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題為《不孕不育成難題 代孕是否可放開》的文章引發熱議。代孕爭議的本質不是醫療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是更深層次的法律、倫理和社會問題。只有當女性的身體不再被等同於工具，這項討論才有了最大程度的人性意義。
凱特37歲，事業有成,卻依然單身。當有一天她發現會議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著奶嘴撒嬌的寶寶時，她明白，自己想要一個孩子了。不幸的是，醫生告訴她：她受孕的幾率只有百萬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凱特最終通過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女人替她懷孕，為此凱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這是好萊塢片子《代孕媽媽》裡的情節，電影中戲劇化的一幕正在中國悄然上演。代孕，這個詞正從“嬰兒交易”“肉體買賣”等臭名昭著的名稱中解脫出來，出現在電視節目、報紙新聞中，呈現在公眾面前。
有人怒罵“代孕意味著道德的流產”，有人呼籲“倫理最終要從人類的幸福出發”。在商業、倫理和法律之間，代孕中介尚處於灰色地帶。
小孔今年32歲，離異,有一個四歲的兒子。為了賺錢她瞞著父母來到武漢，在經歷了體檢、移植、持續數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後，進入孕後期的小孔獨自居住在武漢的一所高層公寓裡，有專用保姆陪同並照顧生活起居，按照客戶的要求每天喝孕婦奶粉、聽胎教音樂、散步、午休。
生產之後，她會帶著相當於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約15萬元人民幣“打工”所得回到家鄉，與父母一起照顧兒子成長，並計劃開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對來自河南的夫婦將迎來一個他們企盼十餘年的孩子。小孔說：“他們好像是在銀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試管嬰兒，還輸通過輸卵管，但一直沒成。”
吳蘭的兒子23歲，小時候生病發燒導致腦癱，生活不能自理，擔心自己去世後，兒子無人照顧，希望兒子也能有個孩子。可是她無法負擔幾十萬的代孕費用。AA69代孕公司呂進峰知曉後覺得吳蘭可憐，答應她無償為吳蘭做代孕。
吳蘭說：“我願意承擔一切後果,就算是有非議，我也相信我和兒子能挺過去”這位看似文化水平並不高的中年婦女說：“養老院只是讓你活著，我的兒子需要有個家。”
有數據顯示，我國實際不孕不育發生率超過15%。其中部分夫妻因為身體原因，無法自己懷孕。隨著生殖輔助技術的發展，代孕成為解決問題的一條途徑。
但也有趨勢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於保護工作前景、害怕體形走樣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代孕公司成為她們最終的選擇。
寧麗的丈夫是私企老闆，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剛畢業的女大學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響身材。她不願意因為懷孕影響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況她還有升遷的機會。
另外一種情況則出現在已經有一個孩子的新富階層家庭。據北京某代孕網站負責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階層的家庭由於還想要一個孩子，但又憚於國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由於中國法律禁止代孕,這些有經濟實力的夫妻，會轉而尋求海外代孕。
從國際情況來看，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價值觀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關於代孕的政策也不盡相同。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允許商業代孕，每年為印度這一行業產值約為23億美元。
在歐洲，英國允許的是“親情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懷孕，母親替女兒懷孕等，這種“非營利性代孕”，機構和個人不能以此謀取利益，國家對代孕有價格指導。法國也有類似的代孕指導價。
美國國內對代孕也有很大的爭議，目前有26個州允許代孕，但這26個州的代孕政策也各不相同。由於在美國捐精捐卵均被允許，還可以為嬰兒選擇性別，不少人尋求通過胚胎基因診斷技術“定製”一個金髮碧眼的嬰兒。
1988年3月10日，中國內地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於北醫三院。此後，試管嬰兒技術迅速普及應用。目前，全國每個省都有生殖中心，他們能夠製造的試管嬰兒總量相當可觀。
但是，2001年8月,衛生部出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嚴格禁止代孕母親的試管生產，這項新業務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醫學領域的禁區，只是逐漸轉向了“地下”交易。
近30年來，試管嬰兒、人工授精等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和高達15%至20%的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個“嬰兒市場”的發育。在中國，用互聯網搜索就可以找到上百家代孕中介網站。搜索排名第一位是一家名為“A A 6 9”代孕網，創始人呂進峰先生被譽為代孕之父。
