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現在是祖孫三代“劉三姐”，我女兒、外孫女都參與演出。今年我們還代表廣西去新加坡演出，4歲的外孫女一出場，下面掌聲就起來了，外孫女的嗓音基礎和舞臺感覺都不錯，她稚嫩的“劉三姐”形象，逗得大家開懷大笑。
上世紀60年代，電影《劉三姐》問世。電影中，“劉三姐”的扮演者黃婉秋儘管初出茅廬，但其清新脫俗的形象、活靈活現的表演一下子擊中了人們的心，二者契合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人們認為，“劉三姐”就是黃婉秋，黃婉秋即是“劉三姐”。
當年拍片苦樂往事多
回想起電影《劉三姐》的拍攝過程，黃婉秋似乎覺得一切歷歷在目。電影開拍的1960年，正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質短缺、條件艱苦。黃婉秋至今記得，當時劇組演員們每個月有20元的補助，“我當時在單位的工資也是這麼多，就把工資省下來留給父母，自己靠補助生活。”黃婉秋記得，電影拍完後，不少工作人員回長春時買了大大的塑料瓶，裝滿灕江水帶回去給親戚朋友看。
1961年電影上映後引發轟動效應。《劉三姐》以獨特的歌舞藝術與民間傳說相結合，再加上彩色膠片帶來的驚豔效果，觀眾和評論界都給予高度讚譽，獲得了1962年第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攝影獎、最佳音樂獎和最佳美術獎。
“電影《劉三姐》公映後，獲得很多榮譽，我也獲得了第二屆電影‘百花獎’的最佳女演員提名獎。從那時起，我收到不計其數從世界各地寄來的信件，既有六七歲的小朋友，也有百歲老人，讓我感到很溫暖。”電影《劉三姐》在香港及東南亞一帶引起觀看旋風。在香港，《劉三姐》的放映甚至引發萬人空巷的觀看風潮。馬來西亞將其評為“世界十佳影片”之一。“上世紀80年代，我們開始到東南亞、歐洲等地演出，主要表演‘劉三姐’經典唱段，他們最喜歡聽這些地道的民歌、山歌。那次我們到新加坡表演，演出場面很火爆，來了很多觀眾。”黃婉秋說，演出結束後她和先生走出劇場，發現外面黑壓壓一大群人站在門口，看到他們出來了，就衝上來要簽名。第二天又有很多人等著要簽名。“當時我和影迷都很激動，大家流了不少眼淚。”
黃婉秋說，在馬來西亞演出時，有人做了蛋糕帶給她，有人聽說她的腰有傷，就煮了藥送過來。“影迷的這些真摯情感，能不讓人感動嗎?有一個百歲老人，為了跟我合影在機場等了五六個小時。天氣那麼熱，他卻堅持守在那裡。每次想到這些場景，我都激動得要落淚。”《劉三姐》拍攝完成後，黃婉秋從長春返回桂林。“臨走時，蘇里導演送給我一本相冊作為紀念，還給了20塊錢，在北京轉車時，我用這些錢買了幾本書。”
“劉三姐”後繼有人了
回到桂林，黃婉秋被重新分配到桂林市彩調劇團繼續演出舞臺劇。就這樣，她一頭扎進舞臺劇新角色中，先後主演了《白毛女》《迎春花》《農奴戟》《收租院》《江姐》《洪湖赤衛隊》《楊開慧》《不準出生的人》，這些劇目既有歌劇，又有桂劇。因為忙，黃婉秋幾乎吃住在團裡。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我逐漸把傳承‘劉三姐’文化作為工作重心。”為讓“劉三姐”文化薪火相傳，1999年黃婉秋主動辭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職務，參與投資建設了一座“劉三姐景觀園”，用於展示“劉三姐”文化及壯、瑤、苗、侗等少數民族文化。只要在桂林，黃婉秋幾乎每天到景觀園表演，有時還攜全家上陣，共同為觀眾獻歌。後來，黃婉秋和團隊又將場地搬到桂林文物劇場藝術館，這是抗戰時期夏衍、田漢等文化名人曾經演出的劇場，黃婉秋在那裡繼續演繹“劉三姐”的傳奇。
近年來，黃婉秋更是傾注大量心血發現培養“劉三姐”接班人。“我們家現在是祖孫三代‘劉三姐’，我女兒、外孫女都參與演出。今年我們還代表廣西去新加坡演出，4歲的外孫女一出場，下面掌聲就起來了，外孫女的嗓音基礎和舞臺感覺都不錯，她稚嫩的‘劉三姐’形象，逗得大家開懷大笑。”
