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DIJI

公元1127年，當金兵的鐵騎攻破了汴京城之後，正式宣告了建國167年北宋的滅亡。在很多人看來，北宋的滅亡是由金國的進攻直接導致的。誠然這是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造成北宋亡國的深層次原因，更多的還是來自於北宋自身。

北宋之亡，亡於腐敗

造成北宋滅亡的自身原因有很多，諸如重文輕武、積貧積弱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貪腐。軍政貪腐是當時北宋不堪一擊的根本原因，雖然宋軍跟金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這樣的差距並不是因為裝備、數量造成的，而是在於軍隊的素質與管理。當時的宋軍士兵員額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軍事訓練極不正常，將領貪財贖貨、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剋扣軍晌。

在這種情況下，宋徽宗還將軍隊交給了根本就不懂軍事、只知討好皇上的宦官童貫、高俅等人。根據《靖康要錄》記載：“自恃暱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以致‘全廢教閱’，‘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在童貫、高俅等人的帶領之下，北宋軍隊的戰鬥力迅速下降。以至於後來面對金兵是不堪一擊。

除了軍政腐敗之外，朝堂之上的腐敗也是宋徽宗時代的一大問題。昏庸的宋徽宗在其在位時期，不僅重用了“六賊”，還好大喜功，沉迷女色，揮金如土，大肆修建。上樑不正下樑歪，在昏庸的宋徽宗的帶領之下，所謂的“六賊”也援引親故，廣結黨羽，賣官賣爵，貪汙成風，既相互勾結，又針鋒相對。“六賊”為了鞏固自身地位，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於民不聊生。

到了宋徽宗執政晚期，宋徽宗本人才意識到整個國家的腐敗之風已經給全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據《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載：“‘言路塞蔽，導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志。’‘賦致，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這是宋徽宗退位之時，發佈的《罪己詔》裡面的一段記載，從這段記載當中，可以得知晚年的宋徽宗也意識到了正是由於自己的貪圖享樂、放縱下屬，才會造成北宋的腐敗、衰亡。

腐敗之興，興於變法

無論是宋徽宗，還是“六賊”，他們都是宋神宗跟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同時“六賊”的崛起，也歸功於他們變法派的身份。明朝時期知名學者商輅在其編撰的《續通鑑綱目》裡面提出了：“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於徽宗、蔡京之下”。

這樣的觀點在兩宋宋時期更加普遍，宋徽宗時期的著名理學家楊時認為造成北宋貪汙腐敗的根源在於王安石。在他看來：“蔡京以紹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南宋初年中興名臣南宋趙鼎也曾說過：“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禍。”宋高宗趙構同樣也認為：“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

如此眾多的學者，名臣將北宋腐敗、滅亡的根源指向王安石，其實是不無道理的。除了因為蔡京等人變法派的身份以外，更多的還在於，造成北宋貪汙腐敗風氣的恰恰是王安石的變法。

王安石心憂大宋江山，推行的一系列富國強兵的變法改革本沒有錯。錯就錯在，王安石變法的部分措施，以及變法時下層官員推行變法措施時的“扭曲”。

比如在王安石變法措施當中，比較出名的“青苗法”。“青苗法”的初衷是在災荒之年，由政府出面給農民低息貸款，讓農民安穩地度過災荒之年。這樣就避免了之前老百姓在災荒之年向地主借高利貸，避免老百姓家破人亡。但是在實際的推行當中，卻變成了官員賺取暴利的工具。

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今出錢貨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道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 家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本來是幫助老百姓度過災荒之年的政策，卻在實際的推行當中，變成了強制推行。每一個縣府每一年都要有貸款任務金額，如果將錢借給貧農，最後就達不到考核標準。於是底層官員便強迫那些中農、富農來貸款，本不需要貸款的中農、富農最終因為貸款而家道中落。然而這些貸款產生的利息最終卻都流到了那些官員的口袋當中。

這樣被扭曲的變法措施還有很多，而這些扭曲的變法措施則成為了官員們橫徵暴斂的工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北宋的貪汙腐敗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麼說，北宋之亡，亡於腐敗；腐敗之興，興於變法。

