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談論是非是不該誅心的。但這個話題的提出，確實是不懷好意，別有用心的。發問的學者“京都靜源教授”，即名聞遐邇的劉正先生，是著名的黑陳專業戶，到處帶節奏。
京都靜源，原名劉正，曾供職於武大、人大等校，現據聞為華東師大對外漢語教授
雖然他自己，因為不便言明的各種怪事，被大陸學術界集體追罵，恍然也有十來年了。他給當代學術界，帶來過太多嘀笑皆非的笑話。不過就是這些年沒人理他罷了。
他是每飯不忘攻訐的。只是不想頭條剛興起，就急不可耐地跑來再抹黑陳氏，各種口誅筆伐，誣辱嘲罵了。劉正教授年長我30歲以上，我也不混學術圈，彼此沒有絲毫利益瓜葛，我本身也是噴子一個，似乎本該知趣袖手瞧熱鬧的。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當代人共所推重的學術大家
但是，眼見這種無端讕言，四處流佈，視聽豈能不正，道義怎能餵狗。是以，面對咄咄逼人的“名流”教授，不佞也絲毫無懼寫下鄙夷觀感的。
因為受過陳門弟子的氣，有那麼一點私怨，這些年劉正教授上躥下跳，稱尊肥己，不惜連根拔起，對墓木已拱的陳寅恪痛下殺手，鞭屍為樂。
他的論點，主要有二。其一，陳寅恪學問，普通到還遠不如他京都靜源，純是師弟子們吹牛出來的。其二，從根子上打擊陳寅恪，在其人品和民族大義上大做春秋文章，“起底”陳氏，說他不僅德性有虧，小人一個，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前，主張對日媾和，妥妥的是潛伏的漢奸一枚。
劉正教授在頭條的的另一段話
我的總看法：第一點，終究還屬於學術爭鳴範疇，即便立異為高，天賦人權，不妨讓人開口，自成一說。惟第二點，攻擊陳氏品行，甚至陰陽怪調意在坐實他是漢奸這一條，早已超越事實和公義這一層面。比如他誣陷的陳氏香港一節，我自己2016年夏曾履至港大，探訪陳氏住所五處，並得查閱若干資料，心知完全子虛烏有，對其堅守、不易及人格只增感動。劉正的此等誣妄中傷，於史實而論，是曲解栽贓；就動機而言，不客氣地講，完全是陰暗齷齪心理，“小人窮斯濫矣”！
陳寅恪一家
按這邏輯，你劉正教授明明是中國人，無非到日本遊學一年半載，回國後搖身一變，連祖宗名姓都不要了，改了個不倫不類的日本名字“京都靜源”，招搖過市以作漢學標榜。如此媚態，偏唱高調，崇論閎議，漫天大謊，居心又何在！
還施彼身，我倒要質問：劉正教授您自己的“民族氣節”，是遺忘在了新宿歌舞伎町一條街了嗎？
平實地講，劉正說“正當日寇侵華之時，陳寅恪卻帶頭主張投降日本是上策”，固然是有意斷章取義混淆視聽，但是在抗張之初，陳寅恪內心，對國情、民情的判斷有誤，顯得悲觀，確實是事實。
陳寅恪與好友吳宓
他的這一條“罪狀”，現據資料，僅見於《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所載。這是陳和摯友吳宓在當時私下的一次閒聊：
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為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熟悉現代史即知，在中日全面對抗前後，悲觀和疑慮，是國人上下很普遍的看法。這是實情，現在沒有必要出於民族自尊而去塗抹，搞得好像個個一聽要打仗，都磨刀擦槍打了雞血似的。當時國人，認為此時中國處處不如人，倘若貿然全面開戰，不是妥為設計，勝算的幾率非常微弱，而國家人民將一片塗炭。
西南聯大派遣出過大量上戰場的抗日學生.電影《無問西東》有紀實成分
這一點，從蔣中正到胡適之，從梁漱溟到李宗仁，無賢不肖，自貴至賤，你能看到的私人材料，實際大體都不表樂觀。這不是陳寅恪一人的觀感。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陳寅恪的這番言論，對錯先不論，無疑只是和至友閒聊所及的想法。從現有材料看，他從未公開倡和，更未曾有說過不抵抗！
顯然，私下表示意見，與公開聲明媾和；對情勢估算不樂觀，與覥然倡導不抵抗，智商稍微在線，都會明白是兩回事。任何完全脫離語境，斷章取義，妄顧一個人其實際言行的上綱上線，都是赤果果的誣陷。
盧溝橋——現代中國人的屈辱見證
在當時，抗戰守土固然是全民之責，但也絕不是說，對於具體舉措，自家屋子內表達一點疑慮的，就都有民族大義問題，就是其心可誅，就都是國之罪人。倘若真的要苛責到底，也無需遮掩，大概只有一點：陳先生畢竟一書生，談學問頭頭是道，但考察起現實來，也不免有疏失之處。1945年日本戰敗，這個結局可以證明，他起初的悲觀是偏頗的。
史家治史，貴在一個“識”字。我等普羅大眾論人，也需要一個“實”字。我想，知人必論世，論事必原情，當是常識。但凡脫離語境，捕風捉影，呵斥八極，是必然失之十丈，差以千億的。
