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家人”保姆,應被如何對待?

如何建構規範、良好的保姆和僱主關係既是經濟、法律課題,也可以被視作一個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學問題:當家政僱傭這種經濟關係進入家庭,我們是否為之做好了準備?

進入“後臺”的陌生人

僱一位保姆,特別是一位住家保姆,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決策。對待這樣一種新的需求,需要做好準備的可能並不只是行業和法律,還有家庭本身。

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對在臺灣務工的東南亞幫傭及其僱主家庭進行了田野調查。這一調查中的一些觀察和結論對中國大陸同樣具有參照意義。藍佩嘉提出,臺灣社會里僱傭家務幫傭的傳統,並不如香港的華人家庭或馬來西亞那麼普遍,90年代以來,臺灣家政工人的僱傭者其實是“第一代僱主”。

換句話說,人們對現代城市生活中的保姆與僱主關係可能缺乏常識性的認知。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表現是“單純忠誠的女傭這樣一種理想意象,映在許多當代臺灣僱主的心中”,人們總是期待尋找到的幫傭“比較像古早時代的傭人”。

“虚拟家人”保姆,应被如何对待?

《保姆日記》劇照

而事實上,人們並不能依照傳統的“主僕”關係模式,將僱主和保姆之間的關係順利嵌入自己的家庭框架中。家政服務工作自古有之。在人類社會的漫長曆史時期裡,家務勞動由罪犯、戰俘及其家屬等女性奴隸承擔,女婢為僱主的私人物品,是家庭財產。19世紀中葉,英法等國的城市中產階級僱傭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從事家務勞動,家政業開始作為一種產業出現,家務勞動逐漸成為可以購買和消費的商品。這種轉變徹底改變了關係模式。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社會學系蘇熠慧博士在研究中指出,前資本主義社會,律法規定主人對僕人享有“家長支配”的權力,僕人對主人履行絕對的“個人忠誠”,同時主人給予僕人“庇護”。然而在現在的社會,家政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關係是市場僱傭關係,他們彼此在法律上都是獨立和自由的個體。主僕之間的“庇護-忠誠”更像家庭成員之間的“私人關係”。

這種“私人關係”體現在:僕人只忠於一主,其服務的對象長期是單一而固定的。然而,“家政工的勞動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時,購買者並非單一而固定”,也正是因為這樣,“介於‘私’和‘公’之間的家政工,很難與僱主形成完全意義上的‘親情’”。

“虚拟家人”保姆,应被如何对待?

2016年10月20日,在北京參加月嫂培訓課程的婦女。圖 | 視覺中國

一方面,人們很難將家庭視為一個經濟活動的場所;另一方面,僱傭保姆本身就意味著家庭已然成為經濟活動場所。當人們抱著對傳統主僕關係模式的期待來面對現代意義的僱傭時,最終難以避免巨大的焦慮和失望。

這一方面是因為角色錯位的衝突將極其尖銳——正如藍佩嘉的觀察:許多僱主認為現實中的保姆們“難相處、愛抱怨、對工資和工時錙銖必較,時常要求加薪”,“但從勞工角度看,這其實反映出她們試圖和僱主家庭維持距離以捍衛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理性化家務幫傭的工作內容和條件”。另一方面,對傳統“忠誠”期待難免落空。對僱主進行訪問時,藍佩嘉常會聽到一些僱主大惑不解:“為什麼我明明把她當家人看,她還是要跑掉?”

