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执政业绩最辉煌的国家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在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近29年之后，以早有准备的方式圆满退出了政坛第一线。他在经济转型、民族再融合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独到见解曾为哈萨克斯坦完成转型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而在“后纳”时代，这个中亚大国依旧面临新挑战与新突破。
1992年1月1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右）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被错过的“假如”
当成为一介平民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生活与改革》时，时隔四年，这位前苏联最高领导人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假如在1990年12月27日，他没有选择根纳季·亚纳耶夫，而是任命了精明强干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作为苏联第一位副总统，历史是否会因此发生改变？
这不是那种纯属异想天开的假设，而是改革年代的苏联确有可能出现的诸多平行前景之一。当时戈尔巴乔夫手中的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有三个名字：排名第一的是时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后来成为格鲁吉亚总统），他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亲密、志同道合，但因为主张与西方阵营缓和关系而遭到党内强硬派的诟病。排名第二的是当时新当选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总统、该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他本人倾向改革，并且在党内和民间颇富声望。排名第三的才是前全苏工会中央主席亚纳耶夫，他被视为党内保守派中一个能力平庸的配角。但最终，却是陪跑者亚纳耶夫在这场竞赛中胜出。而他给予戈尔巴乔夫的“回报”，是在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中倒戈相向，加速了苏联走向解体的进程。
这不是纳扎尔巴耶夫唯一一次面对苏联最高权力的邀请。在1991年7月29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中，戈尔巴乔夫曾经考虑彻底改组政府，由纳扎尔巴耶夫接替与他本人关系紧张的帕夫洛夫担任政府总理。这一提议随后被要求全盘主导苏联经济事务的纳扎尔巴耶夫所婉拒，并最终在“八一九事件”后化为泡影。对这两次功败垂成的流产提名，戈尔巴乔夫本人给出的解释是：“在哈萨克，没人能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时间已经很紧迫，我不得不放弃考虑他。”但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肯定地指出：真正令戈尔巴乔夫忌惮的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果敢作风和强硬主见。一旦他被任命为副总统或总理，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推行自己认为对国家有利的政策路线，并且借助在民众中的声望，限制想法多变的总统继续插手经济和民族事务。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戈尔巴乔夫宁可拒绝这位能力出众的盟友，遂导致“联盟的解体和政变的发生变得不可逆转”。而当时的纳扎尔巴耶夫对此也不无遗憾：在1991年，他曾经不止一次流露出对担任联盟高级领导职务的兴趣，最终却未能如愿，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联没能得到一位可能力挽狂澜的副总统或总理，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却因此收获了一位稳定“待机”的开国总统。到今年3月19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突然宣布辞去总统一职时为止，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包含其前身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已经待了28年又11个月，是唯一一位从“冷战”时代持续执政至今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总统。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1831万国民中，有51.69%是在他出任总统之后才出生的。由于对国家面临的潜在不确定性感到担忧，3月19～20日阿斯塔纳街头出现了小范围的民众抢兑美元现象，造成本币坚戈（Tenge）汇率短时期波动。而依法继任总统一职的上议院议长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在3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直接提出给予纳扎尔巴耶夫最高规格的礼遇——将首都阿斯塔纳（Astana）更名为努尔-苏丹，以纪念这位前总统在1997年迁都于此、并将其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壮举”。议会上下两院随后以全票赞成通过了这一提案。纳扎尔巴耶夫同时还被授予金星勋章和“人民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为哈萨克斯坦的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此之前，他已经被议会授予了“人民领袖”（Elbasy）的荣誉称号。
