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平300
這是2017年的高安市房價
祝賀濟南——合併萊蕪，終成現實。
這兩天，此事的影響溢出整個山東，成為一起引發全國關注的大事件。兩點原因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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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濟南是典型的“大省小省會”，反差之鮮明，在全國難尋第二例；二，儘管這幾年已陸續有多個省會城市通過區劃調整，邁上“強省會”之路，但是，一步到位完整吞掉一個地級市，濟南幾乎是第一個。
對於通過“大魚吃小魚”的方式實現省會振興的路徑，坊間一直存在爭議。其效果到底有多大，我們不妨看看“前車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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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合肥：“吞併”帶來底氣和信心
合肥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省會城市。曾經，它的經濟底子和在省內的凝聚力，只能用“很一般”甚至“差”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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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面臨省內其他兄弟城市的競爭，身處長三角，更是被上海、南京、杭州等巨頭城市包圍。如果不能夠儘快做大做強，只能繼續被“虹吸”。
改變在2011年8月到來。當年，地級市巢湖被拆分，其中，廬江縣與縣級巢湖市劃歸合肥市管轄。
從變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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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合肥GDP總量為2702億元，是省內第二城蕪湖的2.7倍左右；常住人口為570萬人，佔全省的9.6%，GDP佔全省的比重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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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後的第二年，合肥全年的GDP就達到了3636.61億元；全市常住人口猛增到752萬人。也就是說僅僅一年，合肥的GDP就提高了34.6%，人口總量增加了32%。
目前，合肥GDP總量在全省的比重，已由2010年的22%提高到2017年的26.2%。
雖然第二位城市蕪湖與合肥的差距從2010年的2.5倍，進一步縮小到2017年的2.35倍。但是總量差距從1700億擴大到超4000億。要指出的是，蕪湖在2011年也吞併了巢湖的無為縣。
如果將合肥與同處與長三角的南京相比，進步更明顯：2010年，南京的GDP總量是合肥的1.85倍，2017年，下降到1.62倍，相對差距明顯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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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在2001年至2017年這十多年時間裡的GDP增幅，達到了驚人的1878.6%，高居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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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指標之外，這些年，合肥在工業和科技方面的發力，有目共睹。整個城市存在感的提升速度，在全國來看，也幾乎是風頭無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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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2011年的吞併行動，對合肥最大的推動是幫助它奠定了發展信心。
02
西安：大的“吞併”還在後面
西安於2017年才開始代管西鹹新區。目前效果還不便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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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鹹新區在2017年的戶籍人口接近100萬，GDP300億元左右。前者讓西安的戶籍人口較2016年提高了12%，後者讓GDP較2016年提高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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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影響力不大，但這一步，是西鹹一體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相關進展加速的一個重要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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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最近的影響看，至少讓西安在去年前三季度GDP排位能夠重回全國20強的時間提前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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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西安若能夠在未來兩年內成功合併咸陽，將西鹹一體化儘快實現，便可以一步到位的達到1500萬人口的目標，GDP總量也能夠輕鬆過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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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川渝橫貫線的分析，根據西安最新出臺的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實施方案，西安要成功實現方案中的階段性目標，吞併咸陽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
西鹹一體化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迄今已快有近20年的歷史。除2017年成功實現西安代管西鹹新區外，其它的實質性進展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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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次濟南一步到位吞併萊蕪，應該給了陝西和西安更多的動力與信心。
03
成都：“吞併”為發展空間擴圍
2016年，成都代管簡陽。
後者貢獻的GDP為400億左右，人口過百萬。相對成都的體量來說，不算太大，但這種合併對於成都而言，更多指向的是發展空間的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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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管簡陽，讓成都在東向發展上更進一步。特別是通過天府機場的建設，“向東再造一座成都成為可能”，成渝相向發展也有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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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趨勢和現實條件看，代管簡陽很可能還並不是成都“擴大地盤”的終點。
04
