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正定隆興寺北宋轉輪藏
數月前的一天，孫磊兄和我聊起一本書的計劃，關於中國古代寺廟傢俱。我的心情有些複雜：對研究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但對受眾來講，這似乎又過於小眾了。同時，對他和小夥伴兒們的研究能走多遠，心裡也打了個問號。
前陣子，孫兄發了一篇文章過來，是他提及的那本書的一部分，關於中國古代寺廟傢俱中的——經櫃。認真讀完此文，之前的顧慮煙消雲散。
與我設想的不同，孫兄的研究並未進入到一種晦澀狀態，相反給我的感覺是明快的。對這一本就甚少為人所知的中國古代傢俱品種，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類型學”，按地域將經櫃劃分為三種樣式，又通過極為詳盡的比對，道出三種樣式間的異同，從而拖曳出經櫃的一條演變軌跡。
此時，“中國古代寺廟傢俱”已不再是宗教傢俱，或某一特定範疇的傢俱，而更像是一個時空的引子，將人們的視線拽回到明清以前，拽出“明式”、“清式”，去看那更久遠的中國傢俱史上，一些閃光的片段。與其說是宗教傢俱，不如說是宗教藝術家具，而在孫兄的論述中，側重點又被放到了“藝術”而非“宗教”上，從而實現了小眾向大眾的轉化。
明快還在於他的語言。孫兄學理工出身，在其行文中你幾乎看不到他對於某件傢俱的抒情，有的只是他對傢俱“冰冷的肢解”，但這肢解本身卻被他賦予了極度的溫情。是啊，能夠堅持近二十年的實地勘查、搜尋探訪，又怎少的了這一腔熱血？
文章末尾，包裹的其實是孫兄的一顆“野心”，比起單獨剖析一兩件傢俱，他更想通過自身的研究，施與讀者一種觀察、認識中國古代傢俱的嶄新視角和想象力。學者揚之水著有《明式傢俱以前》一書，在我看來，孫兄的研究也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這種努力，會讓你感知到更多中國傢俱的美。這就是我們要發表這篇文章的原因。
被遺忘的中國古代寺廟傢俱
中原地區傳世經櫃風格初探
文 | 孫磊
一
櫃是中國傢俱中的收納用器。在現今已經發現的公元5—10世紀中國古代重要的文獻遺存——敦煌遺書中，沒有見過寺廟使用傢俱狀況的專門記錄，但在其中一些寺廟的記賬文書中，有對寺廟傢俱如案、床、櫃等被大量使用的明確記載：
床的名目較多，有大床、大牙床、胡床、六腳大床、蓮花大床等；案有明確的經案稱謂；但櫃就沒有明確的經櫃、佛櫃、佛經櫃、藏經櫃提法，只有“XXXX經XX卷，在櫃”的記錄。
經櫃的叫法從什麼時候開始形成，經櫃是否是放置經書、佛教典籍的專用傢俱，是否還可以放置其它物品，這些問題我們現在都無法得出準確答案。在此我們只能沿用約定俗成的講法：佛教寺院中用於放置經書典籍的櫃子，我們稱之為經櫃。
佛教寺廟中的經櫃除了外在的設計形式和表面的使用功能，還內化了佛教禮儀規制。研究中國古代寺廟傢俱，對研究佛教相關物質文化的演進、中國古代傢俱的早期（相對明清傢俱而言）形態，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
中原地區曾經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汾河流域、黃河中下游流域、漳河流域，按目前的行政區劃包括山西晉南：臨汾、運城地區；晉東南：晉城地區；陝西東部：韓城地區；河南北部：洛陽、焦作、新鄉、安陽地區；河北南部：邯鄲、邢臺、石家莊地區。
這些地區古代寺廟眾多，由於獨特的人文地理氣候環境，直到今日還能發現不少古代寺廟傢俱的早期遺存（相對明清傢俱而言），很多宋元時期或疑似宋元時期的寺廟傢俱像活化石一般依然存在，大型經櫃就是其中不太為人們所關注的一類典型的寺廟傢俱。