實際上，陳寅恪不但不是“帶頭主張投降日本”失去民族氣節之人，在當時他是公開呼籲對日強硬最早、最大聲的中國人之一。
陳寅恪中年時代
不僅如此，為了矢志抗日，拒與合作，他長期顛沛流離，朝不保夕；因為敵寇的炮彈，他的書稿絕大部分毀於劫火，以至於學術成果流失，未盡其才，導致如今還要被太平時代的後輩劉正教授，擠眉弄眼嘲弄奚落說風涼話；也正是由於戰爭的阻隔，他的眼病不能得到及時治療，不久之後就瞎掉了。如此壯烈為國、慷慨激昂之人，你都要謠諑他沒有民族氣節，於心何忍，內心又得是多歹毒？
再舉個實際例子，證明他恰好是最早一批帶頭出來，公開強烈要求抗日的知識圈大佬。1931年 “九一八”事變爆發，緊接“一·二八”事變出現。陳寅恪當時還在北京，心急如焚，立即走出書齋，呼籲所有學術界同仁，公開、傾力為全民抗戰吶喊。
憐子如何不丈夫
當時，所謂“不抵抗”的輿論甚囂塵上，陳氏義憤填膺，他聯合同道，一方面請願於當局，一方面公開致電譴責投降主義，力請堅決抵抗，呈示絕不妥協的理念。全文如下：
洛陽國民政府鈞鑒，滬戰連日退卻，傳說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實行妥協，今日之事，敵兵在境，豈可作城下之盟，置東省失地淞滬犧牲於不顧，政府對日，當有一貫主張，不主妥協，即主抵抗，不用岳飛，即用秦檜。若用秦檜，即請斬蔡廷鍇，以謝日本，萬勿明戰陰和，以欺國人。家國飄搖，生靈塗炭，瞻望京洛，哀憤交併。陳寅恪，容庚，吳宓，葉崇智，俞平伯，吳其昌，浦江清.1932年3月2日這篇陳氏“佚文”，刊發在1932年3月5日的《世界日報》。標題是《陳寅恪吳宓等電國府，質問對日方針》，現在還可以查驗。陳寅恪真的“帶頭主張投降日本”嗎，事實斑斑俱在，不言自明。
事實上，不僅是陳寅恪自己，一生完其名節，與大眾共赴國難始終，是學人之典範。他所屬的義寧陳氏一門，幾乎都是響噹噹的大丈夫，都是偉大的愛國者，都是決不妥協的民族主義者。
一門三代忠烈
陳氏一族，為堅持氣節，為國為民，所付出的慘烈代價，與堅持理念之卓絕，都是近代史所難見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湖南率先變法，推行新政，是中國最早的民權實驗的領導人，陳寶箴之死，據現在很多史學研究，都是被慈禧賜死的。
陳氏其父陳三立，近代首席大詩人，同光體詩派領袖。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8月8號日軍入城，85歲的老人決意絕食明志。他是晚清大佬中唯一為抗日絕食自盡的。據回憶錄，陳三立彌留之際，神情恍惚，最後問的話，是“外傳馬廠捷報是不是確實”。我當年閱讀至此，遙想其境其情，動容不已。
陳寅恪及其陳家，這種愛國情懷，是如此蒼涼，是如此深沉，又是如此揪心，倘為了點睚眥私怨，還要帶風向造謠褻瀆陳氏“失去民族氣節”，此心安否？
整個1940年代，陳寅恪最記念的事情，並非學問，而是家國前途問題。1945年8月，日寇終於投降。當月15號正午，日本“天皇”投降詔書發出，當晚傳到中國西南一帶。
當年抗戰勝利消息傳至巴蜀一帶
那時，陳寅恪還僻居成都。當消息傳至時，已經是凌晨了，雙目失明的陳氏已經睡下，家人沒有告訴他。他自己詩文說是“醒方知”，就是早上醒來才聽聞了這喜訊。 他喜心翻倒極，淚涕交零。對著鳥鳴的窗外，提筆就寫下一首詩，題為《乙酉八月十一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關於這首詩，胡文輝那本《陳寅恪詩箋釋》，還有詳細註解。讀這首詩，學問談不了，我作為讀者，心知其意，只有感動。有人說，陳的文字，何以情感都那麼深厚，是因為他的情感，從來超越個人私利，裡面總包含著一種國身通一的精神，是有理據的。
“時事厭聞須掩耳，古人久死欲招魂”。所以，劉正的誶詬，絕不止是一則學界瑣聞而已，實是妄顧人間道義的惡毒之言。陳氏自己已沉泉，無從辯白，有知者該為他說幾句公道話，才對得起這位守先待後杜鵑滴血的文化英烈。
陳寅恪的精神遺產，不該被遺忘
甚至不誇大地講，陳寅恪的文字也好，學術也好，甚至是性命也好，是與國家的命運，與中國文化的生命，是同一條命的。他的身心根底在此，學問導源於此，其人格偉大也在於此。從這一層面講，小人永遠也不可能懂得“大人”心思，而“大人”又何需小人明白呢？
可以說，陳寅恪之所以巋然為陳寅恪，你劉正所以是劉正，我又何以只是噴子，核心區別，不在學問高下，而在這精神蘄向。
午前，幾句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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