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是一個迷人的蕞爾小島，孤懸在廈門外的海面上，總面積約228平方公里。由於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國民黨在金門佈下了重兵。兩岸關係緊張時，金門駐軍曾多達10餘萬人，有人又稱金門是臺灣當局的一座兵島。大陸解放後，金門島一直扮演著“反共橋頭堡”的角色。
1958年8月23日17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遵奉中央軍委、國防部的命令，以火炮對金門國民黨軍實施打擊。國民黨軍進行了拼命抵抗，雙方的炮戰一直持續進行到了同年的10月25日。
國共雙方這次隔海的軍事較量，史稱“金門炮戰”。金門炮戰期間，臺灣方面為對付大陸，主管情報系統的蔣經國親自向有關特務機構下達命令，要千方百計刺探大陸軍事情報。為此，臺灣特務機構除指令潛伏在大陸的特工執行該任務外，還專門派遣特工秘密到大陸蒐集軍事情報。但受命潛赴大陸的特工面對大陸公安機關的嚴密戒備，無法完成使命。這些特工，有的落網，有的自首，有的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選擇了自殺。這回要說的，就是當時一名潛赴大陸蒐集情報的臺灣女特工畏罪自殺之事。
時代背景
1958年8月23日，為了粉碎臺灣當局的挑釁，保護沿海島嶼人民群眾生命與財產安全及漁業生產，也為了配合當時中東地區人民反美侵略鬥爭，毛澤東主席在避暑勝地北戴河，親自指揮、親自下令展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上又一大規模的炮擊行動“8·23炮擊金門”。憤怒的炮聲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決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插手臺灣海峽，中國必將統一。
所謂炮戰，就是以炮為劍，隔地格鬥。8月21日晚，預定參加炮擊金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36個炮兵營，連同海軍的6個海岸炮兵連，先後隱秘進入發射陣地，並於23日拂曉，完成了射擊準備。與此同時，擔負廈門、蓮河地區對空掩護任務的高射炮部隊，也進入了戰鬥狀態。
參加“8·23”炮擊金門的骨幹炮群採用的是蘇制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彈炮，另外還有一部分火炮是解放戰爭期間繳獲的美製155毫米和105毫米口徑的榴彈炮，以及日製150毫米口徑的榴彈炮。火炮總數為459門。
8月23日下午5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前線指揮員發出了“開始炮擊”的命令。隨著一串串紅色信號彈升起，位於金門島西面的廈門炮兵群，北面的蓮河炮兵群和東北面的圍頭炮兵群，同時發出了震耳欲聾的炮聲。頃刻間，山搖地動，在金門島上的蔣軍炮兵陣地和指揮系統等軍事目標，全部陷入了濃煙烈火之中。
金門方面事後承認，600餘人在炮戰中傷亡，其中，國民黨軍趙家驤、吉星文、章傑3位副司令官，被第1炮彈群炸死。我軍共發射炮彈31757發，有9人受傷，一電話員犧牲。戰況資料顯示，1958年8月23日至9月20日是炮戰最為激烈的1個月，解放軍總共陣亡49名、失蹤8名、輕重傷202名。
為此，金門島一下子成為世界輿論界關注的焦點。
突如其來的電話
