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之父斯坦·李：超級英雄IP背後的故事》
中信出版集團
去年11月12日，95歲的斯坦·李病逝於加州洛杉磯；巧合的是，那天在香港舉行了金庸的喪禮。這兩人的一大共同之處就是，把一種本來地位不高的文化產品做得非常成功，傑作不斷，影響一代甚至幾代人，最後改寫了本語種文化圈的生態。
《漫威之父斯坦·李：超級英雄IP背後的故事》，是傳主去世後最新的傳記作品，書中有很多國內漫威愛好者有意無意避而不談的細節，基本上還原出一部真實的美國漫畫產業成長史；作為“非漫威粉絲”，則可以從中看出，美國是如何對野蠻生長的文化產業進行調控，最終講好了自己的“超級英雄故事”。
起步於汙泥濁水之間
美國漫畫從一開始就不是給小孩子看的，它們的目標受眾是成年男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普利策和赫斯特兩大巨頭掀起了“黃色新聞大戰”，“黃色”二字就來源於報紙上開闢的漫畫專欄《黃色孩童》。
1929年，《連環畫》雜誌出版，這是第一本美國原創漫畫書。到30年代，美國社會上的漫畫熱已經形成。1938年，《超人》初次登場，到1939年，《超人》已經賣出90萬冊。
也是在1939年，斯坦·李登場，此時他17歲，在一個漫畫公司給兩個主創人員打雜，給他們灌墨水、買三明治，偶爾寫點補白。
斯坦·李加入這個公司並非偶然，他的舅舅是公司老闆古德曼的妹夫。古德曼遊走於法律邊緣一心撈錢，出了大量色情刊物，喜歡跟風。他看到《超人》大賣，立刻高價僱人，創作出了《美國隊長》，第一卷就賣了100萬冊。
當時各大出版商競爭激烈，創作人才奇貨可居，很多寫手和畫家同時給幾家公司幹活。
有一天，斯坦·李跟著那兩個主創，發現他們在公司附近租了酒店房間，在那裡秘密給DC公司（就是出了《超人》和《蝙蝠俠》的那家）幹活，兩人見瞞不住，就讓斯坦·李保證保密。可是過了一陣，古德曼就把兩人解僱，接替者正是斯坦·李。
斯坦·李從未承認過自己告密，在各種訪談中都說那兩人運氣不好，說自己接替也是運氣。可是傳記作者傾向於認為是他乾的，並且說，斯坦·李出身於二代羅馬尼亞猶太移民家庭，7歲時正逢美國經濟大危機，從小耳聞目睹父母為錢天天爭吵，明白“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道理，對失業和貧窮有很深的恐懼，這可能是他的動機。
話又說回來，斯坦·李在少年階段得益於家庭的也不少。母親培養他朗讀的愛好，培養他閱讀莎士比亞的興趣，還給他做了個木頭架子放書，這樣可以邊吃早餐邊看書。
《神奇四俠》讓他走出危機
一有機會，斯坦·李就大顯身手，他一身兼任主筆、總編和美術總監，乾得很歡，作品談不上創新，但是應付市場也夠了。
1942年，他應徵入伍。戰爭結束後，斯坦·李重回古德曼的公司，繼續掌管漫畫部門。他跟著市場的指揮棒跳來跳去，從超級英雄到青少年喜劇、愛情、西部牛仔、真實犯罪，什麼題材流行就做什麼。他成家立業，寫各種故事，用高產來維持家庭生活品質，心中卻有了倦意，覺得漫畫這個品種不被人尊重，自己也不過是在抄襲。古德曼有時候調他去成人雜誌那邊幫忙，他居然覺得這總比漫畫書要體面一些。
此時美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浪潮，抨擊那些血腥暴力色情的犯罪漫畫教壞了一代美國青少年。1953年美國參議院成立了青少年犯罪小組委員會，傳召漫畫出版商出席聽證會，全程電視轉播。在各界輿論聲討下，出版商紛紛退出，發行商不再合作。1954年，美國漫畫雜誌協會出臺了漫畫出版規範，對標題、內容、封面作了嚴格規定。
古德曼的公司，本來每月能賣1500萬冊漫畫，此時下滑到了460萬冊；斯坦·李一籌莫展，寫了大量平庸平淡的故事，內心糾結於要不要辭職。
轉機發生在1961年。當時古德曼在打高爾夫球，碰上了DC公司的人，他聽到對方在炫耀，說要推出一支全新的超級英雄團隊（就是後來的“美國正義聯盟”）。他馬上找來斯坦·李，要求他迅速出手，也弄一支超級英雄團隊來抗衡。
可是這一次，斯坦·李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決定組建一支家庭式團隊，像所有普通的家庭一樣，他們也會面對人類在現實世界中所面臨的挑戰，這些看起來普通的人物不得不應付外界強加給他們的超能力。
這就是《神奇四俠》，創刊號一出，斯坦·李就收到大量讀者來信，銷售數據喜人，39歲的他終於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創作。
