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7日，五四運動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被釋放返校。
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也是一場現代性的運動。如果將這場運動置於當時的全球背景下，就能清楚地看到，五四處於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潮流之中，例如一戰後，中歐的奧匈帝國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第一共和國，西亞的奧斯曼帝國崩潰，土耳其建立起亞洲第二個共和國。而縱觀中國近代史，自19世紀中葉始，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無一不是古老中華帝國面對歐風美雨的衝擊與回應。
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道路
新文化運動肇始於1915年創辦的《新青年》雜誌，由一批留學歐美和日本的現代知識分子發起，他們批判舊倫理、舊政治、舊文學，首倡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這些思想都在五四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因而歷史學家往往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一個整體。換言之，五四運動的思想資源是外來的，這表明，五四運動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而是具有世界主義的特點，它所體現的啟蒙精神對中國的現代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
根據近年的現代化理論，現代化國家分為兩類，即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和後發外生型現代化。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屬於自然演進的過程，後發內生型國家則無法自我演進到現代化。中國屬於後者，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其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基本觀念都具有超穩定的形式，無法從其內部的演進中現代化，只能藉助外來的思想，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近年興起的內亞史研究也表明，中國古代與近代的秩序重心線是相反的，古代是草原-中原關係為主，近代則是海洋-中原關係為主，中國現代工商業的誕生便是源於這一重心線的轉移，近代的國際化貿易和外來思想的傳入，也只能是發生在這一轉移之後。就此而言，五四運動的發生標誌著中國從此加入了現代世界秩序，走上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道路。
這就是五四運動產生的歷史大背景，它從根本上鎖定了中國現代化的走向，形塑了現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在當時的青年中，反對權威、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成為最流行的思潮，而五四運動也激發了知識分子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主體意識。在五四運動一週年之際，運動領導者之一胡適便曾指出，五四運動是由青年學生髮起的，在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上與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但五四運動又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知識分子運動，這是因為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從此以後，古老中國就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內生型國家，而是加入世界歷史進程。雖然其間充滿艱難曲折，這個大趨勢卻沒有改變。四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便是這一現代化道路的承續，今天的中國堅定地支持和維護全球化，將人類命運看成是一個整體，都可以從這一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得到解釋。
古今之變帶來的價值衝突
當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在局部發生逆轉。表面上看，全球資本流動造成貧富差距，導致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泛起，但從本質上講，這是列奧·施特勞斯所說的古今之變帶來的價值衝突，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的體現，現代性本身並不能提供價值的來源，因此，無論是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還是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今天都要面對現代性的危機與回應，思考這樣的問題：現代性是否僅僅意味著科學技術，意味著經濟效率，以及意味著摒棄一切傳統價值？
就中國而言，五四新文化宣揚科學與民主，沿襲了19世紀先輩為尋求富強而接受進化論的思想路徑，同時又用一種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將思想文化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途徑，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在這方面，五四新文化領導者不及譚嗣同、嚴復、梁啟超等先輩，甚至也不及陳寅恪、錢穆等現代學者，後者維護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但並不反對外來的現代思想。
正如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所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因為，文化與制度是不同的範疇，在古今之變的進程中，制度可以外生，由帝制改變為共和制，而文化卻有其強大的內生性，不可能移植。五四新文化因進化論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無視中國文明在軸心時代就已經奠定的普遍價值標準，結果破壞了維繫社會的基本紐帶和人際關係，這或許是我們今天提倡傳統文化的意義所在。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紀念五四運動，需要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意義層面。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就與問題，就是探討一百年來現代性的成就與問題。對此，我們應當立足於全球化視野，既要思考中西之辨，也要思考古今之變。這是兩個不同而又重疊的理路，回應中西之辨，應當從中國看世界；回應古今之變，則應當從世界看中國。在這個思想領域，有著廣闊的研究方向和論題。
古今之變不能是一個文化斷裂，西方今天面臨的社會和思想矛盾，有其現代性發展的內在邏輯，表面上是卡林內斯庫所說的社會現代性與美學現代性之間的衝突，表現為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對西方資本社會的同質性批判，實際上是由於以現代性為標誌的古今之變，割裂了西方自身的價值根源，造成價值的碎片化、平面化和虛無化。正因如此，今天西方多元文化主義面對文明衝突的失敗，不過是由於無根之木導致的價值的失敗，而西方現代性內生的價值失落，也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
尋求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毋庸置疑，中國的現代性既是具有全球化性質的，又是具有中國特點的。事實上，當年五四先驅在批判傳統文化時，他們自身的中學底子是很深厚的。例如，胡適主張個人主義，但他在《不朽》一文中回答人生終極問題時，依然是先秦的“三不朽”以及宋儒的思路，將個體小我融入社會大我。但另一方面，作為文化核心的倫理觀念是社會長期演化的結果，五四新文化在批判宗法禮教的同時，卻籠統地一概否定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的基本價值，甚至否定中國偉大的古典文學，終究失之過激和簡單。
既然現代化是一條必由之路，今天提倡發揚傳統文化，就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反思，而不是一種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現代自由平等觀念的基礎上，對外尋求國家平等，對內尋求社會平等，當下那些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以及恢復三綱禮教、三從四德的言行，都與五四新文化的現代精神格格不入。與前現代的等級社會相比，現代社會已經確立了所有人權利平等的原則。這一現代性觀念構成了當今世界的主流，並以世俗政府、民主與法治作為保障這一權利的重要手段。
因此，今天我們面對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首先應當意識到文化不可能移植，現代化作為一個社會的系統工程，必須建立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其次應當意識到傳統的限度，它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我不贊同政治儒學的主張，民主共和已是世界潮流，也是現代中國的國體，再要回到古代的“天下”秩序已不可能。我也不贊同恢復傳統就是恢復三從四德，穿漢服，倡女德，行跪拜禮，自由平等已經是普遍的社會共識，再要搞尊尊親親那一套只能是開歷史的倒車，也必將會貽笑歷史。
歷史不可能重演，但未來可期。發揚傳統應當是尋求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而不是全盤恢復傳統，因為這與當年全盤否定傳統，屬於同樣的整體主義思維定式。換言之，傳統必須經過創造性轉化，才能適應現代社會。正如社科院羅傳芳教授所指出：“好的文化傳統符合兩點：一是符合文明的普遍主義本質，是大家都認同的，而不是個人關起門來自己欣賞的；二是契合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滿足現代化的內在發展要求。既要回望軸心時代的文明，又要認識到傳統社會內在的自我淘洗的批判精神。”
重視傳統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現代性因素，這是一個非常剴切著明的見解。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在軸心時代就已創造出自身的本原文化，它所蘊含的基本價值實際上具有普世性，在本原上是與各個軸心文明相通的，後來的制度、文化分途並進，與各個文明不同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和自然環境都有關係，對此進行深入探討，對傳統價值進行創造性的闡釋，從中開出傳統文化的轉型之路，或許正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大任務。
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如果說中國今天的改革開放仍然在路上，那麼也就意味著中國的現代性還沒有完成，仍然需要五四新文化的啟蒙精神。同時，由於當代中國已加入世界秩序，中國社會面臨的既有前現代的問題，也有現代甚至後現代的問題。因此，某種程度上，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就顯得要比五四時期複雜得多，問題意識的產生和回應，都需要新一代青年人有著更加開闊的眼光、慎思明辨的能力和精進努力的精神。
這，就是我們今天紀念百年“五四”的意義所在。
□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