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強姦未遂的殺人案、公安人員不合適地處理犯罪嫌疑人（將他們三個沒能提供案發不在場證據的嫌疑人在村民眾目睽睽之下捆綁帶走）導致了三個原本可以幸福善終的人命運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犯罪嫌疑人之一胡衛國，原本是龍潭村一個普通村民，典型一酒鬼，老婆被他打跑離家出走了。按照大隊書記肖明亮的說法：“他不可能犯花案（指強姦案）”，如果他好女人這口，就不會把自己老婆趕走了。原本生活潦倒、經常醉醺醺的，自從他被公安辦案人員列為犯罪嫌疑人名單之後，生活就更悽慘了。
先是被人用麻包套住頭打的快死掉，求生的本能令他拼命掙扎爬到龍潭村赤腳醫生肖德學家門口，這位善良的赤腳醫生打算救下這個垂死之人，卻遭到了劉小把（花案受害人的弟弟）及村民的強烈反對，最終在大隊書記力挺下，施救才得以實施。胡衛國好不容易撿回來一條命，一條腿卻沒能保住：他成了殘疾人。
犯罪嫌疑人之二：張維賢，以前是個騸豬匠，自從老婆修理房頂摔成癱瘓，臥床不起後，他便改行做起了麻糖匠。他每天早上將出鍋的麻糖往門口一擺，吆喝幾嗓子，大人小孩就都湊上來了。村民們用自家的糧食換麻糖。張維賢依靠這手藝，日子過得雖不富裕，卻還溫暖紅火。
可自從他被列為嫌疑犯之後，便沒人買他的麻糖了。他最後一次做的麻糖，也是他最自豪的一次，居然成了絕唱。沒有經濟來源的他只得重新操起了騸豬匠的活計。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當他到別村給人騸豬時，有人燒了他家房子。他老婆因為半身癱瘓，未能逃離，被活活燒成黑炭。他兩個女兒因為走親戚而倖免於難。
這一次，連大隊書記都憤怒了，看不下去了。他看著燃燒兇旺的火苗，對著村民破口大罵，日媽操娘地罵。這罵聲中既有憤怒又有絕望和恐怖：即使他張維賢就是強姦殺人犯，殺人不過頭點地，王八犢子該收手了吧！
犯罪嫌疑人之三：林北，之前是個村裡的小學教員，深受孩子們愛戴，是村裡年輕姑娘們的白馬王子、夢中情人，按照書上說的就是“哪個女子沒在心裡跟他野一回”。在那個掙工分、吃大鍋飯的年代，教師可算得上是個體面的工作了。不用辛苦務農，在講臺上揮灑粉筆、口吐珠璣便能斯斯文文地掙得比下地勞作還多的工分。姑娘們經常偷偷地給他送表達愛情與相思的鞋墊，說媒的快踏破他家門檻。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前途光明的青年才俊，因為“有罪推定”，被列為犯罪嫌疑人，棕條捆身，像串螞蚱似的被押送到公安局。隨之，無罪釋放。雖然被釋放了，但“強姦殺人犯”的標籤是撕不掉了。
村子裡的人對他態度冷淡了，姑娘們再也沒有之前那麼殷勤、尊敬和愛戀了，都視之為狗屎大糞、如瘟神，躲的遠遠的。就連他的老母親去世，求人幫忙下葬的時候，除了大隊書記肖明亮、赤腳醫生肖德學和沾親帶故的親戚外，沒人來幫忙。
他的教師也被免了，一向以站講臺、掂筆桿為生的他只得跟其他人一樣下地幹活。照例，沒人願意和他在一起幹活。由於沒有經驗，他幹起來蹩手蹩腳的，經常鋤斷幼苗，導致一天白乾。在記分員的淫威下，他就範了：被脅迫和那個身材肥胖、腦袋尖細的女人在松葉上交媾了。因為，那個記分員手裡有生殺大權，不就範日子不好過，沒工分只能餓死，更要命的是，如若不從，女的會喊“強姦”。這話擱以前定是沒人信的，但是現在不同了，正如記分員所說：別忘了，在別人眼裡你就是強姦犯。
三個人自從被列為嫌疑犯之後，命運如跳傘般直線滑落。其實，按照正常的邏輯，即使罪犯真的在他們三個人當中，那也只是一個壞蛋、兩個好人。但是村民不那麼認為，既然三個人被抓去又被放了，沒有分出好人壞人，那麼他們就都是壞人，都是強姦殺人犯。
強姦殺人犯當然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待遇。於是村民都對其冷淡、敬而遠之。連在打穀場上吹牛，都沒他們的份。他們三個人也只能等待夜深人靜、眾人都散去的時候，才悄悄地到打穀場上聊聊天、看看月亮、哼幾句歌。
這種被極度邊緣化的日子，令人痛不欲生。準確地說，就是在斬斷活人的生路。大隊書記肖明亮終於忍不住了，他勸說張維賢和林北遠走他鄉，去別處謀生，胡衛國因為斷了一條腿，只能在龍潭鎮苟延殘喘了。之前，公安局黃隊長是叮囑過肖明亮的，不能讓三個犯罪嫌疑人離開龍潭鎮。
最終，胡衛國死於肝腹水，臨死前他向大隊書記肖明亮承認當年那件事是自己乾的。張維賢和林北分別死於肺癌和肝癌，臨死前他們各自給公安隊長老黃寫了一封信，都承認當年那件事是自己乾的。
黃隊長在他們死後，來到肖明亮家，提起這事，自己滿心慚愧。特意來道歉的，然而，他們三個已經聽不見了。
在臨死之前，三人都想承擔罪過、承擔罵名，以保全生者。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很多冤假錯案都是由於“有罪推定”導致的。這種有罪推定，給當事人帶來的名譽、輿論等傷害非常大。尤其是在保守的地區，一旦被貼上了“罪犯”的標籤，這種影響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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