配置太傅或少傅等專門的老師來講授學業，不會和普通人一起接受公共教育。不管學問有多高，也不會有學歷。
但劉秀不同，他年輕時，漢朝已經不存在，是一個存在很短，幾乎沒有歷史存在感的王朝：新朝，主政者是王莽。
這時，劉秀來到長安太學，讀書。
太學，是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所以說劉秀是帝王中學歷最高的皇帝，應該不假。
劉秀在太學讀了三年書，學習如何，歷史有記載：受《尚書》，略通大義。
劉秀在太學學的是經學，專攻《尚書》，應該是得到了一定的學術水平，但還沒有到專家的程度，否則就不會用一“略”字。
劉秀在長安太學求學期間，“京城米貴，居之不易”。於是劉秀開始“勤工儉學”，他和同學合夥買了一頭驢，出租給別人，賺取學費和生活費。
如果不是當了皇帝，劉秀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
對了，劉秀是蔡陽人，現在屬於湖北，但當時屬於南陽郡。
中國的“商聖”范蠡，也稱陶朱公，就是南陽人。劉秀小時候，應該時時聽鄉人說起范蠡。
可見劉秀做生意，是有地域遺傳基因的。
劉秀稱帝后，政治上改革中央官職，整治官場風氣，精簡結構，優待功臣；經濟上解放生產力，採取休養生息，大力發展經濟；文化上大興儒學、推崇氣節，東漢一朝也被後世史家推崇為中國歷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
光武帝劉秀統治時期，史稱“
光武中興”。劉秀接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不像歷史上很多開國皇帝野蠻和粗魯，知道讀書的重要性，非常重視教育。
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光武帝劉秀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國家最高學府——太學。
劉秀的兒子，漢明帝劉莊，從小天資聰慧，也繼承了老爸的衣缽，非常重視教育。
漢明帝本人崇儒好學，精通《春秋》和《尚書》，他曾兩次親臨太學講經論道，使太學盛況空前：“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以萬計。”連北方的匈奴都派遣子弟來洛陽留學。
劉莊及其子、章帝劉炟在位時期，被稱為“明章之治”。
至公元199年左右，洛陽太學人數大概在數千人的規模。後來逐漸擴大規模，“凡所結構達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洛陽太學學生最高的時期，至漢質帝時，學生人數竟然達到三萬餘人，相當於現在有三萬人在讀博士，成為古代教育的奇蹟。就是到現在，一個大學的學生人數有三萬多人，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要知道，東漢人口的頂峰，也不過六千多萬。
現在中國大學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仍然在河南：鄭州大學。
當然了，提高河南的高等教育和大學，一億多河南人和每年的近一百萬的河南考生，都是滿滿的辛酸和委屈。
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蔡倫總結以往人們的造紙經驗革，新造紙工藝，製成了“蔡侯紙”，奏報朝廷 ，漢和帝下令推廣他的造紙法。
之前，我們曾說蔡倫“造紙”，後來考古發現，在西漢時已經有了紙張。
而蔡倫發明一種低成本、大規模造紙的技術，讓紙張取代了昂貴的絲帛，和笨重的竹簡木簡等書寫載體，使大量的普通人都有了書寫和閱讀的機會，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傳播很發展。
紙張的出現，在中國出現了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術：書法。
鍾繇、張芝都是東漢著名的書法家，到了魏晉時期，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更是中國行書書寫的巔峰。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為了刊正經書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樹立於洛陽太學門外。
熹平石經包括儒家七經（《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一共刻了8年，共46塊石碑。每塊石碑高3米多，寬1米多，也稱《太學石經》或《一字石經》。
全國各地許多人帶著筆墨紙張來到來到洛陽，到太學門口，觀看和抄錄經文者，也是當時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對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這可以說是一種最早的”共享知識“了。
這些，都為文化和知識的推廣和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劉秀、劉莊父子對教育的推廣和重視，終於在三國時期開花結果，三國故事現在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是民間最普及的演義歷史。
三國時期，人才濟濟，曹操、孫權和劉備手下的謀士一抓一大把，都是東漢重視教育開的花結的果。
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在洛陽寫了著名的賦文《三都賦》，人們互相傳抄，閱讀，造成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出現“洛陽紙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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