存在於上述地區的疑似早期大型經櫃，其整體形式和一座縮小的廟堂建築相彷彿：
櫃頂出沿，櫃子的四條腿上部與之銜接（有些櫃子承託櫃頂的杖子於相交處出頭，做成挖委角的半葉形狀，這和寺廟建築中立柱上端與樑架相交方式類似。這種做法在明清時期製作的櫃子上比較少見，可能是明代以前傢俱的常用做法）；
四條櫃子腿中後腿均為直腿著地，前腿有些也是直腿著地，有些呈藤蔓類植物（忍冬、卷草都歸為此類造型）變形的三彎腿造型著地（造型浮雕都已經圖案化）；
我們見到的此類大型經櫃一般都是前臉櫃面寬闊，四門橫列，櫃門有四抹、五抹、六抹多種做法，邊門固定不可開啟，中間兩門可以對開；
經櫃的前臉櫃面一般都用橫杖和劍脊稜按特定的制式進行橫豎分割，並有高浮雕、落堂起鼓、彩繪作為裝飾，浮雕和彩繪的題材有飛天、鮫人、童子、供養人、花卉、藤蔓植物（忍冬、卷草）、飛鳥水禽瑞獸，均為宋元時期常見的佛教裝飾題材；
櫃子整體批灰髹黑漆或硃紅漆，局部施以紅白綠三彩的彩繪。
在廟堂深處，大型經櫃外視繁複華麗，質感樸拙，沉穆莊重，和周圍造像、壁畫、佛教法器物品的氣息融為一體。櫃體內部簡素，用以放置經書佛典。面對面拉開櫃門，取放經卷，會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宗教儀式感，把中國古代寺廟傢俱的外在與內涵、繁華與質樸、物質與精神、出塵與入世、顯露與隱藏的宗教哲學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
還有一些超大型藏經櫃，如河北正定隆興寺轉輪藏殿中的北宋轉輪藏、山西大同華嚴寺婆伽教藏殿中的遼代重樓式藏經櫃38間，既是極其特殊的藏經櫃樣式，又是國之重寶。
木質結構的古代傢俱，無論其結構多麼合理牢固，相對金銅磚石而言都非常脆弱易損毀，能保存500年以上的都是鳳毛麟角，加之古代典籍史料記載和實物遺存的高度碎片化，要想進行系統的研究、整理、分類，找到其傳承演變的規律，發現極特殊樣式、罕見樣式、典型樣式、常見樣式相互間關聯的確鑿線索，都如大海撈針一樣，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對這些世間僅見的
孤例，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三
經過近二十年的實地勘查、搜尋探訪，過眼此類大型經櫃實物眾多，對其做了大量的研究梳理、分析考證，總結起來在上述區域大概有三種典型的大型經櫃基本樣式：
晉南樣式，以運城地區為核心發現區域，臨汾地區也有發現；
晉東南樣式，主要發現地區是晉城地區古代澤洲的地域範圍；
冀南樣式，以邯鄲地區漳河流域為核心發現區域，河南安陽，河北邢臺、石家莊地區也偶有發現。
在同一地區發現的大型經櫃個體樣式基本固定，應有明確的傢俱傳承製作粉本。而從這三種樣式經櫃的造型、裝飾手法、審美取向來看，它們既有著同樣的淵源，又有著明顯的差異變化。
換句話說，從任何一種樣式的古代傢俱上都能看出傳承與變革兩種元素，只是在大體相同的歷史時期中，有的傢俱樣式保留、繼承的元素更多些，有的傢俱樣式變革、創新的元素更多些而已。
具體就這三種樣式的大型經櫃而言（為了便於比較三種樣式的經櫃，明晰它們的共同傳承和不同之處，相同部位儘可能用了同樣的稱謂，此為本文的特殊處理，如單獨講解某一經櫃可能不太適合，特此說明）：
▲ 經櫃櫃門部位名稱示意圖
晉東南樣式的經櫃前臉櫃面四門橫列，四扇門上端下端各橫列三塊絛環板，下端的絛環板比較寬闊。四扇門一般為四抹門或六抹門做法，無欞格的設計，門中部絛環板之上下都是裙板。四扇門和絛環板、裙板都一致用落堂起鼓為裝飾，起鼓邊緣處飾有委角起線，起鼓處漆面之上施以金漆彩繪。整個經櫃前臉櫃面整體感、一致性最強。
前腿下部有直腿或藤蔓變形三彎腿（三彎腿上有浮雕）的不同做法。
