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王曉明《建黨的那些人與事——東方曙光》
1916年，張國燾入北京大學讀書。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的張國燾，受到蔡元培、陳獨秀等人所提倡的“兼容幷包，兼收幷蓄”的辦學宗旨和“學術思想自由”的辦學風格的影響，身處新鮮活潑、民主自由的北京大學校園，張國燾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新思潮的影響。除了搞好學業，他如飢似渴地尋求著各種新知識和新思想，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和政治素養。
隨著對社會現實瞭解的深入，張國燾對國弱民窮和內憂外患的時局現狀深感不滿，內心中充斥著激盪的愛國熱情。正是在這種愛國思想的影響下，他參加了反日愛國的請願示威活動，加入了以大學生為主的學生救國會成立的《國民》雜誌社，積極從事各種愛國活動。在北京大學兩年半的時間裡，張國燾因積極參加各種活動，漸漸成了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之一。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在這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中，北京大學學生起了主力軍的作用，張國燾則與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領導作用。像所有的愛國青年一樣，張國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場運動之中。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由於張國燾負責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的演講工作，因此，事實上他成了學生聯合會中演講工作的負責人。為了讓北京政府拒絕在合約上簽字，學生聯合會於5月19日舉行北京全體學生總罷課，學生運動開始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6月2日，張國燾和演講團的團員以售賣國貨為名，走上街頭演講。結果，張與其他6名北京大學的學生被捕。
北京政府鎮壓學生的消息傳到上海，引發了大規模的“三罷”鬥爭，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6月8日，張國燾等被捕學生被汽車“禮送”回學校。迫於壓力，北京政府最終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並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勝利。
張國燾出獄後，即代表北京學聯赴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會議結束後，張國燾回到北京。在一次北京大學學生會的會議上，他被推舉為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總務主任兼聯合評議部主任，並被選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隨後，又被北京學聯推舉為總幹事。之後，由於北京政府的鎮壓，張國燾以北京學聯代表的名義到達上海，直到1920年4月北京形勢稍有好轉，他才回到了北京大學。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訪了李大釗，並向他介紹了陳獨秀在上海的情況，以及上海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在李大釗的建議下，張國燾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介紹社會主義的書籍。
7月初，北京的局勢再次緊張起來。李大釗要張國燾再赴上海，並同陳獨秀詳談進一步的計劃。張國燾到達上海後，受到陳獨秀的熱情接待，並同他就當前的局勢、共產主義運動、黨的組織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討論，這一切都使張國燾受益匪淺。
回到北京後，張國燾向李大釗彙報了陳獨秀在上海著手籌建共產黨的情況。李大釗表示非常贊同，認為建黨的條件已初步具備，北京等地也應一致進行。10月，經過一系列準備，李大釗、張國燾和張申府三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召開會議，正式成立了北京共產黨組織，隨後又發展了一些人加入。11月底，北京共產黨組織舉行會議，決定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
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後，一方面繼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積極在工人中開展工作。此外，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由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等人負責發起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到中共一大，張國燾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上，還是在發動組織工人的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成為張國燾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頁。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張國燾以北京共產黨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議，並被推舉為會議主持人。在會議最後選舉產生的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兼《勞動週刊》主編，領導工人運動。
中共三大上，張國燾因反對國共合作，未當選中央委員。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北京，與楊子烈結婚。在北京，由於叛徒的出賣，張國燾與楊子烈一同被捕。在敵人的嚴刑逼供下，張國燾貪生怕死，向敵人供出了李大釗、陳獨秀、譚平山、張昆弟及北京的共產黨員等，背叛了共產黨。但是，這段歷史卻不為人知，張國燾也對此做了隱瞞，甚至被當成了對敵鬥爭的英雄。
中共四大後，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的張國燾又回到中央工作。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時，面對國民黨右派排斥、打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張國燾卻執行了妥協退讓的政策。在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三大事件中，他都對國民黨做了讓步。
1926年底，張國燾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他任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曾赴南昌阻止發動南昌起義。當他的意見被否決後，他同意起義，而且自始至終參加了起義的全過程。
1928年，張國燾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使鄂豫皖蘇區肅反擴大化。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他犯了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
到達陝北後，1937年3月，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黨中央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並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在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下，張國燾寫出了書面檢討《我的錯誤》。這樣，張國燾被中央任命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
到武漢後，雖經周恩來等多次勸他，但張國燾投蔣之意已決。
1938年9月抵達重慶後，戴笠讓他領導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訓練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工人員。不久，為了表功，張國燾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軍一二九師”。他胸有成竹地說，一二九師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而紅四方面軍是“我的隊伍”，故而自信對這些部屬有感召力。策反失敗後，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來張國燾指著鼻子大罵一通後，當場宣佈：立即撤銷張國燾的一切職務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專用汽車。張國燾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被打入了冷宮。
1946年，張國燾靠著關係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他馬上有了“衣錦還鄉”的榮耀感。張國燾開始辦公後，早年結下的仇家王陵基處處與他作對。忍氣吞聲待了兩個月後，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幹下去了，便辭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臺灣。張國燾慌忙攜帶全家逃到了臺北。張國燾攜家眷逃臺後，舉目無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臺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佔了，潦倒的張國燾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遂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共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61年，張國燾應美國堪薩斯大學之約，開始撰寫回憶錄，堪薩斯大學每月付給張2000港幣作為生活費用。以後十餘年間，張國燾多靠賣版權維生。
1966年，張國燾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投奔留學加拿大的大兒子張海威。1977年12月，張國燾剛剛過了80歲生日，突然中風，從此臥床不起，住進了官辦老人免費病院。
1979年12月3日，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夜，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忍受著嚴寒的侵襲，身邊沒有護士，也沒有親人，悽慘地客死異國他鄉。
張國燾，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另立“中央”與黨中央分庭抗禮，最後投向國民黨懷抱，進行反共活動，但收效甚微。最後凍病交加，魂喪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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