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週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週被熱議的 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週的『思想界』，我們關注由程序員發起的、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引發關注的996.ICU項目以及婁燁的最新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雲》。
996.ICU在GitHub：開源社區裡的民主運營
過去一週，一場關於勞工權益的抗議行動在互聯網上展開。令眾人多少有點驚訝的是，這次行動的主體是程序員——這一在大眾眼中高薪的、習慣於天天加班的典型中產群體。在很多人印象裡面，相比中國的製造業從業者和環衛工人，程序員是最不可能奮起反抗的。關於這場抗議行動的名稱“996.ICU”，顧名思義，“996”指的是“996”工作制，意味著每天早上九點到崗，晚上9點下班，一週工作6天。在這種制度下，其每週工作時間為最低72小時。而今，“996”工作制似乎成為很多互聯網公司的標配。特別是在互聯網公司的初始階段，基本都是靠“996”工作制維持運轉，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對於“996”工作制的譴責，最早可以回溯到2014年阿里巴巴一位員工懷孕後繼續加班，在回家後大出血去世的新聞報道。到2016年，58同城因為對兩萬多員工實行強制996引發員工抵抗。今年1月，在杭州有贊年會上，其CEO突然宣佈公司強制實行996工作制，有贊高管也表示，員工如果無法平衡工作與家庭可以選擇離婚。
在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加班並不少見。但以往高回報率的互聯網公司從2018年開始進入低迷期。各大公司為減少虧損紛紛裁員。對於留下的員工而言，一方面，工作強度變得更大，而另一方面，他們自身的前路也因大行業的不景氣而變得渺茫不定。在這種背景下，996.ICU項目的發起引發了眾多的關注與呼應。
在“好奇心日報”的文章《程序員對996的反抗引來全球關注，它是如何以程序員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來？》中，作者唐雲路和羅驄覆盤了996.ICU項目的來龍去脈。
3月20日，一名年輕的程序員註冊了一個域名http://996.icu，其口號是“工作996，生病ICU”。這個網站自上而下分為996介紹、十七條勞動權益相關法規和相關事件報道三部分。
3月26日，一個名叫996icu的匿名ID在GitHub上線。GitHub是一個代碼託管網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代碼存放網站和開源軟件社區。GitHub目前有三千萬程序員用戶，託管了大約8000萬個代碼倉庫。在如今的軟件開發中，開源代碼起到了重要作用。開源軟件的源代碼是任何人都可以審查、修改和增強的。在GitHub，程序員可以觀看、點贊並在有修改意願時，將代碼庫整體複製到自己賬戶下，自主進行修改。修改完畢後，程序員可以提交“拉回請求”（Pull Request）給項目維護者進行合併，將自己的修改加入項目。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兩顆土逗”的《反對996加班制：10萬中國程序員拿起曝光IT大廠》文章中，作者Xokctach將GitHub形容為一棟巨大的虛擬辦公樓。當程序員打開電腦，走進GitHub的代碼倉庫，他們一天的工作才正式開始。GitHub既是代碼的存放地，也是程序員的虛擬社交場所。
GitHub上的996.ICU項目完全遵照上述運行模式。從最早的一段26行的Markdown格式網頁文檔，到勞動法摘錄、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國際歌歌詞、英文版本的更新，996.ICU項目的補充、完善，都是由參與者以提交“拉回請求”的方式逐步推進的。
到3月28日，項目有了兩個重要的關聯項目：996公司黑名單和955公司白名單。黑名單上列出了實行996或者過度加班的公司，而白名單則是實行955（朝九晚五一週五天）的公司，多為外企。黑名單以公開投票的方式運作，用戶可以提交包括媒體報道、知乎討論、公司官網公告在內的論據。接著一切便按照開源社區的規則運作——當一個個人項目變為社區項目，決定項目發展的就不再是發起人，而是所有參與貢獻者的共同決策。同時對於自己認為不合理的在冊公司，用戶也可以提交刪除請求。雖然項目負責賬號可以對請求做出判斷，但由於開源項目的可複製性，如果項目發起人背離社區中大多數人的訴求，程序員們可以輕易轉而支持另一個在此基礎上分出來的項目。
