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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到達陝北的四位女紅軍合影（左起：陳琮英、蔡暢、夏明、劉英）
中國女紅軍紀念館
“她們是我們心中的‘女神’。”長沙市周南中學一名初中生在《長征故事讀後感》中這樣寫道。女紅軍們穿越時空，成為了今天新生代心中的“女神”。
“她們沒有一箇中途退卻的”
在江西于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館裡，陳列著一份1934年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女戰士名單。于都黨史辦主任曾懿華介紹說：“
長征出發時，有32名女紅軍隨軍出征，其中30名最終到達了延安。”從這份名單上可以看出，30名女紅軍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和領導幹部的夫人，如鄧穎超、康克清、蔡暢、賀子珍等；一部分是衛生部門的女同志，如鄧六金、劉彩香、李桂英等；一部分是工作組的成員和政治戰士，如李伯釗、王泉媛等，主要擔負調查土豪、宣傳群眾、尋找民夫等工作。這30名女紅軍中，有5位湖南人：蔡暢、劉英、邱一涵、吳仲廉、曾玉。
這份名單是如何確定的？
當時蘇區的形勢已經非常緊迫了，能夠跟隨大部隊行動，對每一位女同志來講都是一種榮耀，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隨隊長征也是一種安全的保證。既然是戰略轉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帶走。對於女同志參加長征，中央當時規定了3個條件：一是共產黨員，政治可靠；二是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三是要身強體壯，能適應艱苦環境。據中國女紅軍紀念館講解員介紹，其實當時最“恐怖”的是婦女“懷孕”，“懷孕”基本上就意味著與長征無緣。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接到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的命令：草擬一份隨紅軍主力一起行動的女紅軍名單，要求總數不超過30人。李維漢告訴她：“組織上決定挑選一批身體好、會做群眾工作的婦女幹部……婦女部先出個名單給我，總數不要超過30人。”還明確告訴她，中央領導同志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屬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女同志可以不考慮，由中央組織部決定；在軍隊工作的女同志也不用考慮，由總政治部決定。
誰去誰留？李堅真費盡心思，終於在規定時間內拿出了一份名單。
經過嚴格篩選和把關，最終確定參加長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秀英、楊厚珍、吳富蓮、鍾月林、甘棠、肖月華、危拱之、李建華、王泉媛、李桂英、謝小梅、曾玉、劉彩香、邱一涵、吳仲廉、彭儒、黃長嬌。出發時，彭儒、黃長嬌因故留在蘇區，最後只有30名女紅軍跟隨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征程。
彭儒，1934年參加長征，不久因病又返回蘇區中央分局。圖為彭儒與愛人陳正人及子女在延安（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陳碧英那時和董必武新婚燕爾，她早就做好了隨隊長征的準備。可體檢結果出來後，因體重差了一斤，組織上決定讓她留下來。最重要的是，當時她懷孕了，不利於長途跋涉。她央求董必武去說情，但董必武勸說她接受組織的安排。沒想到，從此後兩人天各一方，再未晤面。
時任中央工農監察部委員的黃長嬌，早就做好了隨大部隊前進的準備，檢查完身體後就回駐地收拾行李。突然，她接到通知說讓她留下來。“為什麼？”她大惑不解。原來，她已經懷孕3個月了，只能無奈地服從了中央的安排。
1934年10月16日，紅軍邁開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幾十位女紅軍也離開了蘇區這片相對穩定和安寧的紅土地，開始了前途未卜的長途跋涉。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戰士鄧六金在回憶錄中寫道：“儘管我們這些姐妹後來有的客死異鄉，有的漂泊流離，與黨失去了聯繫，但她們中沒有一個叛黨變節的，至死保持了對黨的忠誠，保持了一個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氣節和堅強意志。”
鄧六金，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紅軍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負責管理民夫、擔架等（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死，死在一塊；爛，爛在一堆”
長征伊始，面對日益嚴峻和惡劣的局面，女紅軍們提出了一句口號：不掉隊，不戴花，不當俘虜，不得8塊錢。當時部隊有條紀律，如果有紅軍在途中跟不上隊伍，就會被寄養在老百姓家裡，組織給其留下8塊錢作為生活費。