《蜘蛛俠》道出內心痛楚
此前，超級英雄都是高大上的正面人物，不會有普通人的脆弱、缺點和負面情感，“超人”乾脆就不是地球人。《神奇四俠》開創了“超級英雄人性化”的道路，他們4個矛盾衝突不少，令讀者感到有血有肉，比起那些一板一眼的形象來得真實親切。
《神奇四俠》成功之後，斯坦·李再接再厲，第二年就推出了蜘蛛俠。這是“一個有各種問題、煩惱和焦慮的青少年”，是一個焦慮、貧窮、聰明的“倒黴孩子”，無意中獲得了超能力，使他的命運喜憂參半。他雖然身懷神力，卻尚未擁有一名真正英雄的智慧，看到警察在追小偷，他卻袖手旁觀。後來他揭開了叔叔的死亡真相，發現兇手正是那個原本可以被他阻止的小毛賊。李給了蜘蛛俠一個特寫——驚訝時放大的瞳孔，然後他寫下了蜘蛛俠的那句經典名言：“我終於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能力越大，責任就越大。”
古德曼完全不看好蜘蛛俠，理由是人們厭惡蜘蛛，也不會喜歡一個瘦弱小子。斯坦·李不便明言的是，那個瘦弱小子裡有他自己，上小學時他常遭校園欺凌，沒什麼朋友。
然而市場作出了反應，《蜘蛛俠》成為當年最暢銷的漫畫。古德曼笑容滿面：“斯坦，還記得我很喜歡的《蜘蛛俠》嗎？我們為什麼不把他變成一個系列呢？”
斯坦·李的才華和創意不斷噴湧，他把《蜘蛛俠》和神奇四俠組合到一起，開始構建“漫威宇宙”。到1968年，DC公司出版了47種漫畫，銷量為7500萬冊；漫威出版了22種漫畫，銷量為5000萬冊，從單一品種銷量來看，漫威勝出。
1971年，斯坦·李收到美國衛生部一名官員的來信，呼籲他利用漫畫影響力反對毒品，此前美國漫畫雜誌協會的規範裡禁止漫畫提到“毒品”二字，斯坦·李大膽地把禁毒糅進蜘蛛俠的情節，此舉突破了規定卻受到好評。他還創作了“黑豹”和亞洲功夫大師的英雄形象，這些都是開風氣之先的。
成為超級英雄文化的化身
李的創新再度點燃了“超級英雄”熱，超級英雄真正成了美國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美國總統里根接受《60分鐘》訪談時，承認自己喜歡在早餐時看《蜘蛛俠》。
時光流逝，閱讀斯坦·李的那些讀者長大，他們開始掌控各種媒體和渠道，斯坦·李的名字和故事被反覆書寫，變成了一個傳奇，成為美國超級英雄文化的化身，就彷彿金庸與喬峰令狐沖郭靖一體。
問題在於，斯坦·李不是金庸，他從來不是一個人創作，他不是畫家，那些形象並非他畫出的，很多故事情節也不是他設計的，《超人》和《蝙蝠俠》並非出自他之手，《美國隊長》也是別人先畫出來的，為什麼是他成為美國超級英雄的代言人？
從這本傳記可以看出，他除了對“超級英雄人性化”有開創發揚之功，至少還做對了3件事：
——他前所未有地重視“互動”。早在1947年，斯坦·李就和讀者交心談心；後來他在每期雜誌上都留出一頁，披露編輯部軼事，講述創作過程中的各種段子，傾聽讀者吐槽，吸納讀者的點子，還鼓勵他們寫補白和番外，他也從中吸收各種新的潮流語言；
——他有意識地建立了自己的“人設”。他似乎變成了每個讀者最喜歡的大叔。在進軍好萊塢成功以後，他熱衷於在各種漫威電影裡客串，影迷們把他的出現視為“彩蛋”和一大樂趣；成名後他沒有傲慢，而是不厭其煩地一次次講述超級英雄誕生的故事；2017年到中國時還說要創作“中國英雄”形象；
——他成功避開各種負面事件。在公司成功、本人成名以後，他長期容忍公司對他的剝削，專注於創作，避免對抗（直到21世紀才狀告老東家）。在進軍好萊塢和互聯網的大潮中，漫威曾經幾度被倒手，其間出現不少醜聞、欺詐和犯罪，斯坦·李一方面被視為公司核心資產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在決策中被邊緣化。斯坦·李對資本的傲慢貪婪心中有數，在會上打瞌睡，樂得不介入，最終得以全身而退。
人性化，這是美國“超級英雄”成功的法寶之一；而這種超級英雄文化本身，也需要人格化的代言人，還有誰比有才但又親和、功高卻不震主的斯坦·李更適合呢？
其實他也有不那麼英雄的時候，比如2003年，他還發布了一個成人電視系列劇——脫衣舞女變身女偵探。他的粉絲們不喜歡這部作品，但是商業反響不錯。
斯坦·李其實是筆名。當初，那個愛讀莎士比亞的小夥子本想寫一部偉大的小說，他把真名留給了那部小說，然後為了謀生，用筆名創作低俗漫畫；那個筆名伴隨了他一生，最終在漫威宇宙的星空中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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