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大加納利群島:三毛的異域與鄉愁

對於旅遊者來說,西班牙與西歐某些國家的“時差性”,反而賦予了它悠閒獨特的氣度。或許正是這種“時差”,使它有自己的光影和變形,同質性在這裡降臨得晚一些。大加納利群島與三毛留下的印記,倒也是與同質性的一種對抗。

行走大加納利群島:三毛的異域與鄉愁

拉帕爾馬島是典型的火山島,地理風貌極為豐富(雋大鵬 攝)

拉帕爾馬島:遠方、彼時

冬日的陽光,剛好爬過矮矮的牆頭,投射在靜謐的墓園裡。柔和淡然的大色塊帶來舒緩的氣息,天藍、牆白,幾無人語。從拉帕爾馬島上的聖克魯斯市政府公墓,望向蜿蜒下坡的街巷,的一溜兒民居延伸到海邊,現世歡騰;墓園仿若俗世的宗教場所,人一走進來,忍不住屏氣凝神,手腳輕放。

或許是因為海風,天空少見雲朵。據說不遠的街巷裡,住在樓上的一位具有女巫色彩的年長女性,曾經看到天黑的墓園裡,某處火光閃閃,似有人獨自哭泣。那是1979年的秋天,年輕的荷西逝去,葬在了這裡。三毛在書裡也曾寫到,她曾終日坐在荷西墓前,不覺時日過。年長女性忍不住走到三毛跟前,安慰她。後來三毛離開拉帕爾馬島,還曾經向這位女性寫來感謝的信件。這段淺淺的交往細節,並未寫進三毛的書裡。如今,近40年過去了,卻是由西班牙旅遊局局長、一臉大鬍子的安傑爾·薩恩茲帶我們到年長女子的樓下,講起這些細節,一把將人拉進當年的情境裡。

拉帕爾馬島是西班牙加納利群島的7個島嶼之一。加納利群島與馬德里的直線距離接近2000公里,距離非洲海岸最近卻只有115公里。如果不是因為三毛,大概不會有華人像被磁鐵吸住的細密磁砂一般,一點點地,從千里萬里之外趕過來。三毛、荷西與加納利群島的緣分,是這對小兩口1976年搬到主島大加納利居住,1979年又來到群島最西的拉帕爾馬住了半年,直至荷西意外去世。

三毛當年與荷西旅行來到拉帕爾馬時,她的第一印象,稱讚這座“美麗富裕的島嶼”,有著“一個個糖做的鄉下人,見到我們,像蜜似的化了開來”。或許因為主島大加納利處處是裸露的深色火山灰,仙人掌科的植物高大孤零,拉帕爾馬的氣質相比之下顯得熱情明朗。大海開闊,植物蔥蘢,房屋鮮豔,漫長的海岸線緊緊抱攏著立體多變的山勢。

從荷西的墓園,能望向遠處他曾經工作過的海港。如果去尋訪三毛與他曾租住過半年的Rocamar公寓,剛好要穿過首府聖克魯斯市最繁華的廣場與街巷。一如三毛在40年前看到的景象,凌霄花沿牆攀爬。海邊的民居有著鮮明的殖民色彩,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的風格都有體現,鮮花盛開的木質陽臺,一家家商鋪等著豪華遊輪停靠帶來的遊客。

行走大加納利群島:三毛的異域與鄉愁

荷西葬在了拉帕爾馬島,他的墓地成為讀者尋訪“三毛之路”的一部分(韓博 攝)

1979年3月,隨著荷西來到拉帕爾馬島的三毛,已經在臺灣出版了暢銷書《撒哈拉的故事》與《哭泣的駱駝》。一個華人女子“流浪”撒哈拉的異域故事,在那個相對封閉的年代,對無法親自出去“流浪”的人,尤其有吸引力。在三毛溫情的筆調下,她像一座荒漠中的情感發射器,將一個女子纖細的悲喜、善意之下看到的周遭人物命運、對小家庭的經營、婆媳關係中的機巧,一一展現出來。荷西意外去世,三毛筆下失去愛人的痛苦,與父母互相心疼卻又難以開口表達的隔閡,就像一出悲情連續劇。

