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方存在有许多“沙陀”地名。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这些“沙陀”地名要么是源于当地自然环境，因地为名；要么是因唐五代以来逐渐南迁的沙陀族人聚居，以种姓为名。
因地为名
在古代汉文典籍中，“沙陀”作地名时，常有“沙漠、沙碛”之类意思（比如唐代有沙陀碛，大致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而在如今的冀鲁官话当中，“沙坨”也有“沙地”的意思。（下图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陇右道东部（安西都护府）局部）
北京怀柔区有一个梭草村，明末成村，旧时只因村东、西、北三面环河，雨季河水泛滥，良田变成了沙滩，故名“沙坨庄”，至清初顺治年间，当地人又嫌沙坨之名不吉，因当地多蓑（梭）草，遂变更为今名。再如河北宁晋县北河庄，据1983年所编《宁晋县地名志》及1988年编《河北省地名志·邢台分册》，该村在元朝时称“沙坨村”（有北河庄赵氏祖茔元代墓碑为证），只因北沙河原从村庄附近流过，积沙成台，故名沙坨。再如今山西壶关县有一个“沙驼村”，据1999年所编《壶关县志》，该村中山上全是沙，且成驼背形状，故名。（下图为1995年《山西省地图集（内部本）》壶关县局部）
因种姓为名
晚唐五代以来，沙陀人逐步内迁，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北方政权，在我国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内迁沙陀人的聚居地，的确很有可能以“沙陀”为名。比如《刘知远诸宫调》（元明时著名南戏《白兔记》亦取材于此）当中，后汉高祖刘知远家住“沙佗（陀、陁）村”，正是为了照应其沙陀族属。上世纪初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我国甘肃张掖发现的《刘知远诸宫调》是宋金时代的残本，宋金时尚有不少沙陀人活跃于军政两界，戏文中“沙陀村”可能只是虚构，但它依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观念和村庄等小聚落的命名原则。（下图为国家图书馆藏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影印件局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河南禹州有后汉高祖刘知远、隐帝刘承佑的陵墓，而当地就存在一连串的沙陀地名，当是与帝陵有关。另据明嘉靖《许州志》，可知至少到明代中后期，禹州的近邻许州有亦有里甲名为“沙陀”，也很可能也与禹州的后汉帝陵有关。据民国《许昌县志》，其地当在今许昌市南蒋李集附近，与临颍县接境，但“沙陀”之名今已不存。（下为禹州市西北的刘知远墓文保碑）
但必须指出，小地名的渊源向来缺乏可靠记载，很多民间的地名传说，一方面难以坐实，一方面又给好事者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很可能会产生发明历史、攀附古人的情况。
比如前文提及的宁晋北河庄，在2008年出版的《宁晋风物》一书中，编者就援引《新唐书》，将元代的“沙坨村”与晚唐沙陀贵族李克用在当地用兵的史事建立了联系，认为李克用必定在当地屯兵或驻扎，因此才有了“沙陀”之名。再如前文提及的壶关沙驼村，在2008新编的《太行山大峡谷志》当中，编者亦援引《新唐书》、万历《潞安府志》等，将李克用与朱温的争夺潞州的战事与“沙驼村”的地名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沙陀贵族用兵的史事与当地的“沙坨（驼）”地名缺少具体而确定的联系，这两例“考证”含糊史料，地望指向不明，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在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中，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沙陀”地名（注意，只是相对来说靠谱），反而都在南方。
今湖北省丹江口市有“沙陀营”一地。据《旧唐书·僖宗纪》记载，乾符四年，王仙芝进击荆州，曾被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击败。
唐之襄阳即今湖北省襄阳市，为山南东道襄州治所，而今丹江口市亦在唐襄州辖境。“营”字是典型的军事地名，所以后代学者多认为今丹江口市沙陀营即晚唐时那五百沙陀军的屯驻之地（明代的回回营、鞑官营也是类似的地名）。另外，如今与丹江口市相邻的郧阳县，似乎也存在着沙陀后人。
另外，今云南省江川县有一海门村，元代时因驻扎有蒙古兵控制津梁，曾一度改名为“沙陀村”。云南地区地域唐时属南诏，宋时属大理，无论是年代上还是地理上，似乎都与晚唐五代主要活动北方地区的沙陀人相距甚远，但若细考蒙元政权的民族构成，就不难发现，这一地名似乎自有它的合理之处。
据宋赵珙《蒙鞑备录》，“鞑国所邻，前有乣，族左右乃沙陀等诸部。”可见蒙古崛起之初，周边还存在有沙陀部落。另据《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蒙古汪古部的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更是“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 ”（指李克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曾帮助铁木真灭乃蛮部，并与其结为“安达”，两家还有姻亲。由此可知，蒙古崛起之初，其政权上层就存在着不少沙陀遗民。（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先世为沙陀人之说，另见闫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 、姚燧《河内李氏先德碣》 ）
同时，据王恽《大元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等相关文献碑记可知 ，在蒙古汗国建立初期，率众归附于成吉思汗的西夏重臣“昔里钤部”的先世，很可能也“系沙陀贵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们的攀附）。而昔里钤部的长子爱鲁，从至元五年起被派往云南，常年戎马，屡建奇功，历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副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而元时驻扎江川县海门村的“蒙古兵”，很可能就是爱鲁的部属（爱鲁曾在云南置水陆驿传），即沙陀遗民的一支，因而有了“沙坨村”之名。
综上，带有“沙陀”字眼的地名，要么是因多沙的自然环境为名，要么是因晚唐至蒙元时南迁聚居的沙陀人为名。这类地名整体来说数量很大，但有据可查的不多，即便有一些号称因沙陀种姓为名的实例，也依然存在着穿凿附会、攀附古人的可能。
另附脑洞：
汪古部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的一支后人曾被封为“赵王”，法国蒙古史学家韩百诗认为王号很可能和当时的赵州有关（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元代宁晋县属赵州，而宁晋北河庄在元时叫“沙坨村”（有元代墓碑为证）。如果不是因多沙的地形而得名，那这个“沙坨”倒是很有可能跟前文提及的云南江川县海门村类似，是由当地屯驻的蒙古兵（汪古部沙陀遗民）而得名，而不是当地文献所谓的李克用屯兵地。
閱讀更多 看北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