從整體上看，晉東南樣式的經櫃相對晉南樣式和冀南樣式而言，體現變革的元素最為突出，且實物遺存在三種樣式的經櫃中相對數量最多。晉東南晉城地區有太行山和王屋山阻隔，地理環境多山，相對封閉，經櫃演進成相對獨特的形式必然有著特殊的人文地理成因。
▲《鑿枘工巧：中國古代傢俱藝術展》著錄的晉東南樣式的經櫃
晉南樣式的經櫃前臉櫃面在三種樣式中最為寬闊，一般為：四門橫列，四扇門上端橫列四塊絛環板，四扇門下端橫列三塊絛環板，有的變形為更為實用的抽屜設計。整組門的左右兩側豎列三塊絛環板，這種做法為晉南樣式的經櫃所獨有，且都鑲嵌有高浮雕或鏤空雕作為裝飾。
四扇門一般為四抹門做法，門中部絛環板也鑲嵌有高浮雕裝飾。絛環板之上有欞格，之下有裙板，裙板上沿著左右邊挺和上下抹頭浮貼壼門開光，開光下部上翻卷草紋，在沒有被開光擋住的裙板漆面上施以彩繪。也有絛環板之上之下皆是裙板的設計，則直接在裙板漆面上施以彩繪。
絛環板上的高浮雕、鏤空雕，和裙板上的壼門開光上翻卷草紋，都是在做完櫃體前臉有了底板之後，另取木板進行切割雕刻，完成後鑲嵌浮貼入位並用鐵釘或木銷固定，和櫃體前臉是分成兩木製作的。兩木製作有利於工匠完成複雜精細的雕刻，大大提高了傢俱的製作水準，而作為早期出現的這種局部製作方法，明清時民間傢俱已經基本不再使用。
前腿下部為藤蔓變形三彎腿的做法，有浮雕。
從整體上看，晉南樣式的經櫃相對晉東南樣式而言，繼承的元素更多，實物遺存數量相對稀少，製作精美者更是難得一見。
▲ 晉南樣式（出自山西聞喜）的經櫃，可樂居藏
四
冀南樣式的經櫃從整體上看，相對晉南樣式和晉東南樣式而言繼承的元素最多，更能體現宋遼金元甚至更早期傢俱樣式的基因，實物遺存數量最為稀少，也最不為人所瞭解熟知。
除了那些曾經深入古鎮古村落在原始發現地見過該樣式經櫃的人，一般人還都認為這種經櫃也是山西古代傢俱的式樣。最近看到河北省稍可軒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冀南樣式的大型經櫃，就以此為例具體解析一下冀南樣式經櫃的一些特點：
這件冀南樣式的經櫃高184釐米，寬142釐米，厚63釐米，前臉櫃面四門橫列，四扇門上端橫列三塊絛環板，鑲嵌有折枝花卉與飛鳥紋飾高浮雕。
四扇門下端三塊絛環板，尺寸非常寬闊，沿著絛環板的邊緣浮貼壼門開光，開光下部上翻卷草紋。
四扇門為六抹門的做法，上中下三塊絛環板，鑲嵌十二塊對向生長的折枝花卉紋飾高浮雕，枝葉的雕刻樣式手法相同，花頭有牡丹、葵花、菊花不同花卉種類。門上中兩塊絛環板之間是欞格，格心為斜十字菱花格造型，門中下兩塊絛環板之間是裙板鑲嵌高浮雕，為類似春山秋水畫面圖樣，有繁茂的植物花卉枝葉，有岩石、鹿和禽鳥。
畫面圖樣的高浮雕為冀南樣式的經櫃所獨有，其它樣式的經櫃均為圖案或類圖案樣式的高浮雕。近二十年的時間，類似的冀南樣式的經櫃只見過三件，櫃體上裝飾的高浮雕雕刻水平確實有高下之分，但圖案紋樣、畫面內容極其相近，說明應該不是古代工匠即興所為，這些雕刻出現在這樣的經櫃上，肯定有著十分確定的含義。
前腿下部是直腿著地，冀南樣式經櫃未見有藤蔓變形三彎腿的做法。
目前此櫃最外層硃紅漆應為清代晚期後上，最裡層還有製作時所髹的硃紅漆痕跡，但考慮到分離難度太高，最裡層原始大漆塗層保存狀態不明，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這件傢俱，只做了清洗去塵處理（我們發現很多古代寺廟傢俱都有多層髹漆的現象，可能是古代信士供養人所施，進行的上漆翻新的結果）。
高浮雕和壼門開光處還施以紅綠黃三色彩繪，在謹慎清洗了表面的油泥之後，目前色彩因氧化而顯得比較暗淡。清水清洗時彩繪特別牢固，經仔細觀察判斷應為原彩。
特別要指出的是，冀南樣式的經櫃四扇門上面和下面的橫杖縱向高聳凸起，配合非常寬闊的下部絛環板，使整體有了下部高臺基座上置佛龕式櫃體這樣的視覺效果。在山西運城金墓博物館收藏的
