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埠村姑“劉巧兒”
我於1937年出生在故城縣青罕村，從小父母雙亡，靠嬸子大娘拉扯成人。翻身解放後，我的天性變得開朗活潑，掃盲班裡學拼音，夜校燈下練寫字，一天到晚忙個不停，睡夢裡都在蹦蹦跳跳、說說唱唱的，最耳熟能詳的歌詞是“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人民好喜歡”。我是村裡的義務宣傳員，寫板報，演節目，走村串戶，高房喊話，積極宣傳新頒佈的《婚姻法》。村裡排演歌劇《劉巧兒》和《小二黑結婚》，我分別扮演女主角，甜潤的歌聲如小河流水，長辮子搖擺著打屁股，一招一式蠻像那麼回事兒。結果一下子走紅，成了三里五村小有名氣的“劉巧兒”。現在想來，我當時只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情竇未開的“黃毛丫頭”。
1955年，我擔任村裡的團支部書記和婦女會主任，工作熱情高，上進心很強，凡事從不甘落後。就在這一年，上級組織青年男女去天津南郊的北大港開荒，我帶頭報名，踴躍參加，第一次背上行囊離開家鄉，過上了集體生活。我們睡臥棚，喝鹹水，啃窩頭，白天開荒揮汗如雨，晚上挑燈夜戰群情激昂。“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心，赤膽忠心為人民……”的歌聲，伴著燃燒的篝火在荒郊野外迴盪不息。
我是這個團隊的活躍分子，獨唱、領唱、說快板、數來寶樣樣都敢耍活一番。在那個條件艱苦、環境惡劣的特殊“舞臺”上，“劉巧兒”的藝術細胞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滋潤和膨脹。伴隨年齡的增長，我向往著人生更大的舞臺。
不穿軍裝的“文藝兵”
1958年，“大躍進”的口號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黃驊縣組建文工團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各個角落，我似乎聽到了命運之神的召喚。經領導推薦和我積極報名應試，最終被正式錄取。20歲的我激動得淚流滿面，獨自在夜幕濃重的大窪裡喊啞了嗓音。
第一排右一為李鳳珍
十月遍地金黃，黃驊文工團的鑼鼓正式敲響，初創時期的“班底”，可以說是人才濟濟，陣容強大。這些老師們多數來自中捷農場勞改隊，別看他們頭上戴著沒有“光環”的烏紗帽，卻個個都是文工團的“四梁八柱”。
我至今還能想起，他們當中有原總政話團的老演員李季，他瘦小的身材裡滿是“藝術細胞”，表演、導演樣樣精通，他客串的反派人物“水鬼”，出神入化，活靈活現，常引起滿堂喝彩。他的音容笑貌，我每每想起都忍俊不禁。那位男歌唱家周美昭，人長得瀟灑，嗓音雄渾嘹亮，一展歌喉就引來如潮的掌聲。還有編劇高志強、曹洪昌等等，他們能編能導能表演，都曾經是大名鼎鼎的“範兒”，或是後起之秀。我敢說，是他們點燃了黃驊文藝的火種，是他們開啟了“大窪文學”的先河。
1959年黃驊縣文工團在馬棚口由李季老師帶隊下鄉演出後全團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一為李季老師，第三排左一為李鳳珍）。
黃驊文工團實行軍事化訓練、軍事化管理。冬季發棉衣，夏季發單衣，吃住不要錢，按月發津貼，津貼分三等，分別是12.5元、7.5元、4.5元。團長兼書記名叫趙默田，部隊轉業的，對下屬要求很嚴，定有“約法三章”：團員之間不準談戀愛，不準吃零食，不準走親訪友。一旦被發現，就要大會點名，小會批評，檢討書寫個沒完沒了。還實行一年一整頓制度，表現好得留下，表現差得捲起鋪蓋走人。
整來整去一年間，100多人的文工團只剩下包括我在內的40幾人。1959年冬季，原天津專區的霸縣、河間、交河、黃驊4個文工團，在河間大禮堂舉辦集訓班。李季老師給我們這些“生坯子”們上表演課，進行專業訓練，這期間排演了小歌劇《木匠迎親》、獨幕話劇《捉水鬼》等。那時，我們都是忍著飢餓登臺演唱，冒著寒風入戶借宿，這些不穿軍裝的“文藝兵”，如同散兵遊勇一般狼狽不堪。