煮酒君

王安石變法與北宋滅亡有沒有關係呢？有一定的關係。不是變法本身導致北宋滅亡，而是由變法而衍生出的黨爭，是北宋衰亡的原因之一。

黨爭的大體過程是這樣的：

其一，熙寧變法時代：宋神宗在位時，新黨得勢，保守派領袖司馬光被掃地出門，到洛陽當個西京留守。

其二，元佑更化：神宗死後，高太后聽政，重新任用司馬光。司馬光上臺後，全面廢除新法。新法人物紛紛失勢，而擁護舊法的人物捲土重來，這就是所謂的“元佑更化”。

其三，紹聖紹述：高太后死後，宋哲宗親政，年號由“元祐”改為“紹聖”。紹就是繼承，“聖”指神宗皇帝。宋哲宗決心推翻舊法，把神宗變法發揚光大。新黨迎來政治的第二春，舊黨紛紛被踢出中央。大宋的政治又為之一變，從“元祐更化”變成為“紹聖紹述”。

其四，新舊兩黨的平衡期：宋哲宗死後，向太后聽政。向太后在政治相對溫和，起用一部分舊黨，留用一部分新黨。舊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恢復名譽，範純仁、程頤、蘇軾等復官或結束流放。曾經迫害舊黨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罷黜，相對溫和的曾布則得以留用。

其五，崇寧新法：宋徽宗親政，改年號為“崇寧”，意為推崇熙寧變法。新黨再度得勢，蔡京一手遮天，對舊黨打擊報復，羅列奸黨名錄，刻石於端禮門，稱為“元祐黨人碑”。

後來，由於所謂天象異變，宋徽宗又廢新法。到這個時候，什麼新法舊法，其實基本上是權力鬥爭。蔡京這個“偽”新法領袖也成為北宋一大奸臣，披著新法的外衣，實則為自己謀私。在新舊黨爭中，舊黨是比較文明，比較君子的；新黨則手段比較惡劣，投機分子比較多。故而後世有人把北宋之亡歸因於新黨，譬如蔡京就要負很大責任。新黨在後期的表現，絕非出自王安石的初衷，也非他所能預料。

君山話史

北宋滅亡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導致的嗎？

在歷史中，無數人將北宋的滅亡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認為就是因為他的變法，最終才導致社會混亂，繼而影響了朝綱，影響了百姓的生活。這樣的說法究竟是否是真的？

在小編看來，這根本就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實際上在當時王安石推行的變法，主要的目的是達到富國，同時強兵的效果，他希望通過變法來擺脫北宋的貧困現狀。而且事實上，王安石利用了國家的權利，大力扶持農業，發展工商業，百姓的生活的確是有改善。同時，他還進行了軍隊的改革，使得北宋的軍事力量也大大提升。

王安石在執掌朝政的期間，新修了不少的水利工程，甚至數百年後，百姓們都被他這一舉動所庇護住了。在當時他還發布了募役法，以此來減輕百姓的負擔，使得他們少交納了很多助役錢。可以這樣說，王安石的變法是成功的，他將北宋的綜合國力都大大的提升了，這一點就連史書也不敢隨意否認。

在他掌政的期間，就連吐蕃，少數民族等反動勢力，對於北宋也不敢隨意挑戰。因為王安石在軍事上還是投入了大量心血的，他讓北宋的兵力開始不斷增強，甚至之後和西夏作戰也取得了巨大戰果。如若當初北宋不被滅，那麼西夏就總有一天會被他們滅掉。

歷史中之所以會有人說是王安石的新變法才致使了北宋滅亡，這是因為後面蔡京等人上臺之後，啟用了他的這套變法。可他主要是出於私心，希望為自己謀利，而不是為天下考慮。之後他們就將這個鍋甩到了王安石的身上，所以若真的論起來，使得北宋滅亡的人應該是蔡京等人才對。

漠外孤舟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先上結論：我是不贊同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放在王安石的頭上的。

嚴格來說，宋神宗的去世就標誌著王安石變法的結束。而在此之後，北宋還堅持了四十多年，中間經歷了無數次的折騰，才導致國力空虛，被金人趁虛而入而亡國。如果把這一切的責任都放在王安石的頭上，未免對拗相公太不公平。

先說下在宋神宗死後到北宋亡國，中間經歷了幾次折騰。

1）宋神宗死後，宋哲宗即位，大權卻掌握在奶奶高太后的手上。高太后反對變法，於是起用了司馬光這些舊黨（反對變法集團），史稱元祐更化。舊黨得勢，自然對新黨（支持變法集團）開始反攻倒算。