三毛天性敏感糾結,於一個寫作者是禮物。可是對需要處理好各種社會關係的東方人來說,卻是挫折。與荷西在加納利島上放逐天涯般的生活,三毛褪去了故鄉強加於人的各種現實纏繞,顯得輕鬆簡單。

而“鄉愁”二字,始終是三毛抒發情感的底色,就連荷西后來躺下的墓園,三毛也用了“鄉愁”來形容她的感受:“那片墓園曾經是荷西與我常常經過的地方……不知為什麼,總也不厭地悵望著那一片被圍起來的寂寂的土地,好似鄉愁般地依戀著它。”

荒漠他鄉與臺灣小島,在地理上構成了足夠距離的遙望,在心理上也成為三毛理想中重塑的自我。它是三毛對青少年時期不被外界接納的自我,一種勝利又慶幸的反叛。年少的人,總覺得走得越遠才越好。

拉帕爾馬這座大西洋上別緻緊湊的火山島,從海平面一直到2426米的高峰,相較於馬爾代夫那樣一致而平面的景色,立體豐富。並不鹹腥的海風、壯麗多變的自然風景與層層疊疊的人文特色,帶給人慢慢探索的趣味和驚喜。這裡是個想讓人住上一段時間的地方。

而三毛的鄉愁,牽起的是那個時期臺灣人的一種集體情感。1974年餘光中收入詩集的《鄉愁》,寫下“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在咖啡館駐唱的胡德夫,也是吟唱鄉愁。他後來回憶說,像很多其他臺灣人一樣,自己上一輩的親人很多是老兵,“他們站在海邊往對岸看的樣子,我很小就看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詩壇裡最有力量的詩社,基本由大陸渡海去臺的文化人組成。儘管他們的文學主張不盡相同,但都對“鄉愁”反覆吟詠。

這種鄉愁,也有特殊年代臺灣人對於自我身份的迷茫,這是對“我是誰?”“故鄉在哪裡?”“我要流浪多久?”的不斷追問。此外,遍佈世界的海外華人,也是一個巨大的鄉愁消費群體。大陸地區在上世紀70年代末經濟快速啟動後,人們開始了大規模的離鄉遷徙,故鄉也變得總是在回望中。鄧麗君的流行歌曲、金庸的武俠小說與三毛的流浪中的文學一起,是大陸封閉多年之後啟蒙性的通俗文化代表。

行走大加納利群島:三毛的異域與鄉愁

加納利群島是歐洲人的度假勝地,這裡的海水比同緯度的海水更清涼(視覺中國供圖)

詩人洛夫將鄉愁分為大鄉愁和小鄉愁,小鄉愁是個人心緒,大鄉愁是家國情結,華人群體心中永遠都無法捨棄“文化鄉愁”。在這樣一種情感需求中,三毛與她的撒哈拉,她的加納利群島,成為一種與人心意相通的“小鄉愁”,是勾起很多人遐思的遠方與彼時。

荷西的墳冢孤零零地留在了拉帕爾馬島,由於長期沒有親人看護,三毛的讀者偶爾前往拉帕爾馬的墓地找尋時,曾失望而歸。持續不斷前來的華人,最終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注意,荷西與三毛的故事,從西班牙人的角度被髮掘出來。我見到的是2014年修葺一新的白色墳冢,設計者特意在旁邊修建了一彎小水池,鋪上海里的鵝卵石,旁邊豎起一塊鑲嵌著臺灣島形狀的深藍色玻璃。每到三毛去世的1月,太陽光剛好將“臺灣島”的形狀投射到水池上,水流再流向荷西的遺體安放處。兩人的照片放在一個玻璃小龕裡,世界各地的讀者來到這裡,在本上或白色石頭上寫下留言,放進小龕。

三毛作為曾經的未亡人,變成了墳墓中的陪伴者。或許是為了與大他8歲的三毛更般配,荷西總是留著滿臉濃密的鬍鬚,實際上他去世時僅僅28歲。不免讓人想到三毛作家身份的獨特之處,使她成為兩人生活的唯一敘述者。那個“沉默”的西班牙年輕人,如果這段感情由他來講述,打上他個人視角和烙印的故事,又會是怎樣的一種表達?

