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這個名詞是上世紀初的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十分熟悉的一個名詞。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於“五四”的理解都存在諸多誤區,筆者以為這些誤區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個誤區是將“五四”狹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上街遊行並且火燒了趙家樓那一幕。第二個誤區是將“五四”單一化,或者說做“一元化”的理解,即把“五四”理解為全盤“反傳統”、“反儒家”的運動,僅僅是打倒“孔家店”、反對文言文、反對舊文化運動,甚至有很激進的一種看法是要廢除中國的漢字。第三個誤區是把“五四”政治化,即把“五四”與後來所發的各種政治思潮、政治運動、政治鬥爭片面地捆綁在一起。
那麼,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麼呢?值得商榷。我以為,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個時代的概念。“五四”絕不僅僅是指1919年一批學生上街遊行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她實際上代表了近代中國一次重大的變遷,其起止日期大致從1914年、1915年開始,到1924、1925年落幕,前後大約十年這樣的一個歷史過程。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不僅僅侷限於政治層面,也不僅僅侷限於文化層面。
我們知道,現今講“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講“發展民營經濟”,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就是從1914年到1921年,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經濟得到高速發展的時期,持續了大約六、七年的時間,“民營企業”、“民營銀行”都是在這個時代躥升起來的。因此,“五四”不僅是政治的“五四”,也是經濟的“五四”。“五四”還是社會的“五四”。從那時起,“個性解放”、“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等等話題在公開在報刊上都能廣泛的討論。所以,我想説,“五四”完全是一個多化的、思想解放的時代,各種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義、不同的主張、不同的理想,都獲得了空前的同等表達的機會,無論是獨立的個人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是國家主義等等,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傳統,而是引入新思潮、引入各種各樣的思想資源。
曾記得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講過:中國的書雖多,不過基本的只有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這幾十本書基本上都是先秦時代的創造,包括《論語》《老子》《莊子》《韓非子》《孫子兵法》等,這些著作都出現在中國第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個時代,不同的主張、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說、不同的社會思想都有同等的表達機會,所以創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榮。那個時代是亂世,亂世的好處是沒有“天下定於一尊”的標準,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文化基本上被歸結到了儒家這一宗上,而且長期以來,對儒家進行不斷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釋,這使得我國文化的創造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從那以後,中國的讀書人幾乎都是在儒家的軌道上按部就班,充其量的有一點“儒道互補”,“儒”是主體,“道”是補充。此種格局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大約兩千年,實際上,中國社會在文化上已停滯了,“百家爭鳴”的時代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那一刻就結束了。
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了十月(因俄國國曆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上海的“申報”和長沙《大公報》先後報道了這次革命消息。“十月革命”使中國人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新的希望,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新覺醒。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李大釗就是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1918年,他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闡述了俄國十月革命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指出俄國革命的歷史意義。同年10月,他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整個世界上形成的一股新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還發表了許多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培育了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新青年》上也發表了不少有初步馬克思主義觀點文章。《新青年》成為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
1918年4月,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在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周恩來在日本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前夕,他回到祖國,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天津組織了“覺悟社”,出版了《覺悟》,積極宣傳新思潮。
瞿秋白、鄧中夏、李達、惲代英、王燼美等,也在各地出版刊物,積極宣傳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在這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也開始出版了。
1919年,經過“五四”運動之後,同年7月,毛澤東創辦了《湘江評論》,開展了宣傳革命研究馬克思主義活動,《新青年》出版了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叢書。
1920年,馬克思主義著作《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譯成中文出版。同年,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了元慕義齋圖書館。這是我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圖書館。
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廣泛的傳播,培養教育了中國工人階級和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迎來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二個“百家爭鳴”的時代。為什麼在“五四”這個時代會再一次地出現“百家爭鳴”?這是有歷史大背景的。這個大背景就是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中國這個民族要在世界上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尋找新的出路。那麼,我們找到的第一條出路是什麼呢?從歷史教科書中可以知道,這條路叫“師夷長技以制夷”,也就是學習人家的技術---堅船利炮,你有槍,我也有;你又炮,我也有;你有軍艦,我也有。這一步,我們學的是人家的技術層面,產生了洋務運動,包括建立了北洋艦隊。但是,我們雖有了相同的艦隊,相同的炮,在甲午戰爭中卻慘敗於一個蕞爾小國、一個從未被放在眼裡的島國日本。在此情況下,中國有識之士、朝野上下,開始尋找新的出路,開始在技術之外尋找新的資源,這就產生了“戊戌變法”。這個“戊戌變法”真正的高潮只有103天,所以亦稱“百日維新”這條路還是沒走通。接著又蒙受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這樣的民族恥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連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都倉皇出逃,顛沛流離到了西安,一路上飽經風霜之苦。這種苦是深宮之中養尊處優的她沒有經歷過的。吃了這樣一番苦頭,到了1900年,她決心接過光緒帝在1898年變法的衣缽,開始了“晚晴新政”。在教育方面,她推行了包括廢除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等一些新政。這些新式學堂奠定了近代中國教育向西方學習的模式,奠定了基本學制---小學、初中、高中。她還實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特別是1906年搞了一個“預備立憲”。
當時,她搞憲政當然是有各種原因,比如迫於壓力、為了挽救清王朝搖搖欲墜的命運,可能帶有欺騙性,但無論她有什麼樣的動機,從客觀上,她實施的新政推動了中國從一個古老的專制國家開始向近代國家轉型。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當時,中國外有民族危機,內部更是矛盾叢生,種種問題,最終導致慈禧死後不到三年,即1911年,武昌一聲槍響,一場小規模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顛覆了,而且把得綿延了兩千年的帝王一統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間翻了個底朝天。從此以後,任何人,不論是袁世凱還是張勳,無論是什麼人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稱王稱帝,不可能得逞了。我們知道袁世凱稱帝只有83天,張勳復辟只有12天,也就是說帝王一統江山的模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行不通了,“五四”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
那麼,“五四”的主題是什麼?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有一個標誌,就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主義的一場偉大革命運動,它標誌著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態,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後來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精英,認識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強大,他們到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進行組織工作,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中國革命從此由舊民主主義進入到新民主主義時期。
自鴉片戰爭以後,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帝國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的幾十年間,中國人民對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但都失敗了。歷史證明,農民和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和取得勝利。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身上。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開始探討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3月,共產國際派代表來華,同李大釗、陳獨秀等聯繫,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8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也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或稱共產黨支部)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開幕,與會的12名代表。代表全國50多個黨員,還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等。這次代表大會,選舉了中央領導機關,陳獨秀雖然未出席這次大會,由於他是黨的創建人之一,以及他在“五四”時期的影響,大會推舉他為黨的中央局書記。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人民有了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全國工人罷工達100多次,參加的人數達30萬人以上。
“五四”的主題是現代中國的一個新起點。從根本上說,“五四”就是重新尋找方向、重新為中華民族定位。這個起點對於中國人、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起點。正是在這個起點上,我們的前輩先賢不但沒有廢除漢字,而今漢字已走紅世界,這就是從極度的不自信走向文化自信的體現。把古老、封建的中國帶入現代文明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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