2）後來，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宋哲宗跟父親宋神宗一樣，支持變法，於是起用新黨。新黨得勢，又開始清算舊黨。

3）宋哲宗去世，弟弟宋徽宗趙佶即位，趙佶即位之初，本來是想在新舊兩黨之間不偏不倚的，這從他第一個年號“建中靖國”就能看出來。可惜好久不長，第二年他就改元崇寧了。所謂崇寧，也就是崇尚熙寧，而熙寧正是王安石開始變法時宋神宗的年號。

但是，宋徽宗時期的新法，和宋神宗時期的新法已經沒什麼關係了。那只是蔡京扯著新法的虎皮做大旗方便他胡作非為罷了。

在靖康之變的前夕，還有人指出：

可見當時就有明白人指出蔡京的新法和王安石的新法絕不是一回事兒。

一個國家在短短的四十來年時間，經過這麼多次的大折騰，對國家的損害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徽宗蔡京那一般昏君奸臣，想不亡也難。不去怪宋徽宗蔡京這些人，反而去怪王安石這等耿耿為國的良臣，未免太有失偏頗了。

當然，國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次的折騰，個人覺得和王安石變法還是有點關係的。正是因為變法，把朝廷中人分成了鮮明的新舊兩派，黨同伐異愈來愈烈，政治精英們都把精力拿來內訌了，又哪兒有心思治理好這個國家呢？

扶搖郡主

有人經常發出這樣的疑問，北宋滅亡是王安石變法導致的嗎？其實，北宋的滅亡非但與王安石變法沒有絲毫關係，反而是王安石的變法，延續了宋朝的壽命，使宋朝在那些昏官庸帝的統治下，沒有因為積貧積弱而更快更早地滅亡。

一、先說說王安石變法。宋朝發展到宋神宗在位前期，朝廷機構雍仲、財政薄弱、開支龐大、邊事緊張，官僚大地主大肆兼併土地，減少了稅收，阻礙了生產，可謂積弊叢生。熙寧元年（1068年），繼位不到一年的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問他：“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說：“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又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回答說：“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於是，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重用以王安石為副宰相，要求他全力推行新法。因變法在熙寧年間開始，故又稱“熙寧變法”。“熙寧變法”包括理財和整軍方面的變法兩方面。理財當然是想增加財政收入，包括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等等；軍事方面主要是增加武備，加強軍力，包括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增設軍器監等等。總的看來，變法具有明顯的進步作用，比如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是打擊地主富商囤積居奇，盤剝百姓，並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稅法、免疫法則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權，減輕農民的負擔。農田水利法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保甲法等則加強了軍事力量，鞏固了邊防。

二、變法的成效。從新法的推行到最後廢除，期間新法推行了十五年。通過十五年的變法，北宋“富國強兵”的效果非常顯著。一是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新法的實施，政府財政收入項目增多，收入成倍增長，據統計，宋神宗時期的國庫積蓄可為朝廷提供二十年財政支出，一舉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二是百姓負擔減輕。新法抑制了豪強的土地兼併，減少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人民負擔得到減輕。三是新法推動了農田水利建設，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四是新法在加強軍備、訓練士卒、加強邊防等許多方面都有全面加強，對減少政府的軍費開支、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方面，都有明顯的成效，改變了積弱的狀況。當然，由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新法在推行的過程中被偷工減料和發生偏差，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青苗法”，在執行中便嚴重走樣，一定程度了損害了百姓利益。但，這只是局部現象，並未從根本影響新法的效果。

三、王安石的為人。還有人說王安石是小人，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王安石真的是小人嗎？不是，用黃庭堅的評價可以證明。黃庭堅是反對變法的，而且因反對變法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被貶至蠻荒之地，但他在《跋王荊公禪簡》對王安石的評價是：“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一個政見相反的人給予的評價，應該是相當中肯的，所以，王安石是君子而非小人。那麼，王安石頭為什麼又成了許多人眼裡的小人了呢？這是因為王安石變法講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有悖綱常倫理祖宗的話語，自貼“小人”的標籤。還因為變法觸犯了許多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比如改革差役法，讓許多享受特權的人或家族要從不服役到要服役，被人怨恨。所以，很多人不好攻擊朝政，因為那是皇帝宋神宗牽頭定的，轉而對王安石個人進行攻擊，甚至寫書傳段子，在王安石身上貼上了許多神怪標籤，王安石的小人，就這樣煉成了。