我們在拉帕爾馬的幾日,天空晴朗,但絲毫不燥熱。地理風貌的豐富性,是大西洋上這些火山島的特點。穿越島上的國家公園時,隨著海拔急速上升,在短時間內會感受到氣溫與樹種的明顯變化。車圍著大山環繞,氣溫陡降,當雲層到了腳下,壯麗的山勢上一架架銀白色的球體發著寒光。拉帕爾馬島有著常年黑暗而清朗的夜空,這裡是全世界排名前三的觀星勝地。我們看到的球體,是山頂的穆查丘斯克羅天文臺配備的世界級的天文望遠鏡設備,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大加納利望遠鏡也在其間。

參觀完天文臺再往高處爬,便是島上海拔最高的少年峰,大風與寒意,讓人懷念剛才海邊的溫暖。待到從少年峰坐車一路蜿蜒向下,一個多小時,又來到了島上原生的火山黑沙海灘邊。寒冷與對星空的仰望,與溫暖喧囂的天體海灘,就這樣瞬間穿越。

加納利的海灣洋流自北向南,這裡的大西洋海水比同樣亞熱帶緯度下的海水更清涼,更呈深藍色。這裡的海也特別深,有些海島水深達到3000米。1979年9月30日的那個休息日,如果島上北部的洋流並不兇猛,如果荷西不是太過自信自己的潛水技術,而是戴著裝備平安地捕魚歸來,三毛文字中構建的這段著名的愛情故事,不知又會是怎樣的走向?

行走大加納利群島:三毛的異域與鄉愁

馬德里市中心的El Rastro跳蚤市場,到了週末十分熱鬧(雋大鵬攝)

大加納利:與東方人的情感聯繫

年輕時讀三毛,看到的滿是浪漫。現在作為中年人重讀三毛,竟然發覺滿紙焦慮:婆家對婚事不贊同,因此三毛結婚幾年後去見婆婆如臨戰役;撒哈拉局勢不穩,荷西處在掙錢養家和保證安全的兩難中;荷西從混亂局勢中成功撤退,三毛又為捉襟見肘的經濟而著急,始終覺得婆家人對自己這對小夫妻不夠體貼。人間的煙火氣,誰也免不了。

荷西去世後,三毛曾受《聯合報》資助,隨一位美國攝影師前往南美遊歷,這位攝影師對三毛的評價是:“她個性很強,但身體很弱,給自己和別人都增添了很多壓力。她聰明、敏感、咄咄逼人,像個嚴厲的老師,但總也不想下課。”

在到達拉帕爾馬島的前一日,我們在加納利群島的主島上,剛剛探訪過三毛的故居。主島大加納利的面積為1500多平方公里,彙集了加納利群島的大部分景色,從南部半沙漠地帶到西部的壯麗峽谷、松樹林與火山巨石。看大加納利島的第一眼,我詫異於這個地方淡漠的特質,完全沒有一般度假地的討好性。裸露的大片火山岩,深邃高聳的懸崖,形態各異的高大仙人掌,以及海邊貨真價實的沙漠。開車每往前走上一段,土地就會呈現不同的顏色,深紅、黃、綠色、棕色或烏黑。只有主島的南部海岸地區變成了鴿子籠似的一排排度假房陽臺,島上其他大部分地方,有一種不在乎的氣質。

