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首题为《伤逝》的译诗，人们从诗间读到的是对兄弟情意的深深悼念：
我走进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供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突然的话别，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1926年8月，一部名为《彷徨》的小说集出版了，人们从中读到一篇同样题为《伤逝》的短篇小说，小说的最后是这样的几行字：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
前一首诗的译作者名叫周作人，他也在他哥哥日记里被唤作“启孟”。后一篇小说的作者名叫周树人，他更为令人肃敬的称呼是“鲁迅先生”，但他最终在他弟弟的日记里被记作“L”。
鲁迅先生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最初的成长，有着几乎相同的路径。在那个祖父入狱、父亲早逝的不幸家庭里，是坚韧刚强的母亲鲁瑞，用勤劳的双手将他们兄弟一一送出家门。
离开绍兴老家的兄弟俩，先后去了同一座城市（南京），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江南水师学堂）。随后，这对少年兄弟又相继考为官费生，获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
鲁迅于1902年入学东京弘文学院，两年后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两年后又弃医从文，留在东京专注于文艺译著。
周作人则于1906年入学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海军技术，而后转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外国语，最后也走上了研习文学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兄弟俩合作翻译了一些东欧文学小说，并以《域外小说集》为名结集出版。这部使用文言文翻译出来的外国文学作品集，初版时据说只卖了20余本，但这并没有对哥儿俩的文学热情造成什么打击。
《域外小说集》
他俩在日本时以替人校对书稿维持生计，支撑在异域他国追寻梦想的人生旅程，并时时写一写相互呼应的文章。例如，哥哥写《文化偏至论》呼唤精神力量，弟弟就写《读书杂拾（二）》跟哥哥唱和；哥哥写《摩罗诗力说》探讨文化价值，弟弟就写《哀弦篇》跟哥哥唱和。
在1909年和1911年，兄弟俩相继离日归国。对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思想体验，人们曾有过一番观察和评价，认为鲁迅“入于自识”的深度体验，代表了当时留日学人的思想高度。而周作人也达到了同样的深度，但他又额外获得了一种与日本相“协和”的文化体验。
这所谓的“协和”，就是周作人对于日本的一种近乎忘情的文化投入和认同。
但这种对日本文化的沉浸和赏识，放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纠葛来看，无疑是极为危险的，甚至可以视为他们兄弟二人最终走向殊途的早期根源。
为什么兄弟二人会出现这样的差别体验呢？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亲口道出了原委：
“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是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向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时局和哥哥共同为他营造出的一种平稳无事的安逸，正是这种安逸让他悠然地走进了日本文化的深处。就连胡适也曾不无羡慕地说：“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
留日时期的鲁迅（左三）
归国之后兄弟俩的人生旅程也大致相同，鲁迅在浙江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任教，周作人则在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任教。后来，兄弟俩又分别就职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文学院，家人们最后也离开绍兴移居北京。
鲁迅进京时间是1912年5月5日，在此后的4年7个月里，周作人一直在浙江的中学里做英文教员。地理上的距离反倒成为兄弟感情的催化剂，俩人在这段时间里始终保持着高频率的书信往来。
截止周作人于1917年3月27日抵京时，鲁迅在这4年7个月里给弟弟写了445封信，周作人则给哥哥写了443封信，两个人合起来写了888封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哥儿俩不是在写信就是在寄信的路上，不是在读信就是在取信的路上。以至于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提及这段时光，也不无感叹地说：“人间友爱，兄弟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
这应该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关系最好的4年7个月，不信你可以拿出手机翻翻自己的联系记录，看看四五年来你从不间断联系的那个人，和你的关系怎么样。
此后的两年间，兄弟俩大概是在北京过着各自租住的生活，直到1919年卖掉绍兴老家的祖宅，才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较大的房子。1919年11月，鲁迅与周作人一家入住新居。12月29日，老母亲鲁瑞、三弟周建人等全部家人离绍赴京，一个大家庭在八道湾新居成立了。
八道湾鲁迅故居
这既是弥补对老母和三弟的亏欠，也是老大、老二兑现“永不分家”的承诺。
根据鲁迅早年邻居俞芳的回忆，鲁迅母亲鲁瑞老夫人关于三个儿子的事情，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将来他们三兄弟永不分家。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出去读书，三先生因自幼身体瘦弱多病，我也不放心他离开我，而且那时家里也确实没有钱。于是，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商量决定，他们出去读书，让你们三先生留在绍兴，一面照料家务，一面可以陪伴我；再在绍兴找点工作做，一面自学。将来他们学成回国，工作以后，收到薪金大家合用。”
这里的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自然指的就是她的三个儿子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年龄的成长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儿女兄弟只在小时候是一家人，成年后少不了分门立户，甚至生仇生怨不相往来也不再少数。
为人母者在垂垂暮年，得见成年的儿子们和合一堂、无分你我，大概是最大的欣慰。而正是这个梦想，促使鲁迅在北京八道湾组建大家庭。