在3月19日晚间的辞职演讲中，纳扎尔巴耶夫动情地回顾了哈萨克斯坦自1991年正式独立以来的全部历史。他将苏联解体带来的挑战归结为三项：能否建立市场经济，能否拆除旧的意识形态体系，能否使整个社会机构实现现代化，最终目标则是“创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他自感已经帮助哈萨克斯坦实现了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领域的多重现代化转型，并且成功避免了出现尖锐的民族或宗教矛盾，如今可以功成身退。而麦德维杰夫、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纳扎尔巴耶夫的授权传记作者）等研究者还列出了他的其他几项贡献：出人意料地选择无核化道路，对世界和平贡献至大；提出“欧亚计划”，使哈萨克斯坦在自由地利用不同国家带来的经济机会的同时，保持了对外政策上的灵活性。如今，他又为解决中亚地区风险极大的最高领导权代际更替问题做出了尝试，那就是有序布局、逐次交班。
距今约20年前，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率先推行了主动引退以完成后苏联时代第一次最高权力和平让渡的试验。但彼时的俄罗斯尚深陷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此举难免会被解读为蓄意卸责。而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面临的挑战远小于1999年前后的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有序引退也更近似新加坡的“李光耀模式”，经过了精心布局。在卸任总统之后，他本人依旧会担任影响力可观的国家安全会议（政府最高宪法咨询机构，不同于作为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终身主席以及执政党“祖国之光”（Nur Otan）的党主席，继续从第二线提供意见和指导。富于外事经验的新总统托卡耶夫将致力于确保哈萨克斯坦继续在东西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立法和社会事务方面的主导权则将部分移交给议会，由前总统的大女儿、新任上议院议长达莉佳·纳扎尔巴耶娃（Dariga Nazarbayeva）提供监护。在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或许很难再复制纳扎尔巴耶夫数十年如一日稳定执政的奇迹；但他的预先布局，已经为国家走向有序的最高权力轮替创造了条件。
3月14日晚间，俄罗斯航天集团利用“联盟-FG”型运载火箭，成功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
危机年代的“突破者”
在2008年为纳扎尔巴耶夫撰写的传记中，罗伊·麦德维杰夫归纳了他眼中这位总统最重要的两项政治成就：在苏联解体、新国家前途暗淡的危机年代，为哈萨克斯坦突破旧体制、实现全面转型确定了方向；在东西方阵营之间依旧矛盾丛生、大小摩擦不断的背景下，提出“欧亚方案”，使哈萨克斯坦得以搭上亚洲经济腾飞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牛市”的顺风车。时隔11年重审，这两项评价依旧不过时。更重要的是，纳扎尔巴耶夫有耐心坚持他本人认为利大于弊的长期政策方向，这种魄力恰恰是苏联那场中途夭折的改革所不具备的。
今天的观察家会更多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可观的资源禀赋以及它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寻找到的合适位置。它那27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在全球高居第9位，并且由于人口数量较少，在可耕地进一步开发的前景方面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拥有全球排名第11位的原油储量、超过3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以及全球排名第9位的煤炭开采业，大部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获得大规模开发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积累了足够大的后劲。它同时还拥有独联体（CIS）成员国中最开放的国内投资环境、投入比例最大的教育开支以及增长幅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在2006～2016年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的骄人成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哈萨克斯坦的名义GDP规模达到了184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54位，超过匈牙利、科威特和乌克兰；其人均GDP在经历持续近4年的经济波动后仍能稳定在8762美元，高于中国和保加利亚。在辞职演讲中，纳扎尔巴耶夫骄傲地宣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已经位列全世界最发达的50多个国家之一。而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在2050年以前，跻身全球3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
