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更加需要傾聽思想的聲音。浙江大學頭條號特別開闢【啟真新論】 板塊，收錄浙江大學各領域專家學者獨家觀點。本期，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洪宇《透過兩會看“數字中國”：凝聚高質量發展共識》一文。觀點的碰撞，智慧的交鋒，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2018-2019年是不平凡的年度，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也因此格外令人關注。眾所周知，2018年是貫徹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而剛剛開局的2019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0週年，從中美貿易拉鋸戰來看，作為中美建交40週年的2019年也將拉開"新大國時代"帷幕。可以說，中國發展已到了新的歷史節點。中國的發展轉型向何處去？崛起的中國和世界向何處去？今年兩會的召開正是歷史和未來的交匯點。在這個轉折檔口，以信息傳播技術為手段，以"數字中國"建設為依託的改革創新是重塑中國經濟內在結構和調整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驅動力。
數字中國表達著黨和政府與中國人民駕馭全球技術經濟規訓力量的意願和能力，是面向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採取的博弈融合的馬拉松式工程。在後冷戰時期，以美國政治經濟力量為主導的全球數字資本主義狂飆突進，拓展了國際科技巨頭所掌控的跨國產業鏈的空間佈局，極大提升全球生產能力和效率，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全球勞動力城鎮化和商品化進程，為大量人口帶去技術創新體驗和融入現代生產與消費的機遇。然而，這是一個充滿速度和矛盾的歷史進程。其根源上的資本主義邏輯與包括國別、階級、族群、宗教、性別在內的多維度權力關係彼此交織，在全球各地間及其內部強化畸形發展。貧富差距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認同危機、公平正義理念缺位成為聯結全球發展多樣性表象下的共性，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就是系統性矛盾、衝突和危機的一次大規模內爆，其影響力堪稱1929年引發的西方經濟大蕭條。
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以務實姿態有選擇、有步驟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但其過程也產生諸多中國改革者並未預料到的權力轉移和社會矛盾。中國的數字經濟濃縮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屬性，反映並作用於社會轉型的特徵與走向。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打破了中國融入世界的既定方向和路徑，暴露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於投資和出口的畸形依賴，以及這種模式抑制國內社會收入和削弱人民獲得感的不良後果。在此後漫長的"後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政治經歷鉅變，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陷入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持久性風險中。與此同時，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數字化過程作為一個全球經濟增長極，仍然以無處不在的蔓延性，加速滲透並改造著各行各業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繼續擴大著數字資本主義所誘發的機遇和矛盾。這一系列的國內外形勢成為我國政府和人民深化改革的動因和載體。
危機爆發之後，中國國家立即採取行動，抵禦出口下行壓力，帶動有效投資，促進國內消費。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衰退反擊戰很大程度依靠廣義上的信息傳播領域，即包含網絡運營、設備製造、內容生產、應用開發在內的產業與事業板塊。譬如，在支持各省最低工資標準持續上漲同時，政府積極推進大型電子加工企業西遷；明確電信運營商的央企定位, 引導它們加快建設全國性的數字基礎設施，鼓勵其支持下一代民族通信技術；在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同時，重振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回應新時期人民的文化需求和表達需求。
在十八大之後，黨和政府進一步從全方位引領價值排序，凝聚高質量發展共識，並在全球融合的框架下推動制度資源和社會關係的改革與調適，以期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於此同時，由於以互聯網為龍頭的數字技術的泛化發展，信息傳播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過程中的資源型要素，催生"泛傳播時代"的到來。由此，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傳播領域必然成為深化改革的主戰場和主陣地。可以說，以"數字中國"為框架，建構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成為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發展新理念、新動能、新優勢的戰略方式和重要場景。
從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委員提案中，我們看到幾個重點：第一，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大邏輯；第二，堅持創新發展和壯大新動能的重要部署； 第三，積極培育強大國內市場的邏輯；第四，貫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值得我們警醒的是，在現實環境中，這些目標的實現往往是相互矛盾的，這在數字中國建設過程中也不例外。在日趨複雜的全球競爭環境中，數字中國的建設者既有海外上市的非公互聯網巨頭，也有參與全球化進程又承擔國家公共職責的國有企業，還有大量中小微網商網店；既有依賴海外市場的民族技術企業，又有商業命運依靠中國的跨國巨頭；既有在交通、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推動平臺化、市場化的技術理性力量，更有千差萬別的中國社會對於保障民生的實際需求；既有渴求發展權和就業權的各行各業的城鄉勞動者，也有對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隱私權有所期許的廣大信息生產-消費主體。如此複雜的權力格局指向一個觀念和力量的偉大斗爭，是考驗黨和政府的戰略性工程，也必將呼喚和激發社會創造力。
總而言之，透過兩會看"數字中國"，我們發現信息傳播正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泛化影響佔據時代潮頭。當代的信息傳播是生產資料、基礎設施、技術前沿和產業基礎，也是協商價值排序、凝聚社會共識、改造社會關係的載體與中介，還是國際競爭、大國外交、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維度。站在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發展視角，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是一個傳播和傳播研究的黃金時代。面向未來，我們應當以傳播發展和治理全方位服務於在全球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為導向，直面危機與風險，探索泛傳播時代的中國命題，回應中國建構全球數字未來的理論與實踐關切。
本文作者：洪宇，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公共外交與戰略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網絡治理與中國互聯網全球化協同研究》（18AXW00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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