四、北宋滅亡的原因。北宋的滅亡，主要原因：一是外交政策的多變。北宋的外交政策，時有變化，特別是與西夏、遼國和後來的金國，與這三個外族政權，北宋始終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外交政策，在屢變中處處被動，最後甚至因此而引狼入室，自取滅亡。二是地方弱化。北宋的軍事政策，就是強中央、弱地方，致使地方上在財力上薄弱、在軍力上軟弱、在聯動上鬆散，最後外族入侵，所有州府幾乎是勢如破竹，不能有效阻擊外敵，首都一破，轉瞬就席捲全國。三是軍事僵化。北宋以樞密院和三衙統兵，將兵權一分為三，樞密院有權調兵，卻不管軍隊，三衙管軍隊，卻無權調兵。遇到戰事，由中央任命將領領兵出征，而前線的行軍佈陣，又要向樞密院和皇帝報告，這樣常常造成戰機貽誤，有時即便是數萬、十數萬軍隊的大規模戰爭，也經常被一擊即潰。而且，北宋騎兵也懦弱，而遼、金、西夏幾乎都是馬背上的民簇，經常落敗，也是必然的。

所以，北宋的滅亡，不但與王安石變法毫無關係，甚至如果不是王安石變法積累了那麼多的財富和那麼強的軍力，北宋說不定還撐不到十二世紀二十年代呢！

帝國的臉譜

這是亂安罪名了。

王安石做了什麼會讓人覺得是他導致了北宋的滅亡？他變法了。變法，這個詞放在古代可是讓人談之色變的，原因是變法意味著要動已經固化的既得利益階層盤子裡的蛋糕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變法是商鞅變法，商鞅變法雖然取得了成效並讓秦國得以壯大起來，可是商鞅卻被扯裂了，成了堵住利益階洩恨的犧牲品。同理，在北宋主持熙寧變法的王安石也不得不揹負罪名了。

王安石是個激進派，他的改革方案也很激進，並不是說他的方案是錯誤的，而是他沒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形勢制宜。穩重有效的做法應該是緩緩圖之，當然更重要的是，應該制定可行性的總方針，然後再依據各地不同的情況去制定具體的執行方案，王安石這個“拗相公”的脾氣可等不了，將總方針定為標準，所有地方皆按這個標準行事，那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王安石的變法方案看似是正確的，當然總方向肯定是正確的，可是細究起來卻是矛盾重重的。比如青苗法，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執行過程卻問題多多，官員為了政績強逼百姓借貸，最後百姓無法償還貸款，青苗法在許多地方起到了反作用。再比如免役法，本意是想讓百姓能夠通過給錢從差役裡脫離出來，然後去從事生產，可是卻忽視了他們的經濟能力，結果有錢人的差役統統轉嫁給了百姓。

王安石比起商鞅，他是幸運的，因為變法沒有成功，他的變法也不可能成功，否則不僅他會成為變法的祭品，更會真的加速北宋的滅亡。雖然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可是這場短命的變法卻有遺產留下來，國家的收入確實增加了，士紳地主隱瞞的田產也確實查出來了，將兵法也確實讓軍隊戰鬥力有所提高了，等等。這份遺產雖然算不上豐厚，可也確實讓當時積弊極深的北宋得到了喘息。

王安石變法以及變法的失敗，可以說延續了北宋王朝的命運，絕不是導致北宋王朝滅亡的原因。從王安石變法失敗到北宋亡國，已經過去了四十餘年，在這段時間內，北宋歷經哲宗、徽宗和欽宗，哲宗廢除變法，欽宗不必說，只是徽宗在亡國之際用來逃避罵名的。徽宗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這個文藝才子，這個昏庸皇帝，寵信奸臣，驕奢淫逸，將神宗和哲宗兩朝的遺產幾乎全部敗光了，內部起義不斷，外部又有遼、金，再加上文官和宦官缺乏戰略眼光，北宋不亡也得亡。