長征過程中，女紅軍們與男同志一樣爬雪山，過草地，冒酷暑，蹚江河，吃草根，嚼樹皮……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
參加長征的部分女紅軍1949年在北京合影（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甘肅省古浪縣紅軍西路軍烈士陵園，巍然聳立著一座烈士紀念碑，記載著一個個可歌可泣的紅色悲歌。西征雖然是紅軍歷史上的一場悲劇，然而，西路軍指戰員的英雄氣概卻足以驚天地、泣鬼神，而吞針自殺的吳富蓮，“其悲壯堪比湘江戰役中絞腸自殺的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
甘肅省古浪縣紅軍西路軍烈士陵園（圖片來自網絡）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懋功地區會師後，1935年8月，中央決定組織左、右兩路軍經草地繼續北上抗日，吳富蓮被調到紅四方面軍。1936年秋，紅四方面軍奉命組成西路軍，西渡黃河。在河西，西路軍遭到了數以萬計馬家軍的輪番進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年僅24歲的吳富蓮義無反顧地挑起婦女先鋒團政委的重擔，王泉媛被任命為先鋒團團長。
王泉媛，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7年3月，婦女先鋒團為掩護主力東渡黃河與中央紅軍會合，奉命佯攻張掖，鉗制敵人。雖然婦女先鋒團由西路軍各部的千餘名傷病員和疲憊不堪的女戰士組成，但吳富蓮卻要求這支部隊：“發揮其先鋒作用，應成為西路軍的一把尖刀。”在吳富蓮的率領下，婦女先鋒團很快在實戰中，成為一支堅強的戰鬥隊。永昌的守城、高臺的激戰、倪家營子的肉搏，都有婦女先鋒團衝殺的身影。
吳富蓮率部與敵人進行了九晝夜的周旋，出色地完成了鉗制敵人的任務，但也被兇殘的馬家軍重重圍困。為了避免全軍覆沒，吳富蓮和王泉媛不得不把真相告訴大家：婦女團已面臨絕境，願意下山的可以獨自逃命。然而，沒有一個人願意下山，她們激昂地喊道：“死，死在一塊；爛，爛在一堆！”
“那是怎樣慘烈的戰鬥啊。”講解員說起這段故事時眼中噙滿了淚水，“他們就地打響了最後一次戰鬥”：班長張富指，拉響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有的女戰士用刀子、剪子切斷了氣管，把大煙土和金子吞進了肚子；有的戰士手挽著手，高唱著《國際歌》，從山頭上跳了下去……
吳富蓮身中數彈仍堅持戰鬥，最後還是倒在了陣地上。在獄中，堅貞不屈的吳富蓮吞針自殺，年僅25歲。
吳富蓮，1934年初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當時被編在總衛生部工作團，後併入幹部休養連，擔任“政治戰士”。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治委員，隨軍南下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更多的女紅軍，也許沒有吳富蓮、王泉媛指揮戰鬥的驚心動魄，但她們衝殺在戰鬥一線，經受著生死考驗，書寫著蕩氣迴腸的美麗故事。
1935年4月初的一個晚上，女紅軍們剛拖著疲倦的身體趕到貴州盤縣附近的五里牌，一群敵機就快速俯衝下來用機槍迎頭掃射，3枚炸彈投向休息營地。戰士們迅速隱蔽，但令人絕望的是，一些紅軍傷員躺在擔架上根本動不了，其中有一位是在攻打婁山關時立下功勳、在攻佔遵義時失去一條腿的紅軍政委。賀子珍本來是隱蔽在路邊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願戰鬥英雄面臨危險，衝上去趴在這名傷員身上，用身體為他築起了一道屏障。作家常敬竹在《戰地女傑》一書中這樣描述：“一枚炸彈投了下來，在她（賀子珍）身邊頓時騰起一股煙塵……敵機飛走了，槍聲、爆炸聲停止了，硝煙和塵土漸漸消散開去。賀子珍的身體裡嵌滿了彈片，鮮血把軍衣浸染得殷紅。”直到建國以後去世，賀子珍的頭顱裡還殘留著一些彈片，成為“永恆的記憶”。
賀子珍，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後在貴州境內遭遇敵機轟炸身負重傷，乘擔架隨軍轉戰。圖為1937年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延安鳳凰山窯洞前（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講過：“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以吳富蓮、賀子珍為代表的女紅軍們，把自己的理想鑄進了長征這座偉大的歷史豐碑，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了革命理想。
貴州習水縣土城中國女紅軍紀念館
“是毛主席把我帶上長征路的”
像大多數女紅軍一樣，危秀英也是童養媳出身。
出生於瑞金葉坪鄉一個貧困家庭的危秀英，長得十分瘦小，被毛澤東、朱德等人戲稱為“矮子”，是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描述最多的女性之一，不僅因為她“像小白鬍桃一樣嬌小”，更重要的是她“在長征路上抬擔架最多、救人最多”。
危秀英，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長征出發前夕，危秀英家裡要把她賣了，是紅軍解救了她。據《開國英雄的紅色往事》記載，危秀英曾感激地回憶，是毛澤東對她說：“秀英，你還是跟我們走吧，要不，紅軍走了你還得被賣掉。”70多年後，彌留之際的危秀英還記得那段往事：“是紅軍救了我，是毛主席把我帶上長征路的。”