但这一切在哈萨克斯坦初获独立时的1991年12月大部分还被认为是幻想。苏联时代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是一个以农业、采矿业和冶金工业作为支柱，完全服从计划经济指令的扭曲存在。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它需要向全联盟提供棉花、矿石和有色金属，同时完全不必自行生产任何生活消费品。主要经济部门围绕着少数几家大型企业运转，这些企业并不向阿拉木图的哈萨克共和国政府负责，而是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其运转资金、上下游链条乃至最终的运销目的地都是由联盟中央部委所决定。据纳扎尔巴耶夫估计，到苏联解体前夕，哈萨克共和国政府只能直接管理大约5%的本地企业。随着联盟的瓦解和中央计划指令的消失，新国家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迅速堕入谷底；到1996年为止，其煤炭年产量相较1990年缩水了43%，铁矿石开采量下降72%，钢铁工业产量下降53%。人均肉制品年消费量从72公斤下降到44公斤，过去可以供应整个联盟的奶制品和香肠制品的产量更是下滑到了解体前的13%。而应对这场大危机的责任，却落在了一位年过五旬的前钢铁厂工人身上。
在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将近20年后，纳扎尔巴耶夫曾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前英国保守党议员艾特肯，他和克拉夫丘克（乌克兰首任总统）、舒什克维奇（白俄罗斯首任总统）等后苏联时代毁誉参半的开国领导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自己长期工作在国内基层，在领导大型企业以及处理经济问题方面经验更加丰富。作为阿拉木图一位山区牧民之子，纳扎尔巴耶夫早年的成长道路符合上世纪60年代苏联平民技术官僚的一般轨迹：毕业于哈萨克冶金工业的“明珠”卡拉干达（Karaganda）钢铁厂附设的技工学校，在这座巨型国营工厂当过水泥工、锻工和高炉炉工，以先进工作者的身份被保送到冶金学院进修，随后进入铁米尔套市（Temirtau）的共青团以及党委系统。由于铁米尔套市乃至卡拉干达州的大部分经济生活都是围绕卡拉干达冶金综合体来展开，纳扎尔巴耶夫在投身仕途之后，依旧没有脱离自己长期服务的工矿企业，在此过程中深入思考了苏联经济模式以及企业的运行、管理中存在的弊端。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联盟领导层的更新换代中，他被视为领导经济改革的干才，先是在1984年出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接着又在1989年出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哈萨克共和国实现民族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纳扎尔巴耶夫作为本土政治精英和经济改革力量的双重代表，当仁不让地当选为首任总统，并在苏联解体后继续领导着国家。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曾经两度错失跻身联盟最高领导层的机会，纳扎尔巴耶夫却不像叶利钦那样热衷于推动苏联迅速解体。按照他的看法，人口密度偏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哈萨克斯坦若能留在一个松散但依旧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新共同体中，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将会大大降低。但现实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哈萨克斯坦在1991年底被迫仓促独立，随后就陷入了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在察觉到继续维持工矿、交通、通讯和军工企业的国有性质已经难以为继之后，纳扎尔巴耶夫在1994年11月做出了一项需要勇气的决定：对大型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开放外国资本在战略性行业的准入，尽快实现全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
与俄罗斯混乱而代价沉重的私有化进程相比，哈萨克斯坦政府从一开始就打消了将大型企业“直接出售给全体公民”（实际结果往往是落入少数寡头之手）的想法，并驳回了部分工厂高管要求收购自己运营企业名下的资产的请求，优先选择了一系列资金雄厚、在相关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国外大企业作为出售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经营多年的卡拉干达冶金综合体被转让给了印度钢铁工业巨头米塔尔家族，杰兹卡兹甘有色金属联合体则被卖给了韩国三星财阀。哈萨克斯坦政府要求收购者清偿这些企业此前积欠的债务，并保证继续为其投入资金。如此一来不仅充实了国库，还使工矿业产能衰减、失业率剧增的压力得到了缓解。进入1996年，哈萨克斯坦的GDP已经恢复正向增长，人均收入开始回升，最艰难的时光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从90年代的经济私有化开始，纳扎尔巴耶夫治下的哈萨克斯坦逐步启动了中亚地区最激进的外资引进政策。外国资本不仅获准以较低的税率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工矿产业、汽车工业、铁路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还被允许踏足此前开发相对滞后的油气开采业。