1958年9月10日，一位名叫薛鍾銘的男子到上海市公安局反映情況：當天上午11時，其妻在里弄傳呼電話間接到了一個差點使她昏過去的電話：他們9年前隨同國民黨特務機構一起撤往臺灣的女兒薛鳴琴打電話給母親，說：“女兒不孝，懇請父母諒解。女兒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今生今世已經沒有再在父母面前出現的可能了，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體；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實學謀生，做一個正派人。”
薛鳴琴是薛鍾銘夫婦婚後的第一個孩子，1925年出生於上海。她自幼聰穎，3歲時就能夠背誦百首唐詩，5歲已寫得一手好字，被當時上海灘的報紙稱為“女神童”。薛家祖上以經商為業，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鳴琴培養到了高中畢業，那年正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年。薛鍾銘夫婦的意願是把這個在薛氏家族中出類拔萃的女兒送進大學，但薛鳴琴本人不願意。她經人介紹，進入了當時剛剛由軍統局改名的“國防部保密局”當了一名特務。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個深夜，薛鳴琴突然返回家中，向父母和弟妹道別，說她奉命撤往臺北。
跟父母道別以後，薛鳴琴再也沒有跟家裡通過音信，時隔9年之後，她竟然會以電話方式跟家人聯繫！
公安局方面聽了薛鍾銘的反映，極為重視。時任市公安局長的黃赤波當即下令：立即進行調查！
黃赤波
偵查員找到管傳呼電話間的阿姨，向她瞭解接到這個電話時的情況。阿姨說，最初接到這個電話時，耳機裡是一片嘈雜聲，聽不清對方在說些什麼。後來才聽出那是一個嗓音有點沙啞，但是並不難聽的女人在說話；對方要求叫薛鍾銘家人聽電話。與此同時，她好像還聽到耳機裡傳來了一個上海男子的叫聲：“阿三頭，快！15路來了！”
案情分析會上，偵查員們分析說：從電話裡那個上海男子叫“阿三頭”和“15路來了”的話語看來，薛鳴琴這個電話應該是在上海打的。因此，可以判斷薛鳴琴已經到了上海，也就是說，這個前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此時更名為國防部情報局）”的女特工已經潛入上海了！
上海市公安局立刻決定組建專案小組，對薛鳴琴進行專案偵查。
偵查員們又分頭前往15路電車沿線的車站查找公用電話亭。不久，發現在15路常熟車站附近的弄堂口有個公用電話間，但因前來打電話的人太多，守電話的阿姨無法對調查的問題做出確切的回答，這一線索斷了。
上海常熟路
偵查員們又對全市的飯店、賓館、旅社進行緊急清查。清查行動從晚上開始，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3時結束。這次清查，一共查獲了逃犯4名、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18名，但沒有發現薛鳴琴的線索。
專案組的偵查員再次對案情進行分析，有人認為，薛鳴琴的電話可能是一種試探，也許是在為回家看其父母找機會。他們決定對薛鍾銘家實施秘密監控。
神秘的女屍
兩天過去了，薛鳴琴沒有在鍾家出現，也沒有第二個電話打來。
第三天，有人在位於上海市區西南側與浙江省交界處的一條小河裡，發現了一具無名女屍，死者約30多歲，微胖，上身穿著淺藍色的薄燈芯絨外套，下身穿著米黃色卡其布褲子；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物品。但從衣著服飾判斷，她不像當地人。
女屍被打撈起來後放在岸邊不遠處的一個草棚裡，由民警和民兵看守。中午時分，上海市公安局的法醫趕到了現場。經解剖認定：死者年齡在32歲到37歲之間；沒有生育史，生前營養良好，非體力勞動者；死因系溺水；死前曾經飲過大量烈酒，全身無任何傷痕；死亡時間大約在36小時之前，無搏鬥痕跡。縣公安局據此認為，該女是投水自殺。
