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範大學袁一丹在接受「聽好書」採訪時，解釋了五四運動對時下中國人的一些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女性解放：
“女性走出家庭，在社會上發出聲音，這些都是“五四”的功勞。沒有“五四”這樣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女性不可能獲得今天這樣一種選擇的可能性。”
在《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一書中，周策縱對五四運動中的女性解放做了相關闡述。聽好書將部分相關內容摘選出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百年前的中國女性是如何勇敢地站出來，走進課堂，走上街頭，走上政治舞臺。
將女性從傳統的社會束縛中解放出來，是五四運動的碩果之一。一位撰寫中國女性生活史的作家說：“中國婦女能有獨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歸功於《新青年》的介紹，五四運動提供了這項成就的鑰匙。”
傳統女性受到不公平對待
中國女性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經常受到粗暴對待。
她們被隔離於社會關係和社會活動之外；法律從未將她們看作獨立的公民。實際上，女子不享有財產的繼承權，在家庭中，女性居於次要的、被動和從屬的地位。典型的傳統女性是一種附屬性的存在，如
“賢妻良母”。最晚開始於公元10世紀前半葉的纏足，使女性像跛子一樣虛弱和喪失能力。儘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些女詩人和女畫家，但是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被迫單方面保持貞操，而納妾卻是法律允許的。
在許多情況下，與高等妓女交往被認為是與知識分子的生活相符。父母溺死女嬰的事情經常發生。由於家庭的經濟壓力，女子為社會所鄙視。總之，女性在傳統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禁止纏足後，女學生參加體育運動
女性解放的思想準備
在19世紀末，嚴復和其他的改革家曾經評論，舊式家庭制度不適合現代生活。
1916年初，陳獨秀提倡新的家庭制度和女性解放。後來在陳獨秀和吳虞攻擊儒學倫理時常常提到這點。
1918年1月，《新青年》雜誌發表了陶孟和論女性地位的文章，介紹西方婦女運動的觀點。4個月後，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他從日語翻譯的與謝野晶子的文章《貞操論》，反對單方面的保持貞操，否認“貞操即道德”的觀念。這個觀點得到胡適、魯迅和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
這些文章為女性解放做了思想上的準備。
五四運動中不乏女學生的身影
學生運動中活躍的女學生
為了援救同學和提倡愛國運動，男女學生大批地聚在一起，活躍地共同參與同一會議，並且共同成立了北京學生聯合會。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創舉。當時在中國，尚未完全實現男女同校，男女學生多是在不同的學校上課，他們之間並沒有共同的活動。由於北京學生聯合會囊括了所有中等以上學校的代表，因此所有中等以上女校的代表也參與其中。自此以後，女學生開始參加學生運動，並且給予學生運動有力的激勵。
例如，當時在天津，後來成為周恩來的妻子和高級共產黨員的鄧穎超，年僅16歲，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唸書，就在“五四”事件後的學生活動中，擔任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長和天津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
男女合校開始實行
“五四”事件之前，很少有女子高等學校。
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青年會演講時，公開提倡男女合校的平民小學。新潮社的一些學生也在報紙上發表了一些支持男女合校的文章。
“五四”事件爆發前不久，有一個女學生寫信給蔡元培，請求北大的入學許可。這封信到達北京時，蔡元培已經因為“五四”事件離開了北京。
“五四”事件以後，很多女學生收到新思潮激盪，其中有一些請求北大校方准許她們入學。1920年1月至2月間，該校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批准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不過拒絕了其他很多後來申請的女學生。這種男女合校的措施，激起了男學生們的興趣，同時也是當時在校園裡時常被討論的話題。
教育部立刻飭令北大，警告對準許女生入學這件事情必須慎重考慮，因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之道德水準”。這段插曲轟動一時，甚至總統也出面警告當局。不過因為中國當時的法律並沒有明文禁止男女合校，蔡元培依據這點，在沒有請求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在1920年秋季正式批准那9名旁聽的女學生註冊成為正式學生。
蔡元培的這一舉動被認為是中國大學男女合校的開始，雖然實際上美國和中國基督教徒主辦的廣州嶺南大學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實行男女合校了。
到1922年，已有28所大專院校招收女生。她們被教育成為獨立的公民，而不是家庭的附屬物。
圖為1922年，燕京大學女生在女子學院大門前合影留念
女性解放的社會新思潮
“五四”事件後，女性被允許在男校教書。女性的就業機會開始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關於性的道德開始轉變，節制生育的概念被介紹到中國。
1922年4月，由於日本政府拒絕桑格夫人入境，她訪問了中國，她在北京大學發表了題為“什麼是節制生育和如何實行節制生育”的演講，胡適擔任翻譯。桑格夫人對中國的訪問，第一次喚起了大眾對節制生育的興趣，隨後，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一些組織以推動節制生育。
同時，有關家庭生活和女性的社會地位的新思想，引起了多數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關注。通過合作安排、公共保育和社會保障，女性從家務勞動和撫育兒女的重負中解放出來，西方作家提出的改革女性生活的思想在中國被廣泛討論。公眾增強了對女權運動的同情。女子反對家庭或婚姻束縛、爭取受教育的鬥爭經常得到公眾的支持。
女性參政運動取得長足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在五四運動後期，中國的女學生與男生一樣，對政治事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女性參政運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1920年，部分長沙女性參與市民遊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翌年2月，湖南女界聯合會成立，提出應賦予女性五種權利，即平等的財產繼承權利、選舉和被選舉權利和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平等工作的權利及婚姻自主的權利。這在後來被稱之為“五權運動”。
1921年12月，該運動的成功使湖南省立法制定了保障女性參政權利和女性人身自由的條款，並且有一名女性代表被選入省立法機構。類似的運動在浙江和廣東也有發生。
1922年夏天，在安福軍隊被打敗後，女性參政運動變得活躍起來，但也分裂成溫和派和革命派。第二年，北京政府允諾進行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公娼的計劃和嚴格禁止納妾的法令。不過女性參政和男女平等的權利，實際上經過很長時間才得以實現。
《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
[美]周策縱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6.3
整理：常少華
閱讀更多 精雕細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