除了生產黑名單白名單外，996.ICU的最大進展是“反996軟件授權協議”想法的落地。簡單來說，就是涉及一種關於勞動保護的軟件授權協議——996協議。一旦這個協議被兼容進各個開源項目的授權協議，實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就不得使用該開源項目。
這個協議為何有實際效力呢？簡單來說，軟件授權協議類似版權聲明。雖然開源軟件的使用是免費的，但必須遵守作者寫在授權協議中的條款。如果公司或者個人使用了開源代碼但沒有遵守條款，作者可以提起訴訟、要求賠償並讓對方停止使用代碼。也就是說，理想狀態下，一旦996協議生效，企業強制996就等於自己的產品違反協議，開源代碼擁有者就可以起訴該公司。
3月30日晚間，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法學博士Katt Gu以目前最流行的MIT開源協議為模板，花一夜時間起草了“反996軟件授權協議”。雖然對該協議約束力持懷疑態度的人不在少數，但添加反996許可證的項目仍在不斷增多。目前已經有75個開源項目添加了許可證，其中大部分是個人開發者維護的項目，但也有具備一定規模、被很多公司使用的開源軟件項目加入。
與此同時，互聯網公司對於996.ICU的反擊是以屏蔽的方式展開的。從3月30日開始，一些地區微信內無法打開996.ICU的GitHub頁面，理由是網站包含違規內容。QQ瀏覽器顯示該網站包含欺詐信息。阿里巴巴旗下的UC瀏覽器和360瀏覽器都將該頁面認定為包含違法信息的網站。而獵豹瀏覽器則提示“網站含有大量淫穢色情信息”。
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新聞實驗室”的文章《996.ICU背後：程序員在互聯網公司的真實狀態》中，作者川葉分析了基層程序員的生存狀態。川葉指出，隨著基礎開源技術開發工具的進步，中國程序員的入行門檻越來越低。於是，一方面是產業的迅速膨脹和從業人員越來越高的水分，另一方面則是市場對公司越來越高的效率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技術應用方面的研發很容易演變成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想來，“碼農”一詞真實地反映出如今程序員的尷尬處境。褪去“智力勞動者”的光環，他們成為寫代碼的農民工。不論是工作的複雜程度還是工作時長，他們都越來越接近車間工人了。但川葉也指出，在對待996工作制的態度上，並非所有程序員都站在同一立場。在他的觀察中，越是基層的程序員越是反對，越是高級的技術經理人越是傾向於支持，起碼不完全反對。這說明程序員不是一個單一的群體，其內部的階層區別相當豐富。不同程序員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
程序員的奮起反抗不僅發生在中國。在美國，也有類似的事件。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一顆土逗”的文章《中國程序員反對996的時候，美國程序員在組建工會》中，作者Alex Press介紹了美國的程序員和軟件工程師組建工會，為自身也為藍領工人爭取權益的過程以及其中面臨的挑戰。Alex Press在文中指出美國技術工人組織起來的原因。雖然他們有一份體面的收入，在行業中擁有相對的權力。但即便薪酬最高的科技工作也需要長時間加班。同時，科技企業對於有色人種並不是十分友好。
而一旦一個真正的科技工會組建起來，它的潛力是巨大的。由於管理層通常沒有特定的編程知識，因此技術人員可以輕而易舉地在複雜的代碼片段中調控，讓系統出現問題、減慢系統運行速度。在非常緊俏的勞動力市場中，技術工人永遠是短缺的。雖然碼農遍地都是，但在精英科技公司，有技術的工程師是很難被替代的。這就為工人提供了很多權力和反抗的籌碼。創建於2014年的技術工人聯盟被衛報稱為“最激進的科技左翼”團隊。該組織專注於建立一個藍領和白領科技工作者的聯盟，致力於反對科技公司使用勞務外包以更多僱傭底薪工人。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底層暴力敘事潮流與城中村話語的更迭
4月4日，婁燁導演的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在經過此前的撤檔傳聞後終於上映。電影以南方某城城中村拆遷改造過程中當地居民與官方的衝突為背景，並試圖以此為切口，對改革開放之後政商關係進行復盤。
在周郎顧曲發表於微信公眾號“鳳凰網文化”的文章《很難得，但不要神話它》中，作者認為婁燁通過純熟的視聽語言、像拼湊碎片一樣為觀眾還原了一個微型歷史進程。而婁燁眼中的珠江新城和城中村，則是他對階層分化的影像化呈現。他試圖將暴富的少數和被埋沒的多數通過鏡頭語言呈現出來。