侯馬大李村金代仿木構磚雕墓室（該墓室的準確紀年為金大定二十年即公元1180年）的牆壁上，有須彌座上置格子門的造型，和冀南樣式的經櫃前臉櫃面的構成形式何其相似；和晉南樣式櫃面前臉雖然也有一定的近似性，可偏離度更加明顯；和晉東南樣式櫃面前臉形式則最為疏離，偏差最大。
▲侯馬大李村金墓北壁格子門
▲侯馬大李村金墓西壁格子門
通過這樣的簡單類比，我並非是為了說明河北省稍可軒博物館中收藏的這件經櫃可能的製作年代，而是認為：
1、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寺廟傢俱和中國古代建築設計樣式構成有著很多的關聯屬性；
2、通過和金代造型符號作比對的準確度和相似度，可以看出冀南樣式經櫃繼承的基因更多；
3、通過和金代造型符號類比的差異性來說，冀南樣式經櫃也有著許多變革的元素，只不過相比其他兩種樣式更少一些。
五
通過具體的對比說明，發現這三種樣式的大型經在設計、製作、裝飾上的異同，看似雜亂無序，又好像有著很多內在的聯繫。
本質上這三種經櫃都有著非常近似的基礎框架設計構成，但隨著櫃子前臉櫃面橫豎分割、分割寬窄橫縱比例，及裝飾手法發生變化，設計語言和視覺效果就有了明顯的不同，無不確鑿地表明三種經櫃樣式既有著共同的淵源，又有著不同的演變進化路徑。
中華文明有幾千年的歷史，中國傢俱出現使用也有幾千年的歷史，雖然不是完全同步，但自從第一件傢俱被製作出來並被實際使用開始，
中國傢俱設計製作一直是連續、持續進化演變的，中間從來沒有間斷過，直至今日。中國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碰撞對抗又相互融合，歐亞草原文化和中國農耕文化的碰撞對抗又相互融合，佛教文化藝術對中國物質文化藝術和傢俱設計的深度介入、影響，工藝製作水平、工具製造水平的發展，這些因素都使中國古代傢俱發展成為極其龐大複雜多樣的體系。不管單獨建立什麼樣的說法：XX式傢俱也好，XX貴重材質的傢俱也罷，都無法替代中國古代傢俱所能達到的整體高度。
特別感謝持續四十年的中國古代傢俱收藏熱潮，使散落在深山古鎮、民居古剎、各個角落，不同年代、不同設計、不同風格的中國古代傢俱能呈現在我們面前，不管出於什麼前提，事實上是大量的中國古代傢俱得到了我們大家共同的保護，共同守護了中華文化的基因。
現在隨著原始狀態的中國古代傢俱發現的機會越來越少，隨著大家交流溝通討論越來越方便，能得到的相關信息越來越多，審美認知水平的提高，欣賞水平的提升，更具有開放包容的心態，我想我們應該靜下心來
重新審視我們手中擁有的古代傢俱實物，提升對古代傢俱的再研究、再認識，如此一定會看到許多我們原來所不曾看到的細節，一定能得到更多新的發現和驚喜。過去我們對於中國古代傢俱的研究，主要是以研究古代傢俱個體設計製作細節為主，並單獨進行評判。往往對某一件古代傢俱上的解讀能夠自圓其說，同樣的解讀用在其它遺存樣本上就產生了矛盾，很多古代傢俱製作、設計、裝飾、分類上的爭論也就因此而起。
如果在我們對中國古代傢俱進行學習研究時，能夠放棄XX木製作的傢俱，XX式的傢俱，XX漆的傢俱，XX地區的傢俱這樣一些前置的限定條件，把我們要研究的古代傢俱遺存樣本放到統一的中國古代傢俱傳承體系中去，把我們大家的審美標準、評判標準放置於相同的語境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相互印證，發現更多解讀古代傢俱傳承演進的密碼？
建立開放包容、全面的中國古代傢俱審美認知體系，使中國古代傢俱設計這一古老的東方設計體系真正成為有世界影響的文化名片，不也是我們眾多中國古代傢俱收藏者、保護者、研究者為提升中國文化自信所能做出的一點點貢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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