三毛並不喜歡都市的熱鬧,即使是在大加納利島這樣的地方,她沒有選擇首府居住,而是住到了一個叫做泰爾德(Telde)市的區域內。市中心聖弗朗西斯科社區意外的美麗,一排排曲折的白色矮房子,鵝卵石鋪就的步道兩邊是古羅馬風格的拱牆,高處看這段凹下去的路好像一座吊橋。高聳的棕櫚樹下,種植園裡種著柑橘、枇杷、檸檬和仙人掌。

有著650年曆史,在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泰爾德是島上的多個獨立王國之一。古老的市中心地區坐落著藝術博物館、聖璜大教堂、修道院,融合了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三毛與荷西的家離泰爾德市中心尚有距離,他們住在海邊的街區,一套簡樸的房子裡。三毛的筆下,這個家溫情動人:“我們現在的家,坐落在一個斜斜山坡的頂上。廚房的後窗根本是一幅畫框,微風吹拂著美麗的山谷,落日在海水上緩緩轉紅,遠方低低的天邊,第一顆星總像是大海里升上來的,更奇怪的是,牆下的金銀花,一定要開始黃昏了,才發出淡淡的沁香來。”

來尋三毛的讀者,都希望找到住在旁邊的那個“甘蒂”。甘蒂是三毛當年的西班牙鄰居,這些年一直未變居所,她與三毛同歲。

如今的甘蒂,是個七十出頭、風度不錯的老太太。我們見到她時,她穿著黃色的連衣裙,短髮顯得精神利索,在西班牙人當中算是性情沉穩的。很難想象,老年的三毛會是什麼模樣。甘蒂的房子原本與三毛家一樣,也是隻有一層,隨著她生兒育女,又有了孫子,房子加蓋了第二層。甘蒂的小院充滿平常人家的生活氣息,白牆上幾片童趣的彩色瓷磚,院子裡有著彩色塑膠搭建的給孫兒的遊樂園。三毛對甘蒂來說,是40多年前的存在,與她的青春並行。如今她們卻似乎成了兩代人,三毛與荷西就像兩個永遠的年輕人,凍在了上世紀70年代的語境裡,不會老去。

看著甘蒂被記者、探訪者團團圍住,一次次回答同樣的問題,這個場景似乎有了某種隱喻:甘蒂成了三毛的一個鏡像,一個她永遠無法或也不渴望實現的另一種人生。平淡的長久,激烈的易逝。易逝者成為傳奇,卻由這位短暫交往的朋友來不斷講述、回味。

這樣的旅行,頭一天在大加納利島見三毛與荷西的生,第二日在拉帕爾馬島墓園見他們的終去,讓人想到我們在拉帕爾馬島上走過一段長長的沿海步道,鳥語花香之境,一邊是壯闊的大西洋,一邊是香蕉園、彩色民居、院子裡開放的鞦韆,步道的盡頭,突然毫無徵兆地出現兩個大大的地標,箭頭往右指向市鎮,箭頭往左指向墓園,生與死的距離,際遇的分叉,不過如此。

這也格外讓人感懷文字的獨特,生命瞬間的感受,被三毛凝固成了超越時間的情感通道,引得讀者隔了時光,還來看心中那位年輕的女子。三毛之路成為今天加納利群島與中國人建立情感的一種方式。

主島首府拉斯帕爾馬斯的貝格塔(Vegueta)是一片老城區,它把留在島上的歷史片段,拽入大歷史中。哥倫布之家博物館展示了哥倫布發現美洲的過程中,曾把這裡當作重要中轉站的歷史。這裡地處大西洋海運線上的重要十字路口,是非洲、歐洲、美洲間來往輪船的重要燃料供應站。哥倫布發現美洲,也一舉使得西班牙躍升為當時的世界列強之一。西班牙通過四方征戰和政治聯姻開拓疆土,直到他們得以統治自羅馬以來疆域最為遼闊的帝國。

華燈初上,雲彩在光亮消逝前,陰影與光的比照尤其讓天空層次斑斕。街區那些頂著雲彩氣勢磅礴的大教堂、市政廳,好似被放置到了舞臺上,而四周人聲隱遁的一處處堅硬老宅子,體現出嚴肅的歷史古舊感,讓我這樣帶著現代軀殼的遊客不由心生懼意。