當時，上海郊區還沒有火葬場，當地有關部門出面臨時製作了一口白坯木棺，將屍體入殮，在附近挖了個深坑，埋了。
同一天中午，在薛家周圍執行秘密監視任務的偵查員發現薛家收到了一張郵包通知單，這份包裹單很快轉到了專案組。包裹是從閘北區一家郵局寄出的，寄件地址寫的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廠的代號，寄件人姓名是“薛芙蓉”（“芙蓉”是薛鍾銘給薛鳴琴起的小名），寄出時間是兩天前的上午，在“包裹內所盛何物”一欄裡填寫的是“衣服、食品、藥品”。
偵查員前往郵局取包裹時，特地請了一名爆破專家對該包裹進行了嚴密檢查。在確認包裹裡沒有爆炸物之後才當場打開。包裹內有以下物品：男女式外套5件，兩塊高級毛料，兩盒巧克力，兩盒餅乾和10瓶魚肝油丸。在一件男式外套的口袋裡，裝有一個沒有封口的信封，裡面有100公斤全國糧票、500元人民幣和一封信。
信是薛鳴琴寫給薛鍾銘夫婦的，用的是繁體字，只有短短几十字：這是一份絕命書。信中說，她奉命從臺灣赴大陸執行“極端機密的重要任務”，因無法完成“難以返回臺北”，不得不選擇自盡，希望父母多多保重。
經鑑定，包裹裡的所有衣服、食品、藥品都是上海產品，人民幣和全國糧票也是真品。但專案組此時還難以確定薛鳴琴是否真的自殺了？作為一名特工，玩玩“金蟬脫殼”之類的把戲是小意思。必須見到屍體，才能確認其已經自殺，於是大家聯想到了郊區發現的那具無名女屍。
確認身份
在專案組的帶領下，法醫和薛鍾銘夫婦前往郊區。他們到達時，當地公安局已經佈置民兵將剛剛下葬的棺材重新挖了出來。經薛鍾銘夫婦辨認，確認死者就是其女兒。於是專案組決定將屍體運回市內做進一步鑑定。
從次日開始，專案組先後走訪了薛鳴琴以前的同學、老師和親友共30多人，瞭解到一個情況：薛鳴琴上高中二年級時，右腳的一個腳趾曾經被重物砸成骨折，後來在廣慈醫院治癒。根據這一線索，法醫立即對屍體進行再次檢驗，果然發現右腳第四個腳趾處有骨折痕跡。
至此，死者的真實身份得到最後確認。
薛鳴琴儘管已經死了，但她是如何潛入上海的？潛入後又從事了哪些特務活動？仍然是個謎。
唯一的線索就是薛鳴琴寄出包裹的那個郵局。偵查員前往閘北區，找到了該郵局接收薛鳴琴交寄包裹時的當班營業員，但營業員無論怎麼回憶都想不起來了。
專案組再次召開案情分析會。大家分析後認為，薛鳴琴是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務，潛入上海後，肯定時時處處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不大可能拿著偌大體積的一個包裹招搖過市，所以，她應該住在該郵局的附近。
專案組立即組織人力對該郵局附近所有飯店、賓館、旅社前一段日子入住的旅客登記資料進行調查，還通過派出所向各街道、里弄的居民瞭解情況。
在這些飯店、賓館、旅社裡均沒有發現與薛鳴琴有關的線索，但轄區派出所的戶籍警卻獲得一條信息，有一個名叫宋寄萍的人接待過與薛鳴琴相似的婦女。
宋寄萍，女，35歲，已婚，軍人家屬，其夫系解放軍營級軍官，她本人是上海新躍進化工試劑廠技術員，與一女一子以及婆婆一起生活。1958年9月上旬，宋家來了一個說上海話的青年婦女，在她家住了8天后不知去向。
根據當時的治安管理規定，市民家裡來了客人需要過夜或居住3天以上的，必須去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宋寄萍也拿了客人出示的戶口簿、工作證到派出所申報了臨時戶口。客人的名字叫薛倚倩，是上海有色金屬研究所工程師，住在本市長寧區延安西路。申報的理由是因為家裡修理住房，所以到老同學家來寄住一週左右時間。
派出所的戶籍警根據申報臨時戶口時的登記資料，分別向長寧區和上海有色金屬研究所打了電話，兩邊都答稱，沒有“薛倚倩”其人，於是真相大白了。
隨即，警車開往上海新躍進化工試劑廠，專案組依法傳訊了宋寄萍。
因跡尋蹤嘆秘謎
宋寄萍一頭霧水地進了公安局，偵查員向她講明瞭薛鳴琴的情況後，她才大驚失色，哭了起來。
