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宋靖康年間，宋朝遭遇了金軍的毀滅性打擊，徽欽二帝受俘北上，後人謂此曰“靖康之難”或“靖康之恥”。時人和後人將其稱為“靖康之恥”的原因就是北宋滅亡的太恥辱了。以往許多學者都從政治方面解析北宋末年在政治上的腐敗。但如冷研其他文章所說，如18、19世紀英軍大殺世界的時候，其實也照樣腐敗。而且政治再腐敗，也解釋不了一個擁有“八十萬禁軍”的帝國為什麼就那麼稀裡糊塗的被滅掉了。八十萬頭豬要殺也要殺很久啊！那麼，北宋軍事制度導致北宋末年軍事災難的根源到底在哪呢？
自979年，宋遼衝突由圍繞著北漢的局部戰爭上升至全面戰爭以後，宋朝在河北定州、高陽關大量屯兵，在河東地區則以藩鎮（如永安軍府州折氏）配合朝廷禁軍負責戍守。自此以後，“其河北路有定州路，有高陽關路，有真定府路，有大名府路，並帶馬軍都總管”（《宋會要輯稿·職官 41》），取代宋初的“都部署—戰區”制度。
▲遼代鐵盔
宋太祖命令除殿前司的捧日與天武兩軍外，“自龍衛以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文獻通考·卷 152》），禁軍移屯“更番迭戍”以保持禁軍的作戰能力。禁軍更戍有三種名義，曰“屯駐”“駐泊”與“就糧”。其目的除了防止軍隊長期駐紮一地形成割據以外，更為重要的是保持軍隊的作戰能力。
隨著宋初統一戰爭的結束，宋太宗與宋真宗統治的大部分時間中，邊患主要集中在河北，故而軍隊除了駐屯定州的部分以外，其他基本屯於京畿左近，試圖以汴梁發達的水陸交通控制全國。
▲宋代鉤鐮槍
此時，許多朝臣認為更戍法已經不合時宜，只會虛耗國力導致將士疲勞。到了1004—1005年宋朝與遼朝及党項分別締結“澶淵之盟”與“景德和約”以後，這種觀點越來越多。此後，隨著北宋各地都部署司設立以後，駐屯成為禁軍前往地方屯駐的重要名義，禁軍駐屯一地而越少更戍。真宗朝禁軍軍籍共 43.2 萬，其中京師屯兵20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5》），其餘基本屯於河北地區。
▲宋真宗畫像
宋仁宗繼位之初，禁軍數額並未發生太大改變。然而至景祐五年，李元昊立夏並與宋朝發生軍事衝突，而這導致了禁軍軍額與分佈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並直接影響到其後的軍事格局。
宋仁宗朝早期，禁軍主要屯駐於定州及京師，在陝西路分佈較少。儘管宋夏戰爭發生以後，宋朝立即派遣中央禁軍前往西北地區參與戰事，然而“京師所遣戍者，雖稱魁頭，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北兵戍及川峽、荊湘、嶺嶠間，多不便習水土”(《宋史·卷187》)，根本無法適應西北地區的山地作戰。
▲范仲淹畫像
當時在西北地區主持佔據的范仲淹與張亢等人意識到，長期的和平使得禁軍極少更戍而作戰能力下降的事實。范仲淹由此奏請於當地招募熟悉地理環境與山地作戰的土兵，在幾次擴增番號以後，宋朝禁軍軍額由真宗朝的43.2萬暴增至仁宗朝慶曆年間的82.6萬。這也就是北宋八十萬禁軍的由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39》）《宋史·卷 324》《歷代名臣奏議·卷325》《北宋軍事制度變遷》《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
驟然擴大的禁軍軍額導致財政支出急速擴張，造成了“冗兵”與“冗費”的客觀事實。但其影響還不只是如此簡單，地方禁軍的軍額由宋真宗時期的11%擴張至仁宗慶曆年間的68%。這在一方面促推地方統軍制度的完善，而在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地方軍長期駐紮一地而極少更戍他路的事實。
▲宋代三彩力士俑
直到宋神宗熙豐變法期間，將兵法在軍中大規模推行，系將禁軍基本只於當路更戍，更戍法作為軍事部署制度已基本廢置。
由於不再大規模更戍，禁軍整體作戰能力下降。即便在其後歷經拓邊西北而訓練有素的西軍，對於河北平原的作戰方式也並不適應。河北方面軍因為缺乏戰爭壓力而迅速腐敗化，成為了膏粱子弟的避戰之所。(《宋朝諸臣奏議·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樂小魚《北宋軍事制度變遷》)
▲西夏青銅敕牌
但更為嚴重的是，缺乏備戰意識下河北邊備的荒廢，張舜民呈言河北方面軍的情況，說其“不知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遊暇日而已……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修。相習宴安，久已成俗”。這就導致金軍南下之時，河北戰局呈現一面倒的情況。(《宋朝諸臣奏議·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總之更戍法之廢置，後果就是金軍南侵之時，河北方面軍怯戰投降，而西軍在進入河北之時，也因對平原作戰方式不熟悉，而導致了一系列失敗。
另一方面，在979年以後，與契丹接境而防禦相對薄弱的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自澶淵之盟以後，“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然而其後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宋朝諸臣奏議·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至宋徽宗時期，定州軍額共 31 指揮，每指揮減為 400 人，本應有 12400 人，但實際上“盡數不及六七千人”，闕額（缺額）近半。張舜民因此奏曰：“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他州軍即可知矣。”（《宋朝諸臣奏議·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
河北駐軍闕額（缺額）問題相當嚴重，然而這僅是宋軍闕額的一個側面體現而言。宋仁宗時期大肆擴張禁軍軍額，造成了冗兵與冗費，但隨後相對的和平導致軍隊闕額相對嚴重。
宋神宗執政時期，為了削減軍額而詔令並營削減番號，隨後於熙寧十年（1077 年）正月詔：“中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間偶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填者，其請受並令封樁，毋得移用。於次年春季具數申樞密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80》）
▲宋代倒鉤槍頭
這條詔令要求軍隊中出現闕額之時，將軍費封樁而不得移用。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卻令人始料未及：“州郡禁軍有闕額處，都不補。錢糧盡欲解發歸朝廷。”（《朱子語類·卷 128》）
原本實行封樁闕額法的目的，或許在於為保甲法提供財政支持，然而隨著保甲法推行失敗，“毋得移用”的前提被人置之腦後，“上自軍期邊儲，下至代還免夫錢之類，皆出於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8》），甚至成了各級政府斂財的工具。（範學輝《論北宋的封樁缺額禁軍錢制度》；《北宋軍事制度變遷》）。
▲西夏青銅敕牌
自此以後，禁軍闕額不補之事逐漸加深，在缺乏戰爭壓力的河北地區更是如此。“至崇（寧）、（大）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闕折者又三分之一。至靖康間金人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三朝北盟會編·卷 109》）很明顯在冷兵器時代，闕額將直接導致軍隊戰鬥力的下降。
總之，北宋末年，闕額和更戍法廢置所造成的河北方面軍作戰能力下降的問題集中爆發。這成為“靖康之難”在軍事制度上的根本原因，而這一點是無法從政治腐敗而導出的結論。北宋末年的軍事災難，並不應由徽、欽二帝獨自承擔。當然這兩個皇帝的神操作，幫金人完成了起點小說都不敢設想的軍事奇蹟。但關鍵一點是，當時的北宋腐敗就腐敗吧，還沒人想著怎麼打仗，沒人想著打算就沒人想吧，還軍隊缺編，被官員喝兵血。這情況就別怪戰時金人下死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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