情感與理智

家政僱傭的另一層複雜性在於:我們可以用經濟標準去評價產業工人等其他僱傭關係,但卻很難用它去評價和處理家政這種特殊的僱傭。

家政工的工作性質與內容使得家政工是作為“虛擬家人”的角色進入僱主家庭的:他們為家庭中的嬰幼兒、老人、病人以及一切有照料需求的人提供勞動。除了時間、體力,情感投入也是他們照料勞動的重要內容。

藍佩嘉的研究表明,大量新興中產階層家庭的女僱主們僱傭廉價的外籍勞動力做家務是為將孝道和母親的職責部分外包,緩解工作與家庭、傳統與現代的壓力。換句話說,家政工人是在替代家庭成員承擔部分家庭責任。

蘇熠慧在對家政工崗前培訓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為了能讓家政工人勝任工作,滿足客戶的情感需求,培訓者會“不斷要求她們通過換位思考,將自己與客戶之間的勞動關係轉化為自己與親人之間的家庭關係”。在培訓育嬰家政工的過程中,培訓老師讓家政工“想象”自己身為母親如何照顧和對待自家孩子的情景:“在自己家怎麼做在別人家就怎麼做”,“如果把自己的孩子摔傷了,(你作為媽媽)肯定會生氣”。

保姆李阿姨在一次日常培訓中抱怨僱主自己吃新鮮飯,給她吃剩飯,餐具還是分開的。培訓老師聽完李阿姨的抱怨,勸她想想自己在老家是怎麼當媽媽和妻子,由此來平息她的怒氣:“我們自己在家也是好的先給孩子吃,再給老公吃,最後才想到自己,他們對自己家人好很正常。”當家政工紛紛抱怨老年人難溝通時,培訓老師則問道:“試問各位,你們與婆婆好相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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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你》劇照

而在真正的工作過程當中,角色的轉換並不簡單。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馬丹指出,作為“虛擬家人”,家政工的這種角色扮演首先“要付出足夠的、令僱主滿意的情感,其次這種扮演還要掌握好‘度’,不能喧賓奪主代替了真正處於這個角色的家庭成員,也就是在情感付出的基礎上要學會控制與抽離”。

保姆王姐告訴蘇熠慧,她要是跟僱主家庭的孩子太好,不僅媽媽會不高興,爺爺奶奶也會插手。她曾經受僱照看孩子,“二年級的男孩。這孩子確實跟我很好”。可只待了一個月就被辭了。

這種情感的控制不僅考驗保姆,也考驗僱主。另一名保姆燕子和僱主夫婦關係不錯,但是男僱主的媽媽卻總是對她不滿意,“要是女主人對我比對她(男僱主的媽媽)好,她就心理不平衡”。“有一次去動物園,阿姨(男僱主的媽媽)覺得費錢,就不進去了,說在外面等著。我就說我也在外面等著吧。男主人就說,不不不,一起去。這個老太太就不高興了,就說:‘要不阿姨(燕子)去吧,我就別去了。’”

馬丹指出,“控制與抽離”是真正的家人與僱傭關係存在內在的矛盾所決定的。在僱主和家政工這位“虛擬家人”進行情感交換的過程中,家政工如果不進行控制而只是投入交換,會威脅到僱傭關係的本質;而僱主如果只進行投入和交換、不進行控制則會產生不安全感,也會威脅到僱傭關係的本質。

在她的研究中,王家珍故事充分說明了一個成功的僱傭關係所需要的兩面。王家珍是一名專門護理早產兒和先天缺陷新生兒的月嫂。她對她所服務的孩子盡心盡力,有的寶寶出生時只有3斤,她每隔1個小時用滴管給寶寶喂1次奶,就等於她無法連續睡覺超過1小時。“因此就體力、腦力與情感勞動的付出而言,她相當稱職。但同時,她成功的原因不僅是她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她的抽離。比如寶寶跟她過於親近了她會避嫌,要求寶寶的正牌母親增加親子時間;再比如正牌母親用於建立母職的方法失敗了,她會主動承擔責任。對她來說,控制與抽離比付出更關乎這份工作的成敗。”

“虚拟家人”保姆,应被如何对待?