稍微平靜以後，宋寄萍就將她所知道的情況向偵查員做了陳述：薛鳴琴原是宋寄萍小學、初中的同班同學。初中畢業後，兩人分別考取了兩所不同的高中，但每年還是要碰頭一兩次，聚一聚。在此之前，她倆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49年初春，那是幾個老同學聚會，薛鳴琴那天是穿旗袍，還說自己在銀行工作。之後，兩人就斷了聯繫。
9月2日傍晚，宋寄萍下班剛剛回到家，薛鳴琴突然登門。薛鳴琴先向宋寄萍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自己在何處工作，已經結婚了，又講了這次找上門來的緣由。考慮到是自己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宋寄萍同意她暫住在自己家裡。薛鳴琴當時就主動提出要去報臨時戶口，但時間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才由宋寄萍陪著去了派出所。
報了臨時戶口之後，宋寄萍就上班去了。宋寄萍下班回家時，薛鳴琴一般都在家裡。每天晚上，薛鳴琴總喜歡拿著一張上海市地圖，邊看邊作長時間的沉思。宋寄萍雖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沒有問。
9月11日上午，薛鳴琴向她告辭。臨走時還留下50元錢，說是作為她的房錢和飯錢。錢是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的，當時宋寄萍上班不在家。
隨即，偵查員去宋家進行搜查，希望能有所發現，但只找到了那張上海市地圖。地圖上留下了一些用鉛筆勾畫過，又被橡皮擦掉的痕跡。經仔細辨認，這些地方大都靠近鐵路和港口。
專案組聯想到最近正在進行的金門炮戰，初步判定薛鳴琴潛入上海與此事有關，並推斷她是奉命到上海刺探有關情報或者進行具體破壞活動的。當時，金門炮戰所需的物資、器械，許多都是從上海或者經上海中轉再由海路和鐵路向福建方面輸送的。由於上海方面防範森嚴，薛鳴琴沒有下手的機會，而她又奉了特務機關的死命令，完不成任務，無法回臺灣交差，所以在萬般無奈之際，只得選擇了自殺。
根據這個推斷，專案組認為，如果上述推斷屬實，那麼薛鳴琴就不可能是空著雙手潛入上海的，她肯定攜帶了特工器材。據宋寄萍回憶，薛鳴琴去她家時，的確帶了一箇中型旅行箱。現在她自殺了，那個箱子到哪裡去了呢？偵查員們分析認為，很有可能被薛鳴琴攜至自殺地點，沉入河底了。
專案組隨即二赴郊區，會同縣公安局一起在事發地點進行深入調查。據當地一個生產隊長反映，該生產隊一社員在發現無名女屍的前一天，自家的一條小船丟失了，後來在距離發現女屍大約300米處的一河灣裡找到。繫泊纜繩沒有斷口，船上還有一個茅臺酒空瓶子、兩個空罐頭盒和十幾張糖果紙。這些東西，還被那個社員保存著。
偵查員取來上述殘留物，經鑑定，殘留物上多處發現了薛鳴琴的指紋，這表明薛鳴琴人生的最後行程的確是在這條小船上度過的。於是，薛鳴琴自殺的畫面逐漸清晰了：薛鳴琴抵達郊區，步行到鎮外偷了小船，乘著夜色一邊在河上漂行，一邊喝酒，最後投水自盡。
偵查員據此認定，薛鳴琴一定也攜帶著特務活動器材上了這條船，並在她投水自盡前扔進了小河。
縣公安局立刻組織打撈，果然在距薛鳴琴浮屍大約一里半的地方撈起了那個旅行箱。箱子裡，有兩臺美國製造的間諜相機，一臺只要稍加改裝就可以用於收發報的小型收音機，兩瓶密寫藥水，幾個經過偽裝的用於測定軍用飛機和艦艇型號、速度等性能的儀器。
至此，這一案件的偵破工作終於結束。但留給我們的謎底尚未全部揭破，薛鳴琴到達上海的任務究竟是什麼？這個任務對金門炮戰的影響有多大？
也許永遠石沉大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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