對於“代孕”商業行為本身，呂進峰本人主張不要爭議代孕這個新生事物，當務之急就是制定相關法律來對代孕手術和代孕中介進行規範，由國家指定規範的中介和醫院，進行代孕業務的操作，也希望將來能夠得到國家代孕業務的授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德博拉·斯帕爾2006年出版了一本書《嬰兒生意》，專門探討了輔助生育市場的現狀。在接受採訪時，她表示，最讓她吃驚的是：在她所接觸過的眾多行業裡，這是第一個很明顯存在買賣雙方，而且有金錢交易，但是卻沒有人承認他們正在從事商業交易的行業。
那麼在中國商業代孕是如何形成產業鏈呢？
在A A 6 9代孕 網上，“代孕媽媽”的級別被分為A—H級：A級標準最低，初中學歷，容貌一般，待遇4萬，到了H級，要求有本科學歷，容貌較好，待遇可以提到10萬元以上。這讓很多人覺得和在超市裡挑選商品並無二致。
“如果經濟上不困難,沒有誰願意做這個。畢竟有10個月你不能見到家人。一位山東聊城的代孕媽媽表示，她認識的大部分代孕媽媽都出於經濟上的無奈。
這是一次拿身體換金錢的冒險。在這場複雜的博弈中，金錢、道德、倫理、法律、醫學等一系列問題的相互糾結，考驗著買賣雙方的情感與理智。
廣州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劉見橋表示，代孕行為屬於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專業水平、從業經驗等根本無法保證，這就大大增加了手術的風險。
此外，因為代孕產生的法律糾紛和官司，也層出不窮。2015年10月，南方日報曾報道，有代孕媽媽生下雙胞胎,親子鑑定結果顯示，孩子與委託代孕的夫妻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矛頭指向混亂的代孕產業鏈，最終這對雙胞胎“砸”在中介手中，無人認領，命運堪憂。
在社會倫理層面，誰才是孩子的母親？這是代孕面臨的諸多質疑中的一個。
有的國家規定“分娩者即母親,有的地方則承認遺傳學上的母親，但代孕嬰兒的母親的認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後者，它更符合一個“契約上的母親”的定義。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契約都有可能是一紙空文。在親子關係中，倫理上的混亂帶來了無盡的爭議。
在《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節目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極力反對代孕，他認為這種明碼標價的商業，是女性子宮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業和產業目的。
自稱“中國代孕之父”的呂進峰經常在電視上露臉並接受各大紙媒的採訪。從外表看起來，極像一箇中國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願意稱自己的中介公司為愛心公益組織，管他的代孕媽媽們叫“志願者”，管她們的行為叫“愛心代孕”。儘管每個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費2萬元左右，攝像機前他還是努力表明：“愛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於收中介費，那只是維持公司的基本運行。”
A A 6 9創始人呂進峰先生表示：不可否認，雖然代孕中介存在某些客觀的市場行為元素，但不能夠被完全認定為商業行為。如我的收益只是運行的成本和生活的保障，這是為了更加積極地投身於代孕事業。但事實上確實有一些假冒代孕的詐騙和拐賣婦女的網站，利用客觀存在的市場，大量牟取利益,做著對母性的踐踏、挑戰倫理道德底線的事情，所以我更盼望國家早日對代孕手術與代孕中介進行規範。屆時，代孕中介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魚龍混雜。
即使開放如好萊塢，電影《代孕媽媽》裡最後也迴避了“代孕”沉重的倫理爭論，編劇讓故事回到了常規：代孕媽媽懷的其實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幾乎不可能懷孕的凱特也奇蹟般地產下了小孩。“代孕”在這裡只是喜劇元素和商業噱頭。
美劇《瘋狂主婦》的女主角carlos不能生育，於是找了個偷渡到美國的中國姑娘小梅做代孕媽媽。她這樣解釋代孕：“好比做餃子，我老公是餃子餡，我是餃子皮，你是烤箱”。
中國姑娘小梅是什麼呢？她成為了容器,成為了載體，成為了培養皿！
如今社會，“烤箱”女性越來越多。當女性身體被等同於女性時，這種意識與歷史上通過性來奴役女性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在女權主義者呂頻看來，這本質上是一種母職的交易。在現有秩序下，女性的“無償母職”早已構成父權系統下的剝削行為，下屬階層女性在市場中提供的“有酬母職”同樣是一種剝削。
明碼標價的生育權，童叟無欺。
代孕交易的到底是什麼，是子宮？子宮還在。那是親子關係？進一步追究，這種親子關係交易的成立，又是基於對母職的收買。母親從受孕到分娩這一階段中的生理實踐被購買和控制，而母職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情感與心理的部分則被切割和壓抑。可以說，這是對母職完整性的破壞和金錢化——不公平的交易侵入婦女的身體，並令她們喪失自主性。
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和電影《黑客帝國》都描述了人造子宮，並視為人類異化的噁心標誌，但是，這種假“人性”名義的反感是否惶恐於女性不再被捆綁於母職會導致父權家庭制度乃至父權社會瓦解？
2014年母親節，有人發起“母親罷工”倡議,許多媒體報道。這一活動的目的是“迫使”社會正視母親的貢獻，但已夠延伸出一個問題，即：如果女性停止母職，除了盡責的“光榮”之外，她們自己會失去什麼又得到什麼。如果生育與女性解綁，我們將擁有時間的自由，身體的自由，將失去一道很重要的“女人味”，於是不再受束縛——這又動了誰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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