在苏联时代，西西伯利亚大油田的存在以及莫斯科对哈萨克共和国产业取向的束缚使得田吉兹（Tengiz）、卡拉恰甘纳克（Karachaganak）和卡什干（Kashagan）三大油田的开采始终处于蜻蜓点水的状态。而纳扎尔巴耶夫在1993年大刀阔斧地决定：允许美国石油业巨头雪佛龙公司（Chevron）取得田吉兹油田未来40年的开采权，并占据合资开发企业50%的股权，以推动全国能源产业走上正轨。作为签约条件之一，雪佛龙公司在2001年牵头另外7家外国石油企业启动了里海输油管线的建设，使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可以经里海和黑海输送到中近东。2003～2009年，哈萨克斯坦又与中国合资修建了通往新疆的哈中石油管道，并加入了随后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的布局。到2003年前后，哈萨克斯坦每年出口原油的收入超过了70亿美元，占全年GDP的24%和出口总额的65%，为国家现代化储存了足够强劲的潜能。
平衡主义与多边外交
在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1600多万国民中，哈萨克族（40.1%）与俄罗斯族（37.4%）所占的份额相差无几，此外还存在120多个少数民族。如何弥合哈萨克族人与俄罗斯族人之间的嫌隙，如何应对哈萨克族人传统上信仰的伊斯兰教在独立之后的复兴，乃至如何平衡各少数族裔之间的利益分配，对新政权都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后苏联时代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国际溢出效应”。部分出于对联盟解体前多民族混居状况的承认，同时也为了降低管理难度，独联体诸国在整个90年代对双重国籍以及成员国之间公民的迁徙、旅行甚少加以限制，这直接带来了各国民族问题的外部化倾向。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飞地战争、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乃至俄罗斯的两次车臣战争期间，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外流现象。在哈萨克斯坦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同样发生过俄裔哈国公民举家迁往俄罗斯境内、数年后又重返故地的情况。这意味着一旦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处理少数族裔人口，尤其是俄罗斯族人的问题上出现偏差，立即会导致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恶化，甚至发生正面冲突，从而破坏其经济现代化事业所需的稳定外部环境。
纳扎尔巴耶夫在这些问题上做出的抉择，是对内的平衡主义与对外的多边主义的结合。所谓平衡主义，是指承认多个族群、多种语言乃至不同的宗教信仰并存的现状，尊重彼此间的差异，但将其统一到哈萨克斯坦单一国家的认同之下。在全国范围内，哈萨克语和俄语都被承认为官方语言，在中小学教育中允许并存；不过从2015年起，政府开始推动将普遍使用的西里尔字母改为更国际化的拉丁字母，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在辞职讲话中表示，他希望下一代哈萨克斯坦人能同时熟练掌握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门语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对哈萨克人中伊斯兰教信仰的复苏，政府表示出容忍的态度。全国范围内的清真寺逐步增加到了2300多座，但它们需要在统一的“哈萨克斯坦穆斯林精神协会”登记注册，服从大穆夫提（最高教法学者）的领导。至于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尽管他的家族在传统上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但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会在不同宗教的节庆日自由出现在东正教教堂或清真寺，以示不偏不倚。
作为对内平衡主义最重要的举措之一，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出人意料地宣布了迁都计划，决定在北部的阿克莫拉兴建一座新城市，命名为阿斯塔纳（Astana，哈萨克语意为“首都城”），取代阿拉木图作为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决定经过了长期考虑：出于苏联时代“一切服从莫斯科”的规划考虑，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大部分工矿企业、国有农场、铁路公路设施以及输电线路齐齐集中于北部，与位置偏南的阿拉木图距离遥远，无形中造成了首都（哈萨克族聚居区）与国家经济中心（有大量俄罗斯族人口）之间的疏离。另外，按照麦德维杰夫的分析，阿拉木图距离哈萨克斯坦南部国境线仅有咫尺之遥，而多国交界地带在后苏联时代往往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温床。远离这一高风险地带，无疑带有主动求取国内环境，尤其是首都政治环境的长久安定之意。