將導致北宋亡國的罪名安在王安石的頭上，是不是為了洗白宋徽宗？真是煞費苦心了。

吾與吾國

看到這個問題，我很敏感的想到另一個問題:

題主的質疑哪裡來的？

我當然知道，剛才特意驗證下，如我所料。

剛才手機百度下王安石變法，頭幾頁帖子清一色是似而非帖子黑王安石變法。

大家還可以百度下關於轉基因，清一色是鼓勵大家吃轉基因食品的。

這裡問題大得很，沒看出來嗎？

後果很嚴重！

它已經淪為某勢力腐蝕大家精神文化的平臺！

我很開心在此平臺看見有公正的見解。

大宋我最敬佩兩個人:文有王安石，武有岳飛。

其人不得志，失之整國家，孰是孰非已分明。

至於變法“失敗”緣由另貼討論吧。

先知中道

這種說法，是一種嚴重的本末倒置，套老百姓一句俗話說：變不出戲法怨觀眾眼神好！

只要聯想一下這種說法的形成的年代，就不難理解為何會有此論調，宋王朝徹底清算王安石，是在南宋年間，偏安江南的南宋君臣們，把半壁山河淪陷的大鍋，一股腦扣在了王安石和他的變法頭上，只是一種穩定人心和給自己政權找合法性的手段，認真那就輸了。

最直觀的一條就是：既然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的滅亡，那麼深切反思王安石變法，且認真吸取王安石變法教訓的南宋，就算不能收復河山，那為什麼卻鬧到腐敗叢生江河日下的境地，直到最後被元朝徹底收掉！

如果我們拋卻王朝的偏見，客觀看待這場變法運動，就會得到他本來的面目：也許王安石變法並不完美，也許王安石變法的實行過程中，有很多偏差錯誤，但它的一個後果，卻是實實在在——奠定富國強兵的大宋王朝！

箇中的差別，比比變法前後就知道，宋神宗初登皇位時，為何要著手變法，因為當他想放手做出點事蹟是，卻發現了驚人真相，看上去無比強大的北宋王朝，已經陷入到恐怖的死循環裡，國庫收入銳減，政府開支和國防開支日益增大，國家卻越發衰退。當年輕的宋神宗找來司馬光等重臣想辦法時，這些所謂的名臣，吭哧了半天后，卻拿不出一條有用的意見來。北宋照老路子，亡國就是倒計時，能夠自救的辦法，唯有變法！

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馬的，而它的宗旨“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觸及的正是既得利益集團，即大地主官僚階層的蛋糕。宋神宗曾經質問過文彥博，既然王安石變法是為國為民，為什麼你們要反對。文彥博大言不慚的說：大宋朝是和我們士大夫一起治天下的，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的。舊黨的無恥嘴臉，暴露無遺！

正是頂著這樣無恥的論調，王安石變法艱難行進，在流言蜚語中，一些後人看得見的東西，都是實打實的證明：自從實行了變法，北宋國庫充裕，強力的反貪措施，更是一舉肅清了大宋王朝人浮於事的老風氣。變法啟動之前，大宋好多年裡，都是被西夏壓著打，而自從變法後，重新整頓的大宋軍隊滿血復活，多次痛擊西夏。

而到了王安石變法的高峰年代，也就是宋哲宗在位時期，北宋王朝，更一度開創前所未有的好形勢：打的西夏狼狽不堪，遼國十分震驚，紛紛前來通好，經濟改革如火如荼，經過多年黨爭後，舊黨勢力遭到打壓。大宋王朝正在蒸蒸日上中，然而，宋哲宗的突然身死，卻打亂了這個進程：舊黨扶持起宋徽宗趙佶登基，卻被這個藝術天才反戈一擊，一邊打壓舊黨，一邊信手胡糟，二十多年倒行逆施，把北宋折騰到亡國，卻讓變法背了鍋！

如果這樣的教訓，今天還不能吸取，如果王安石變法，至今還遭到誤讀。吸取歷史的教訓，就依然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時。