作者認為，雖然電影對城中村的再現以及對貪腐的揭露，在中國電影史上十分罕見，但《風雨雲》在敘事上體現出來的問題也十分明顯。它的敘事策略是知識分子談論階層分化時常見手法：建立在城市-鄉村、企業家-被僱傭者的粗糙對立關係中。高樓大廈象徵顯貴、城中村象徵貧窮，商人因資本積累而具有原罪，村民則天然具有道德上的純正性，被劃歸為弱者。居高臨下的知識分子沉湎於這套敘事框架，既沒有細緻研究城中村的歷史流變，也沒有對群體複雜性有充分認識。婁燁在電影中對於城中村村民、貪腐官員和企業家的描寫，都沿用了符號化的表述。這就使得《風雨雲》對現實的觸碰如隔靴搔癢。
除了劇本的邏輯在多處不甚合理之外，《風雨雲》的另一個明顯短板是電影對媒體語言的認識不足。影片中記者的出現、新聞報道的畫外音、紙媒、網媒的使用，為的是營造新聞媒體的在場感。但由於編劇和演員對於媒體語言的認識不足，讓這些場景嚴重失實。無論是新聞標題還是記者與官員的對話，無論是對企業家的報道還是對豔照門的用詞，都體現出劇組對於媒體操作的不瞭解，從而削弱了電影的真實性。
而如果跳出《風雨雲》本身，將其放入描述東亞階層暴力敘事的潮流中，可以看到《風雨雲》並非孤例。近幾年，反映階層撕裂、小人物被權力和資本損害的佳作頻出。《燃燒》《血觀音》《爆裂無聲》《小偷家族》都在此範疇內。在《燃燒》中，李滄東用焚燒塑料大棚的隱喻指出權貴者的冷漠，借熊熊烈火訴說一個遊民的憤怒。在東北電影和以及最近被熱議的東北作家群（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中，類似的底層暴力敘事也屢見不鮮。在這些故事中，底層維權無門，只能訴諸暴力。
除了暴力之外，流浪也是底層的一種求生方式。在王小帥的《地久天長》中，劉家夫婦在經歷計劃生育、意外喪子、下崗潮後，選擇南下福建，成為漂泊異鄉的流浪者。在齊溪主演的電影《下海》中，一個東北女人遠赴法國，通過出賣身體緩解經濟壓力。
作者指出，底層暴力敘事成為潮流並非偶然，它反映出在一個新舊變革的關口，創作者強烈感受到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以及過往團結敘事的失靈，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歲月靜好型敘事的厭棄。
而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狐度工作室”的文章《冼村啟示錄：種下風暴，收穫的是風》中，作者令狐卿回顧了圍繞《風雨雲》的原型廣州城中村的三種敘事模式——鄉愁敘事、抗爭敘事和黑金敘事的更迭與競爭。
最早時候，統領城中村的是外省知識分子居高臨下式的鄉愁敘事。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廣州發達的紙媒將城中村描述為階層盤桓以及部分人向上流動的“無主之地”。城中村在此時成為外地客鄉愁的存放之所。那個時候城中村的敘事在兩個方向展開：一是魚龍混雜的生活場景與底層景觀，二是作為階層流動的落腳點。作者認為，如今回看，這種敘事模式存在嚴重缺陷。在外省人主導的城中村敘事中，城中村村民反而被剝奪了話語權，變成了退隱的、沉默的存在。
後來城中村村民對於拆遷的奮力抵抗將輿論引向城中村裡的產權之爭以及對於釘子戶頑強抵抗的報道，這極大扭轉了此前外省人敘事對於城中村本身的忽視。到了2013年下半年，城中村迎來了鄉愁敘事、抗爭敘事之後的第三種敘事——反貪腐敘事。與其一體兩面的是黑金敘事，即城中村幕後掌控者的敘事。
2016年，楊箕村村民回遷，擺設1500桌流水席，上萬名村民慶祝拿到人均四套的回遷房，一夜之間平均身價超過一千萬。這種財富上的劇烈變動扭轉了以南方係為首的外鄉人和城中村村民在敘事上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同時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如果用弱者的抗爭這一敘事框架描述城中村村民，那麼究竟如何證明抗爭村民代表著社會正義？換言之，假設村民是為了抗爭村官的貪腐，在舊班子被一舉搗毀後，他們的抗爭又是為了什麼？當他們重新獲得談判籌碼，並且有望追求更高的拆遷利益，他們還是弱者嗎？
在文章最後，作者指出，不管是此前的外省人鄉愁敘事，還是後來的城中村抗爭敘事，都隨著城中村性質的變化而變得脆弱和難以自洽。“當我們驚覺，在財富所指代的階級天平上，過去我們給予同情的對象都成為‘領先者’，那我們藉以輸出此種同情的價值觀是不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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