行走大加納利群島:三毛的異域與鄉愁

弗朗明戈的感染力十足(雋大鵬攝)

馬德里:它的光影與變形

詩人奧登形容西班牙幾乎就是一座島嶼——一片被草草焊接到歐洲形體上的碎片。這裡頭藏著西歐國家的優越感,他們認為當哥特式建築風靡法國時,西班牙仍然執著於羅馬式;當別人集體進入文藝復興時,它還在鍾情於哥特;在中世紀價值觀被別人鄙夷時,它仍敝帚自珍。“西班牙與西歐其他國家,一直有一種‘時差’存在。”

對於旅遊者來說,西班牙與西歐某些國家的“時差性”,反而賦予了它悠閒獨特的氣度。首都馬德里正是一種國際化與西班牙本地性的奇妙結合。市中心有“馬德里金三角”之稱的普拉多博物館、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和提森·波涅米薩博物館,是文化藝術密度極高的區域。建於18世紀的普拉多博物館,以收藏西班牙15~19世紀繪畫作品的全面和權威而聞名。畫家戈雅的藏品極為豐富,他晚年一系列的黑色繪畫,將內心恐怖畸形的幻象狂洩出來,成為普拉多博物館的亮點之一。在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能看到畢加索的《格爾尼卡》以及達利的作品。馬德里市中心的文學街區,正好介於太陽門—格蘭大道和藝術大道兩大遊覽區之間。這裡曾是西班牙黃金世紀多位著名文人的居住地,包括塞萬提斯、洛佩德維加、克維多、貢戈拉等。

西班牙藝術層層疊疊的豐富性,與它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豐富性互相映照。在馬德里能吃到西班牙各地正宗的食物,它成為各種當地性的大彙集:燉肉湯、瓦倫西亞海鮮飯、頂級的伊比利亞5J火腿,等等。而從來不以嚴謹著稱的西班牙人,在對待自己的“國寶”火腿方面,倒是體現出了相當嚴格認真的等級標準,比如這種黑豬飼養的最後一個階段,豬經過食用橡木子增重達到原來體重50%以上。

感受“西班牙性”,弗拉明戈提供了一種當地化的消遣。這種現場藝術,悲愴和激情混雜。吉卜賽人對流離失所的哀怨傷痛,對生命無常的清醒認識,實際上是人類共同的微妙心理。西班牙人有自己面對無常的方式。墨西哥作家阿爾豐索·雷耶斯在《馬德里畫稿》一書裡,描述了他在100年前看到的景象:

“馬德里阿爾卡拉大街上,常有送葬的隊伍出現,好像是去看鬥牛,其實是前往墓地。有人徒步,有人乘車。人們望著隊伍走過,不悲痛,不恐懼;脫帽致敬,親切地欣賞著靈柩,好像聽到了可以反映他純潔內心片段的祈禱聲:‘走好!’

送葬的隊伍走到了墓地。隊伍返程的時候,在商業街停下來。送葬的人高興起來了,有人彈起了吉他。這是一場靜悄悄的狂歡,是送葬後的狂歡,頗有特色:總有人陪同死人前進,總有人抱著吉他返回。”

我觀看弗拉明戈時,語言的不通,倒是讓人超脫於具體內容,只感受情感上的原始性。誕生於小酒館、粗聲粗氣的弗拉明戈,會讓房間裡很快就喧囂一片——掌聲排山倒海、響指陣陣,狂野的大笑尖叫和跺腳,人們說起互相取樂的俏皮話。

研究西班牙小說的專家弗拉西斯科·阿·德·伊卡薩曾說:把死亡和歡笑聯繫起來的,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蔑視痛苦,蔑視忙忙碌碌的生活。想起年輕荷西去世對三毛的打擊,那些與三毛一樣經歷過失去親人痛苦的人們,又該怎樣在超脫中接受生命無常。蔑視痛苦的生活藝術,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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