但实现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根据许广平的回忆，卖掉绍兴老家的祖宅时，二弟周作人对于所得钱款的使用就提出过不同想法。当时周作人已与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结婚十年，并育有三个子女，周作人因此希望从钱款中分出一份，用于他经营自己的五口之家。
周作人
实际上，以当时周作人作家和教授的社会地位以及不菲的薪酬收入，即使不分祖宅的卖房款，他也有能力购置房产和负担妻儿的家用。当然，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合乎常理、无可厚非。
甚至，若当时真如周作人所愿，三兄弟各自分家立户，那或许周家的这两位文豪兄弟，就不至于在三年零八个月之后走上那么决绝的殊途。
彼时的鲁迅，坚持了自己构筑大家庭的梦想，拒绝了周作人的要求。于是，在1919年12月19日的北京八道湾周家新居，母子四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些年在绍兴相依为生的日子，陪伴他们的还有三个妯娌和五个孙辈。
三个妯娌分别是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芳子（羽太信子之妹，周建人之妻）。这三人中朱安大概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女性，她最热衷的工作是侍奉婆婆，尽一个儿媳的孝道。而芳子又以姐姐信子的马首是瞻，那么这位性格强势的周作人之妻便成为大家庭的总管家。
对于这位二嫂的人格与作为种种，三弟周建人曾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
这个大家庭的运作模式是鲁迅和周作人负责挣钱，并各自将工资交给羽太信子管理使用，其他们人包括周建人在内全部没有收入来源。
1920年，也就是大家庭成立的次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由于财政紧张而出现发不出薪水的情况，甚至在1921年鲁迅有大半年都没有从部里领到薪水。与此同时，周作人供职的北京大学也发不出工资了。
鲁迅书法
更糟的是这时候，周作人又患病住进了山本医院，而且需要一大笔医药费。为了筹这笔钱，鲁迅先后从许寿裳、齐寿山等处借款，并四处奔走变卖书稿。
就是在此期间的1921年5月4日夜，大哥鲁迅与弟媳羽太信子之间发生了一个诡异的“故事”，并在两年后的1923年7月17日“传到”弟弟周作人的耳中。
仅有的两个经济支柱同时领不到薪水，让这个已经很不和谐的大家庭，加快了走向分裂的脚步。
三弟周建人在绍兴时原本有着不错的工作，到了北京后由于就业难度增加，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对于这位弟弟，鲁迅是十分爱护的，他把周建人介绍到北京大学攻读哲学、科学总论等课程，算是也有了事做。
但没有收入始终是一个问题，这在二嫂羽太信子看来更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周建人的好景仅仅在这个大家庭中勉强维持了几个月，二嫂羽太信子的白眼和冷脸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羽太信子甚至还对着自己的孩子指桑骂槐，告诫孩子不要接近周建人、让周建人“冷清死”，同样享受到这个待遇的还有鲁迅和朱安。
而周建人的妻子芳子也在姐姐的影响下，埋怨和讥笑丈夫的无能和赚不到钱。
这自然令32岁的周建人无法接受，他为了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催促两位哥哥尽快帮忙找一份工作。终于在1921年10月，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得职位，此后又相继在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等地任教，从此离开了北京八道湾的大家庭。
周建人的孤身离开，标志着鲁迅庇护弟弟的努力的失败，更标志着他的大家庭梦想出现了一大裂痕。
后来大概是北洋政府财政困境有了缓解，鲁迅供职的教育部每月已能发出一部分的薪水。周作人的情况就更好了一些，他不仅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同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和燕京大学兼任教职，一个月能领到三份薪水。
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
但是这些对于羽太信子来说，还是有一些不敷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用度。于是继逼走无收入的三弟周建人之后，羽太信子自然会把扫荡的目标放到低收入者鲁迅身上。但对于家中拮据的经济状况，身为长兄的鲁迅也免不了要规劝弟媳持家不当的地方。
而这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招来羽太信子加倍的不满。
对于羽太信子来说，金钱的原因即便不是决定性的，那肯定也是直接性的。在这个大家庭艰难维系的最后半年里，鲁迅在1923年1月至7月间到手的薪水和版税收入共为1398元，而周作人同期到手的各项收入共为2904元，是鲁迅的两倍而有余。
这种情况下羽太信子的心态是极度失衡的，她在7月份时甚至当面要求鲁迅向她交钱，据说同一个月里前后两次让鲁迅交钱。
而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他在这个月里应该是没有收入的，所以无钱可交。无奈之下的鲁迅仍在为大家庭而求全，但已不得不于7月14日“改在自室吃饭”。
这个令周建人宁肯抛下妻儿也要出走的大家庭，至此彻底露出了最残酷的面目，而终极一击的贡献者则是周作人。
7月19日，周作人亲手将一封信交到鲁迅手上——那个两年前夜间的诡异“故事”总算“传到”了他的耳中，信写得很短：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便是两年前那个夜间的诡异“故事”，彼时周作人是身在医院的病人，在他的妻子和哥哥之间究竟发了什么呢？
在作家舒芜的《回忆台静农先生》一书中，鲁迅好友台静农曾说过这个不算故事的“故事”的真相，当时鲁迅忙于为周作人筹措医药费，并连夜将筹到的一笔钱送到羽太信子的房中。
鲁迅自然是一身正派心底无私，着急交钱未作他想。反倒是羽太信子生了邪念，在后来对丈夫周作人讲述时将鲁迅的行为臆想为“意图非礼”，而周作人竟然信了。
对此，台静农不无遗憾的说：“周作人文章那么明智，实际世事上昏得很。”
周作人书法
鲁迅读完短信的感觉是一头雾水，随即要求和周作人当面说个清楚，但“订正”了思想的周作人已经躲进“新的生活”而不再出来。鲁迅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离开，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L夫妇移居砖塔胡同”。
多年后，周作人在谈到鲁迅的小说《伤逝》时，曾说：“我深信《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尽管周作人的说法遭到了不少人的否定，但难以否认的是：在小说《伤逝》的多元化主题之中，是容得下一份哀悼兄弟恩情的寄寓的。
我更愿意相信，鲁迅在《京报副刊》读到弟弟翻译的那首题为《伤逝》的诗文后，在几天时间里创作了同名小说作为应和，一如当年远在日本时兄弟二人彼此间的文章唱和。
閱讀更多 讀歷見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