我們愛歷史

啟稟各位小主：以微臣之愚見北宋之亡非亡於王安石之新法，亦非亡於司馬光之舊黨，實乃亡於黨爭。

如果我們穿越到北宋開封城我們會看到這裡人聲嘈雜燈火通明日夜笙歌，各地商旅文人墨客彙集於此，茶樓酒肆之間各種美味佳餚，勾欄瓦舍之間各種曲藝劇目。這裡是當時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經濟最繁榮的城市文化最昌盛的城市（沒有之一），歐洲人以一種羨慕嫉妒恨的語氣說道：“北宋東京汴梁城一個看大門的都比歐洲任何一位國王富裕。”如果大宋土地上處處如此，這簡直就是世間樂土人間天堂。遺憾的是偌大的大宋疆域上再找不出一個能和東京汴梁相提並論的城市了。北宋自立國以來就沿襲強幹弱枝的祖制，這實際上是搜刮全國的財富以供養汴梁，如果僅僅從經濟的富庶和文化的昌盛來看大宋幾乎是中華文明的頂峰，但實際上這種富庶昌盛卻是建立在對全國百姓的盤剝基礎之上。是的相比別的朝代宋朝的百姓確實富裕很多，可宋朝也是歷朝歷代中貧富分化階級差異最大的。由於宋太祖制定了不抑兼併的政策，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對宋朝的窮人而言他們大體上還是能填飽肚子的，所以相比別的王朝宋代的農民起義規模要小得多，但僅僅只是填飽肚子而已，巨大貧富分化撕裂著這個國家。

與此同時宋朝政府可以說是出了名的低效：無論是地方政府在興修水利救災恤難方面的表現，還是大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極其沒效率的朝代。偏偏北宋面臨的外患相比漢唐更甚：漢唐面對的是匈奴、突厥這樣真正的遊牧民族，而北宋面對的遼金卻是已高度漢化建立了封建制帝國的馬背民族，其實力非匈奴、突厥可比。面對強敵北宋徵募了大量軍隊，卻沒從根本上提升軍隊效率，空有龐大的體量，戰鬥力卻是渣渣，而越是戰鬥力低下就越需要質量不夠數量湊，如此惡行循環的結果就是所謂“冗兵冗官”現象——有史以來最富裕的大宋王朝所有財政收入加起來不夠養兵養官。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正是困擾北宋歷代統治者的財政吃緊軍力羸弱的問題。那麼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從短期來看王安石變法的的確確為北宋朝廷攢下了銀子，緩解了財政緊張問題，於外戰中屢戰屢敗的宋軍破天荒在對西夏、吐蕃的戰爭中取勝並實實在在地開疆拓土，史稱熙河開邊，由此看來王安石於北宋有功。王安石變法之所以能為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攢下銀子客觀地說是由於王安石先進的經濟理念，在那個年代他就敏銳意識到交換能使商品增值經濟繁榮的規律，所以主張以積極的理財政策緩解財政緊張。反觀其政敵司馬光把天下的財富視為一定之數，認為所謂理財不過是搜刮民財以充實國庫。應該說王安石的經濟觀念領先於司馬光，也遠遠領先於他所身處的那個年代，可好的理念一定能帶來好的結果嗎？

王安石雖然個人品性高潔，從無貪墨之事，無奈性格過於執拗。為了自己所謂富民強國的變法理念，他一直堅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任何反對意見都絕對的零容忍。司馬光與王安石本是好友，二人就個人品性而言很是相似：從無貪墨之事，甚至連妾室都堅決不納，這在那個年代可謂獨樹一幟。就是這樣兩個愛國愛民的清官卻因為政治理念的分歧鬥得不可開交，不過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沒意識到他們身後的新黨和舊黨可沒他們那樣的政治理念，實際上新黨和舊黨之爭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權力之爭，只不過打上了擁護或是反對變法的旗幟而已。當金國早已虎視眈眈之際北宋兩黨之間不思團結一致報效國家抵禦外侮，而是互相攻訐。客觀來說新法有新法的好處，但也有弊端；舊制有舊制的沉痾，但也有合理之處，雙方卻都視而不見，純粹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最終北宋王朝在兩群倔驢的互懟中走向了滅亡。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嘿嘿！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提起王安石變法，沒有一個人提青苗法，好像青苗法不存在一樣，可是當面對高房價和強拆時，卻一個比一個義憤填膺，無他，高房價和強拆關乎自己利益，青苗法下死了多少農民關自己什麼事，反正是古人，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於是人人都站在國家的高度上來說話，人命什麼的不重要，所以說百姓可憐又可恨，因為他們自己都不遵旨生命

關鍵字: 導致 滅亡 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