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版本中，有一種版式狹小的圖書被稱為“巾箱本”，後來又有“袖珍本”之稱。瞿冕良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介紹說：巾箱是古代裝頭巾用的小箱子。凡書的版型特小，可裝在巾箱裡面（形容其小的程度），可稱為巾箱本。語見宋戴埴《鼠璞》。
袖珍本,小型書本。因版式較小，可藏於袖中，便於攜帶，故名，其實和巾箱本是一個類型的，不過名稱不同而已。清乾隆期間，武英殿雕印“經史”，當時清帝弘曆因見製版所剩的小塊木頭，為恐浪費，不令遺棄，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武英殿袖珍版書，即後來所稱的《古香齋十種》。正式題名為“袖珍”的，當始於此。
由此可知，古書中正式有“袖珍”之名始於清乾隆年間。但是，這個結論可能不準確，因為早在明正德年間，在福建建陽書坊中就已有了劉弘毅慎獨齋刻印的《袖珍四書》版行於世。
劉弘毅，建陽縣崇化書林（今建陽市書坊鄉）人。從明弘治戊午（1498）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48年間，他以“慎獨齋”、“慎獨精舍”、“書戶劉洪”、“木石山人”等名號刻書30多種。其刻本多為卷帙浩繁的鉅著。如刻於弘治十一年（1498）的《資治通鑑綱目》59卷、《續資治通鑑綱目》27卷；弘治十八年（1505）刻印《大明一統志》90卷；正德十一年（1516）刻印《十七史詳節》274卷；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1516-1519）刻印《文獻通考》348卷；正德三年（1508）到正德十三年（1518），刻印《群書考索》前、後、續、別四集共202卷，等等。
劉弘毅慎獨齋刻本的質量每為後人所稱道。清葉德輝說：“至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考》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元)大字巨冊，僅壯觀耳”；“劉洪慎獨齋刻書極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頗為藏書家所貴重。”（葉德輝《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版）。慎獨齋所刻之書，多密行細字，校勘精嚴，字體版式，頗類元刊，代表了明前期建陽書坊的一時風尚。
然而，劉弘毅刊刻的《袖珍四書》一向不為人所知，原因大概是其原本久佚之故。既然原本久佚，何以斷定他曾經刊刻此書？這就必須從一部日本和刻本說起。現存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日本寬文十二年（1672）刻本《袖珍四書》，是影刻明正德六年（1511）劉弘毅慎獨齋刻本。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和《論語集註》，下冊是《孟子集註》。《論語序說》後有“正德辛未慎獨齋刊”豎排雙行長方形牌記。卷末有刊記“寬文十二壬子年（1672，時為清康熙十一年）正月吉旦，二條通松屋町武村市兵衛刊行”兩行。卷前有木石山人劉弘毅《題袖珍四書前引》，全文如下：
論、孟、學、庸，孔門授受心法也。吾子朱子為之集註，厥功大矣至矣！宋端平間，詔令刻棗以傳，甚盛典也。嗣是以來，為師弟子者莫不資之以講習焉。或者厭其簡牘高大，難以隨身誦讀，其中扦格可勝言哉！因命友生鄧子英謄而小之，名曰《袖珍四書》，敬壽諸梓，用廣其傳，樂與同志者共，豈不韙歟。時皇明正德歲在戊辰孟夏吉旦木石山人書於慎獨齋。
在此引言中，劉氏對《袖珍四書》的付梓作了說明，是為了解決舊版《四書集註》“簡牘高大，難以隨身誦讀”的困難；並且留下此書的書工“鄧子英”的大名，他是劉氏的朋友，也是他的學生。
劉弘毅刻本《袖珍四書》將一向被誤認為古籍刻本“正式題名為‘袖珍’的”，從清乾隆年間的《古香齋袖珍十種》向前推進了至少兩百多年。此“袖珍四書”的內容，實際上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這就為朱子的這一部經典之作提供了歷史曾經有過的又一珍貴的版本。若無這部寬文十二年（1672）影刻的和刻本，劉弘毅曾刊刻此書的史實可能永遠湮沒而不被世人所知。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