作为纳扎尔巴耶夫任内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基建项目，阿斯塔纳的建设最终成为了一项兼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收益的复合型工程。在1994～1997年筹备迁都的过程中，一大批从苏联时代就已开始任职、与地方利益集团勾连颇深的高级官员遭到撤换，各州政府需要承担相应份额的基建开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力真正深入到了基层。为了使新首都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纳扎尔巴耶夫除去亲自为阿斯塔纳规划了部分政府公共建筑、广场、学校以及居民住房的规模外，还以此为契机在北部和中部上马了多个民用机场、公路干线、电力枢纽以及工业区的建设项目，使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成为两个向外辐射、南北并重的区域经济中心，盘活了全国格局。在阿斯塔纳，造型前卫的“和平与和解宫”玻璃金字塔、“可汗华盖”（Khan Shatyr）商业综合体以及神圣苏丹清真寺逐渐成为了象征新哈萨克斯坦建设成就的地标建筑。而2017年在当地举办的冬季大运会和世界博览会，更是使这项造城工程的国际效应获得了最全面的凸显。无怪乎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也将营建新首都视为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在外交路线上，纳扎尔巴耶夫同样延续了这种灵活务实的风格。1992年5月22日，刚刚站稳脚跟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承诺不扩散核武器和逐步解除、转移核能力的《里斯本议定书》上签字，放弃新国家的拥核地位。这意味着要将整整1216颗核弹头（是当时全球排名第四的核武库）、104枚洲际导弹、40架战略轰炸机以及设施完备的塞米帕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废弃或运往俄罗斯，而国际社会为此提供的资金补偿只有8亿多美元。纳扎尔巴耶夫相信此举对国家利大于弊：尽管保留一支小而精干的核武力看似有助于维护哈萨克斯坦的安全，但这势必会对全球范围内的核不扩散机制构成挑战。而哈萨克斯坦人对苏联时代700多次核试验的记忆自始至终是和辐射污染、试验场附近居民的癌症发病率以及不可复原的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是故与其继续铤而走险，不如顺应大势、坚定地放弃与国家体量乃至长远发展方向南辕北辙的核武“雄心”。用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话来说，“我们哈萨克斯坦人不想爬得多高，只想平静地生活”。
在核政策以外，提出并践行“欧亚方案”被视为纳扎尔巴耶夫另一项富有洞见的抉择。尽管麦德维杰夫将这个“欧亚方案”的核心内涵描述为倚重俄罗斯，但在实际运作中，它更多地呈现为扮演“大陆桥”的角色。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哈萨克斯坦在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过程中无法借助海路便利；但纳扎尔巴耶夫并不希望重蹈“冷战”时代的覆辙，因为过度倒向莫斯科而影响了与其他国家间的来往。因此，他选择同时发展三个层面的对外关系：在中亚内部，与具有类似反恐和安全需求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邻国一同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强化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在欧亚大陆上，一方面始终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往来，避免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因为油气出口的恶性竞争而发生龃龉；同时又有意识地采取差异化路线，进一步密切与东邻中国在能源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并在方兴未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寻找机会。而在全球层面，自2001年底“反恐战争”爆发开始，哈萨克斯坦即同意有条件地向美国开放领空，并在2014年以降的乌克兰冲突中主张和平谈判。在纳扎尔巴耶夫治下，内涵丰富的“欧亚方案”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使哈萨克斯坦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灵活口号，最终目标是在欧亚共同市场的构建中，为本国求取机会。
未竟的事业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动荡岁月里，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纳扎尔巴耶夫曾经出版过一部政论集《非左非右》。这部文集的标题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为政之道：鉴于哈萨克斯坦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结束封建汗国制度，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大踏步地走向工业文明，普通哈萨克族人对沙俄－苏联时代的现代化进程及其遗产始终抱有一种复杂的认同感。旧的意识形态系统瓦解之后，大多数哈萨克斯坦人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建立多党制或者普选制度，而是此前的现代化进程能否延续下去，人民收入是否会持续增加，国民财富的分配又将如何惠及每个族群。换言之，独立之初的哈萨克斯坦人对稳定的偏爱大过竞争，他们并不希望经历周期性动荡。