《保姆日記》劇照

樓上樓下

在有成熟家政服務傳統的發達國家,針對家政僱傭關係的市場僱傭本質,政府會打造一張經濟標準結成的安全網,確保家庭生活的基本安全需求。1989年,法國政府開始將家政服務納入勞動法中。之後又幾經充實、修訂,現行的有關家政服務業的法律,對從勞動合同簽署、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到報酬待遇,乃至家政服務範疇等各種細節給出了規範和標準,囊括了締結勞動關係的方方面面。

在加拿大,家政網站都是付費網站,要求應聘者提供以下證書:第一救援證、身體健康檢查、保姆證,甚至還有食物健康操作證。面試保姆的時候,不僅要求其提供一份工作履歷,並提供兩名前僱主和一名友人作為擔保人。家政公司在吸收一名待選保姆和家政人員的時候,會進行詳盡的背景調查:不僅有對過去的僱主進行回訪,更為嚴格的是,還會用第三方調查機構進行銀行信用調查和有無犯罪記錄。

而如果深入具體的家庭生活,在安全的基礎上追求和諧與舒適,問題則更為複雜。事實上,對家政僱傭關係研究得再透徹的社會學家也無法為所有家庭開出一劑打造完美關係的靈丹妙藥。藍佩嘉指出,家務勞工或僱主都是不同質的群體。他們依自身既定的特殊社會位置、工作內容與僱傭條件,發展出不同的偏好與策略。正如一些僱主傾向於在樹立權威,一些人則青睞更為平等的交流方式;一些家務勞工認為,扮演僱主的訴苦對象的角色證明了他們和僱主的私人關係,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這只是平添了額外的工作與負擔。

但一條普遍的原則是存在的,

家政僱傭這種僱傭關係極大地模糊了私人生活的邊界,但無論對於僱主還是僱工來說,明確一條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私人邊界都是有益的做法。

這種邊界可能是空間上的。在西方的傳統中,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間部署會確保僱主與僱工的區隔。比如英國的僱主家庭,他們有著極為敏感的空間意識,樓上樓下不容混合。但在人口稠密的亞洲城市,家庭空間往往有限。在緊密居住的空間中,僱主和僱工雙方都可能對對方的隱私產生更大的侵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大空間還是小空間,私人空間建立的實質都是一種彼此尊重的契約。正如英劇《唐頓莊園》裡所表現的那樣,大小姐瑪麗進入了僕人的住宿區域即私人空間,在被管家發現之後,作為這個家庭的僱主之一,她的第一反應依然是深表歉意。

“虚拟家人”保姆,应被如何对待?

《唐頓莊園》劇照

舒適的私人邊界也同時建立在時間之上。僱主常出現的問題是希望通過經濟上的補償,要求保姆延長工作的時間,但私人時間存在的價值並不完全能以金錢衡量。蘇熠慧的研究顯示,與家保姆相比,小時工的報酬少,生活成本高,但許多住家保姆卻仍樂意轉為小時工。

“雖然,小時工比住家的辛苦得多,但是有一點,就是自由,心情要好得多。”一位叫阿湯的僱工告訴她,當住家保姆的時候,總覺得表情不是自己的,她受不了成天看人臉色行事,便換成小時工,一當就是10年。在這10年裡,她感覺只需要在那幾個小時裡稍稍隱藏自己的感情,那幾個小時以後,自己還是自己。

藍佩嘉在對臺灣菲律賓幫傭的研究中發現,以職業、順從聞名的菲律賓幫傭對每週日固定的休息時間非常看重。這些私人時間使菲律賓幫傭得以完成“前臺”“後臺”的角色切換。

某次週日彌撒後,藍佩嘉和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吃午飯,她注意到身旁的朋友露西婭(Lusia)帶著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便忙著逛街買衣服。露西婭搖頭有點難為情地解釋道:“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她當時身著象牙色絲質襯衫,她對藍佩嘉說:“這樣的打扮讓我覺得自己像‘企業經理’,而袋子裡在市場上買的便宜的衣服,則讓我變成‘管家經理’。”爽朗大笑後,她告訴藍佩嘉:

“所以我回家前要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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