為何把女兒和外孫女培養成“劉三姐”接班人呢?“文化要傳承，得有人，我以前培養了幾十個舞臺演員，也挖掘了好幾個‘劉三姐’接班人的苗子，但結果不是很理想，有的演員並不用心，學了一點之後就走掉了，有的吃不了苦。後來我認定，還是自己人牢靠點，起碼不會輕易撂挑子。大約2001年的時候，我做通了女兒的思想工作，讓她辭掉電視臺工作做‘劉三姐’接班人。現在，我的兩個外孫女也加入進來，‘劉三姐’後繼有人了。”
讓“劉三姐”永葆青春
隨著社會不斷髮展，文化產品需求也日趨多元化。近年來“劉三姐”相關文藝作品不斷問世，從電影《劉三姐》，到張藝謀等人推出的《印象·劉三姐》大型山水實景演出以及最近由專業演藝公司在桂林打造的大型歌舞《桂林千古情》等作品不斷推出，讓“劉三姐”熱長盛不衰。但與此同時，“劉三姐”相關文藝作品也面臨著如何吸引年輕一代觀眾的問題。黃婉秋認為，這既有時代因素，也涉及文藝創作方面。《劉三姐》問世的年代，戲曲正是社會主流文藝形式，但對於今天的年輕一代來說，戲曲類文藝作品則相對小眾化。“現在的90後，以及00後，他們對‘劉三姐’文化的接受情況如何？我認為代溝確實存在。年輕一代的成長更加國際化，從小就接觸現代化東西，總體來說，喜歡節奏快的文藝作品。可戲曲屬於慢文化，因為它的創作、表演、節奏相對較慢。”黃婉秋說，傳統文藝作品如果內容缺乏新意，脫離了時代主題，當然很難吸引到年輕一代的觀眾。所以我們應該反思，是不是我們的文藝作品出了問題。‘劉三姐’文化具有跨越時代的文化內涵，關鍵看如何發掘，我認為空間非常大，比如山歌文化、故事情節等方面，都有再創作的價值。要多創作朗朗上口的民歌，關於‘劉三姐’的民歌都很通俗，因此才受到大眾歡迎，今後的創作要立足廣西，立足民族特色，多創作這類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廣西各地都在摸索弘揚“劉三姐”文化的好辦法。“最近廣西南寧市編排了一個舞劇‘劉三姐’，請我當顧問。有人說‘劉三姐’是歌仙，怎麼能變成舞仙呢?我回答，怎麼不可以，也算一種嘗試嘛，讓觀眾感受一下不同風格。現在，桂林市也計劃把‘劉三姐’題材編成歌劇，無論效果如何，但只要勇於嘗試，就有可能找到一條出路。”在黃婉秋心裡，參演電影《劉三姐》是她一輩子的財富。“學戲的時候，老師們常常講，要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演戲。拍電影時，我每天耳濡目染大家的敬業精神，他們的形象在我心裡紮下了根，幫助我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黃婉秋經常和劇團下鄉慰問演出，有時候揹著設備徒步走10多里路去演出，表演的時候腿都在發抖。多年來，她和同事們幾乎跑遍了廣西所有偏遠山區。農村地區條件差，人們打著火把為劇團照明。“為人民歌唱，這是‘劉三姐’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一生堅持的藝術追求。”
“‘文革’中我曾受到過迫害，吃了不少苦頭。但我從來沒有放棄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起，我就開始申請入黨，經過16年時間，才終於成為一名黨員。當年入黨，是爸爸給我的建議，他說思想上要追求進步，就要向黨靠攏，但是直到他去世我都還沒有成為黨員，所以組織批准我成為預備黨員那一天，因為太激動，眼淚止不住地流。今後，我會繼續把傳承‘劉三姐’文化作為使命，為弘揚民族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選自《北廣人物》 2018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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