出于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信任和偏爱，在哈萨克斯坦的顶层政治运作中，这位开国总统被赋予了远远超过一般政治家的空间。当他在2005年12月以91.15%的得票率赢得行宪后（哈萨克斯坦第一部《宪法》自1995年8月30日开始生效，其效力并不溯及过往的任期和选举）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后，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纳扎尔巴耶夫获得专属的多次连任特权。在他之后的继任总统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两次，每届任期由此前的7年缩短为5年。纳扎尔巴耶夫同时还被赋予了对执政期间一切决策的无条件豁免权。从那时起至今，这位开国总统又赢得了两届大选，得票率从未低于95.5%。而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力量从未成长到与吉尔吉斯斯坦或乌克兰相当的水平，“颜色革命”始终和这个中亚大国绝缘。
但纳扎尔巴耶夫早早预见到了为最高权力轮替做提前布局的必要性。2017年1月，他宣布将会对总统、议会和内阁之间的权力分配进行结构性调整，把国家长期计划的批准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决策权等大约40项权力让渡给内阁，同时着力强化议会对内阁的监督，使总理不再向总统、而是对议会负责。与同样长期执政、却在近日因国内抗议示威被迫放弃角逐连任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相比，这种为“后纳”时代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做出的精细部署无疑更富政治远见。在调整过程中，作为最高咨询机构的国家安全会议的使命获得了更清晰的界定，这一机构将成为纳扎尔巴耶夫退居二线之后的新平台，以继续行使监护的责任。
相较此前29年始终是总统一人冲锋在前的态势，走向“后纳”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将逐步形成一种一线与二线搭配、三头并举的权力格局：资深外交官出身的新总统托卡耶夫会负责把控外交政策和国家整体方向，行使作为仲裁者的权力；内阁将负责更多具体的国内政策，并受到议会的监督。至于年事已高的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他不必再出现在各种迎来送往的场合，但依旧会通过国家安全会议机制定期和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情报机关首脑进行交流，依靠丰富的政治经验提供咨询和顾问。倘若托卡耶夫能在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则这种“三驾马车”的过渡格局将继续维持到2025年，以待新的变化乃至党际更替发生。
不过，最高权力完成平稳交接并不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前途就将是晴空万里。近年来，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曾多次流露出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力不从心。2011年12月，扎瑙津油田工人要求清偿欠薪的罢工活动发展为一场小型骚乱，造成超过14人身亡，纳扎尔巴耶夫为此改组了国家石油公司管理层。而自2014年夏天全球能源市场转入“熊市”以来，财政收入高度依赖油气出口的哈萨克斯坦经济受到了极其显著的冲击。尽管其间并未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经济增长率、国民收入和本币汇率皆出现大幅波动，政府雄心勃勃的一系列基建项目也被迫暂停。纳扎尔巴耶夫为此在2019年2月21日改组了政府，并直接批评前总理萨金塔耶夫“施行的改革没有给国家经济带来明显改善，没有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当纳扎尔巴耶夫尚处于政治前台时，他的威望尚足以平息民间的不满之声和对层出不穷的腐败状况的抗议。但倘若经济增长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延续，“哈萨克斯坦奇迹”的光环也将逐渐褪去。
麦德维杰夫认为，在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城市中产阶级一直是纳扎尔巴耶夫及其“祖国之光”党最忠实的基本盘。但“祖国之光”本身并非一个成熟的政党集团，而只是纳扎尔巴耶夫凝聚其“选举人团”力量的工具。倘若在年事已高的老总统逐渐淡出之后，“选举人团”内部发生分裂，哈萨克斯坦依然有出现政治风波与不稳定状况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纳扎尔巴耶夫已经做得足够多。正如他在辞职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每一代人都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和我这一代人为国家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结果你们已经看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一代代新人逐渐到来。这个过程很自然。他们将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让他们试着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参考资料：《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腾飞的组织者和欧亚方案的倡导人》，〔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敏俭、王海燕等译；《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英〕乔纳森·艾特肯著，鄂云龙、倪耀礼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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