1934年10月，危秀英被編入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總衛生團幹部連，當了一名政治戰士，主要是照顧傷病員，分派擔架，給傷病員和民工做思想工作。行軍時，她同臨時僱來抬擔架的民工走在一起，鼓勵他們跟上隊伍，有時還要頂替他們抬擔架；宿營時，她還要照顧民工的生活。
一次，危秀英護送剛生過孩子的陳慧清的擔架追趕部隊，路上遭到敵人的襲擊，抬擔架的民工跑了3個，剩下的一個也說沒力氣了，抬不動了。危秀英見情況危急，連忙將自己的半袋子乾糧給了他，並說服了這位民工，和她一起抬起陳慧清前進。最終，他們翻過兩座山，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脫離了險境。
陳慧清，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5年7月，部隊到達四川毛兒蓋，鄧六金、廖似光、劉彩香3個女戰士和哨兵、通訊員誤食野蘑菇中毒。危秀英急中生智，將手伸進劉彩香的喉嚨去掏，讓她把毒蘑菇湯嘔出來。就這樣，危秀英將他們一個個救活了，還用同樣的方法，救了紅四方面軍一位團長、一位政委和一位參謀長。
廖似光，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劉彩香，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類似這樣的故事很多。女紅軍們在冒著天上敵機轟炸、地上敵軍圍追堵截危險的同時,還要照顧戰鬥部隊留給她們的老弱病殘。
有一次，一個雙腿負傷的紅軍戰士走不了路，一時找不齊抬擔架的人，鄧六金便自告奮勇地抬起了擔架。可是，大半天過去了，他們還是沒有追趕上部隊，鄧六金心急如焚。在爬一個陡坡時，鄧六金的體力透支到了極點，步履維艱，大家勸她休息一下，鄧六金何嘗不想坐下來？但她喘著粗氣堅定地說：“我們一定得在天黑之前趕上部隊。”話還沒說完，一口鮮血從嘴裡噴了出來。抬擔架的老鄉害怕了，忙說：“女人幹不得這個。”傷員也說：“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許能碰上個男人……”鄧六金沒有爭辯，抹掉嘴巴上的血跡，舒展了一下腰身，招呼老鄉抬起擔架繼續朝山上爬去。
那名老鄉感動得不得了，邊走邊流淚，說鄧六金是個罕見的堅強的女子。伴隨著激烈的戰鬥，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鄧六金等女戰士隨著大部隊來到了陝北。董必武讚歎她們道：“這是許多男子望塵莫及的。”
“這個女同志不簡單”
“夾金山上雪似銀，腳踏冰雪奔前程。革命豪情比火熱，融冰化雪步不停。” 在廣東豐順縣堅真公園裡，一身戎裝的李堅真騎著駿馬，手持望遠鏡，面帶微笑，深情地望著各項建設日新月異的家鄉……李堅真銅像矗立堅真公園，在夕陽的映照下熠熠生輝。公園花崗石牆上雕刻著李堅真平生所創300首山歌中的85首，讀著它們，筆者感受到，山歌中透露出的更多的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正是對黨有著堅定的信仰，對黨的事業充滿信心，女紅軍們才在這場舉世聞名的長征中，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李堅真，1934年初，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同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第二野戰縱隊司令部民運科任科長，1935年2月調任幹部休養連政治指導員（圖片來自網絡）
李堅真19歲時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春，時任閩西汀東縣委書記的李堅真，碰巧遇見了正在福建養病的毛澤東。聽說她開展群眾工作和土地革命很有一套，毛澤東誇讚她：“這個女同志不簡單啊！”
長征路上李堅真更不簡單。中國女紅軍紀念館的講解員介紹說，中央紅軍到達土城時，大部分女紅軍編在幹部休養連，李堅真任指導員。在青槓坡戰鬥中，一股敵人突破了紅五軍團的戰線，幹部休養連行軍隊形一下子被衝亂了，牲口上馱著的物資和擔架上的傷員，陷入了寸步難行的境地。一些民夫聽到槍炮聲越來越近，丟下擔架和傷員逃跑了。危急時刻，“李堅真等女紅軍們勇敢地衝了上去……在一條土溝前，傷員們無法通過，她們就縱身跳下去，冒著生命危險把傷員們馱了過去”。
李堅真，1934年初，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同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第二野戰縱隊司令部民運科任科長，1935年2月調任幹部休養連政治指導員（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翻過一崗又一崗，夜黑行軍道路長。肩抬擔架闖天下，革命思想當太陽”。這是李堅真在四渡赤水戰士們最疲憊時唱的山歌。“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牽手來心連心。階級姐妹團結緊，不怕敵人百萬兵。”無論身處多麼艱苦的環境，李堅真都積極開展文藝宣傳，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鼓舞戰士鬥志，被譽為長征路上的“百靈鳥”。