饑荒年代的“草臺班底”
1960年，“低指標、瓜菜代”如瘟疫一般蔓延流行，黃驊文工團陷入飢寒交迫的窘境。縣委領導捨不得這個“草臺班子”，不忍遣散這些有文藝之才的年輕人，就把我們暫先安置到南大港農場撒農藥的飛機場，所在地是孔莊子村。基本要求是，保留黃驊文工團的牌子，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就這樣，40多人，一輛馬車，兩匹騾子，幾條小木船，是上級配給這個團隊的全部家當。
在老團長趙默田的帶領下，我們白天種水稻，兼顧打魚摸蝦，填充轆轆飢場；晚上歡聚一堂，偷著排練文藝節目。在“魚米之鄉”孔莊子，我們借天時地利排練歌劇《洪湖赤衛隊》，我扮演女主角韓英，張文甲扮演男主角劉闖，袁琳扮演天真可愛的三妹，真得把這出戏演活了。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拿手戲被“腰斬”了。還排練過歌劇《紅珊瑚》、《黃驊》等現代劇目，均沒有“閃亮登場”。
在這期間，有人不懷好意告發，說黃驊縣委對文工團態度曖昧，明散暗不撤。那時的政治壓力山大，縣委只得忍痛割愛，於1962年春宣佈解散文工團。看到演出服裝在大街上拍賣，我們欲哭無淚，心裡真說不清是個啥滋味。
我和13歲的孤女袁琳投親無門，無家可歸，便被好心的領導安置到南大港農場六分場。一個鐵爐子、一個小木箱、一條蚊帳和一把鐵銑，是我們姐妹倆的全部“嫁妝”。在分場大食堂一側，用三合板一罩，葦苫子一蓋，就是我們的“巢穴”。姐妹倆相依為命，時常低吟淺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家鄉……”
這年夏季的一天，我和袁琳到鄰居家串門，正巧遇到時任南大港農場場長龔玉樓的女兒，說起文工團的興衰，不由得傷心落淚。這位小妹是個熱心人，很快捎來龔場長的回話，他老人家說，黃驊養不起文工團，我們養得起。你們寫信，快把原班人馬給我叫回來。就這樣，1962年秋季的一天，黃驊文工團死而復生，改稱為南大港文工團。李季老師任導演，我任歌唱隊隊長。
我們仍然堅持邊勞動，邊排練，演技水平不斷提高，尤其自編自演的小節目豐富多彩，百姓喜聞樂見。到各個分場、海堡漁村、駐軍哨所演出，場場爆滿，好評如潮。我們編演的小話劇《讓房》，從地區演到省城，一直演到北京。更意外的收穫是，我們耕種的200多畝水稻卻喜獲豐收，打了14萬斤糧食。此事震動了滄州地區，時任行署專員閆國鈞在大會上說：南大港文工團幾十號人馬，竟打了14萬斤糧食，能養活多少人啊！
告別舞臺的“郭大娘”
由黃驊文工團起家的南大港文工團身手不凡，名聲大震。轉眼到了1964年，滄州地區籌建文工團，便以匯演的名義從中選拔演員。我和張文甲合演的小話劇《崗旗》，歌頌先人後己的高尚風格，內容生動，情節曲折，獲得男女演員一等獎。包括我和張文甲、袁琳在內的6名南大港文工團演員，很快調入滄州地區文工團。在這個新的團隊裡，我先後參加過話劇《代代紅》、《豹子灣的戰鬥》等劇目的排練。
記憶最深的是，我滄州地區文工團演過話劇《槐樹莊》，扮演劇中的女主角郭大娘。我們曾專程去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現場觀摩學習，向素有“老太太大王”之稱的胡鵬大姐當面求教，不恥下問。回團後連夜排練，輪番演出。結果《槐樹莊》剛剛登場，“文革”風就沖天而起，滄州文工團被活活刮散了。我由此而含淚告別了舞臺，隨著歲月的更替，慢慢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老太太。但是，此後多年沒完沒了的政審填表中，我都鄭重地寫下自己人生的第一步：黃驊文工團。
（口述者，李鳳珍，退休於滄州地區工貿集團；整理者，崔懷洲，退休於滄州市發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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