在一次與敵人的意外遭遇戰中，紅軍主力部隊已經走遠了，而負責休養連安全的軍委警衛營卻還沒有上來，休養連被暴露在一個十分開闊的地帶上。蜂擁而上的敵人見只有幾位女紅軍護送，立刻氣勢洶洶地包圍過來，形勢萬分危急。李堅真迅速集結女紅軍，利用手中簡陋的武器一邊頑強阻擊敵人，一邊帶著其餘的女紅軍和休養連邊打邊向路邊的深溝裡轉移，以便追趕部隊。不料，敵人發現了她們的意圖，號叫著衝了過來。李堅真命令女紅軍們：“快利用附近的掩體，阻擊敵人!”女紅軍們與敵人對射起來。有的戰士忍不住，幾次想衝出去同敵人決一死戰，都被李堅真制止了。她說：“同志們，節省子彈，拖住敵人，為警衛營的到來爭取時間。”等敵人靠近，李堅真同戰士們對準敵人一起開火，敵人丟下十幾具屍體，退下去了。半小時後，軍委警衛營趕到了，牽制住了敵人，李堅真等才得以護送幹部休養連向深溝撤去……
浙江舟山群島的第一批共產黨員、中共于都縣和勝利縣的第一任縣委書記、中央紅軍中唯一一支女紅軍隊伍的政治委員……擁有這些稱號的女紅軍金維映與李堅真有著一樣的傳奇經歷。
金維映，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央紅軍離開江西后，金維映擔任婦女隊政治委員和黨支部書記（劉群先任隊長），讓她們自己供給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支女紅軍隊伍不但完成了任務，還成為紅軍與老百姓凝結親人情誼的橋樑。
劉群先，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總工會女工部任部長（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當年的女紅軍們，曾在鎮上的文昌宮搞了一次大型演出，宣傳紅軍的主張。”在貴州習水縣土城古鎮，當地人紛紛向筆者講述當年的往事：“演出時，臺上的演員還向臺下的孩子們撒銅錢。有上百的青年看了演出後十分激動，當場報名參加紅軍。”87歲的老奶奶李昌玲還唱起了當年的民謠：
“紅軍幹人心連心，魚兒和水永不分。紅軍愛民如親人，幹人永遠念紅軍。”其實，參加長征的女紅軍“個個都不簡單”。心中只有別人的“永遠的大姐”蔡暢、“拼了命也要保護軍委領導”的智勇雙全的康克清、身患重病堅持長征的鄧穎超、為了完成重任擱置張聞天求婚的“小麻雀”劉英、拉著馬尾巴過雪山的邱一涵、懷著身孕偷偷長征的曾玉、鏖戰河西走廊的吳仲廉……她們的名字和血染的風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
蔡暢，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軍委第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工作。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共陝甘寧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婦女部部長（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康克清，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朱德南下轉戰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黨校黨支部書記。1936年10月長征到達陝北（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鄧穎超，1934年10月，帶病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劉英，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戰縱隊政治部巡視員、第三梯隊政治部主任，軍委縱隊（中央縱隊）秘書長（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邱一涵，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後因其丈夫袁國平患病，又隨紅三軍團行動，任軍團衛生部黨支部書記。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大學政治教員，中共隴東特委婦女部部長（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吳仲廉，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幹部休養連擔任秘書，後隨紅五軍團編入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軍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波瀾壯闊、空前絕後的紅軍長征鐵流中，女紅軍們用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表現出了追求獨立、嚮往自由的婦女解放精神，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徹底革命精神，互相幫助、團結戰鬥的階級友愛精神，先人後己、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精神。
女紅軍不愧為時代驕子，不愧為“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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