濟南：均衡發展戰略面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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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濟南這次吞併萊蕪，再補充幾句。
對於一個首位度在全國居末位的省會，甚至被媒體稱為“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像濟南這麼尷尬”，這次區劃調整，給濟南帶來的人口、經濟體量的升級，乃至說發展空間的壯大，西部君認為，都還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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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此舉讓山東對外釋放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做大做強省會已經開始行動。一個經濟大省不會再讓“小省會”的格局繼續下去，均衡發展戰略面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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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信號，對於與濟南有關的投資、基建，以及整個山東在區域競爭中的狀態，都將產生非常現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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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期，這僅僅是濟南要“強”起來，山東要“動”起來的第一步。
另外要補充的一點是，區劃調整不完全是指直接吞併，還包括像廣州、南京、武漢等省會城市的縣改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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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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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省會”趨勢，已無可阻擋。其背後所蘊含的，是城市發展邏輯的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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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心城市之外，中國城市行政等級靠前的，主要是4個直轄市，加15個副省級城市，再加多個一般省會城市。
目前明確“強省會”戰略的城市，除合肥外，像西安、成都、濟南、武漢等已有實質行動的，以及杭州、南京、瀋陽等躍躍欲試的，恰恰都是副省級城市。
這並非完全的巧合。背後有一條大的邏輯越來越明顯：僅靠過去“副省級”的行政賦權，已經不能滿足這些城市的更高更長遠發展目標。它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謀求更多的資源來做大做強。
而在這個基礎上做大做強後，也才會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行政資源上的賦能，更有力的參與城市競爭，比如爭奪國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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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意味著在此輪“強省會”趨勢下，真正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15個副省級城市中的5個非省會的計劃單列市：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
澎湃新聞* ^% e& p, u+ P; Q
百家號18-03-22 17:13
理解了城市的行政級別，很可能就抓住了理解城市發展的“牛鼻子”。近年來，河南省有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將省會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圖為2017年1月11日航拍的鄭州市鄭東新區中央商務區風光。 東方IC 資料
一、理解城市行政級別: R: w% ?( J$ ]- j7 F$ S. V; |
這幾年，城市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不必說河北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引發了人們對未來城市發展模式的熱烈討論，不必說多個地方極力爭取國家中心城市的頂層規劃，也不必說每一次的城市排名或城市房價變動都會在網絡上引發“地域攻擊”。
城市的價值在於它能提供更高的生產效率。美國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雷澤（Edward Glaeser）說，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城市高效率的來源目前主要被歸結為兩方面，其一是位置的獨特或資源的豐沛所形成的成本優勢，其二則是城市經濟學文獻所強調的集聚效應，儘管其具體表現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例如規模經濟、交通基礎設施的便利、創新思想的碰撞等等。這些誠然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觀察，但總體而言，我們對集聚的理解至今沒有超越劃時代的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早在192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就指出，集聚是為了降低運輸成本，生產要素在城市中的集聚有助於降低三類運輸成本：運物的成本、運人的成本和運思想的成本。
本研究將指出第四類不容忽視的運輸成本即“運權力”的成本，及其對理解中國城市發展的關鍵作用。
雖然集聚效應是城市的主要優勢，但是中國城市和西方城市的資源集聚方式和過程卻迥然不同。一般來說，西方城市的資源集聚過程是市場自發的，獨立於原有的封建農莊，因而城市化的過程主要是市場經濟不斷擴張的過程。但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明顯不同。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箇中央集權國家。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所有重要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例如資金、人力資本、基礎設施投資、先進技術以及優惠政策，都是從中央到地方、從上級城市到下級城市逐次分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 Lieberthal）將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看作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刺激來源。
以財政撥款這一地方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資源之一為例。在傳統的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財政體制下，上級撥款由中央層層下撥，每級政府通常都會優先考慮本級政府的財力需求，結果導致下級政府的財源往往被上級政府“剝奪”，但是事權卻層層向下累積，從而形成了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對等的嚴重狀況。因此，從90年代開始，中央在一些省市試行“擴權強縣”、“省直管縣”改革，其實就是為了避免上級截留下級的財政撥款。可見，研究中國城市化和城市生產效率，絕不能忽視中國行政等級體系下的城市級別。+ {% @! d$ E$ f4 i1 L
在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和行政體系下，城市行政級別可能是比基礎設施投入、人才吸引、交通設施、創業環境、教育環境等導致城市集聚效應的更為根本的因素8 l- `! e9 K4 ]; h8 T2 n f
。例如，一個副省級的省會城市，相對於一個普通的地級市，前者可以從上級得到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憑藉大城市的戶口吸引到更多優秀人才，可以利用省會城市的行政地位成為全省的交通樞紐，這些有利因素又進一步成為優化創業環境和教育環境的條件。在一個存在網絡效應的經濟環境下，一個城市可以僅僅憑藉更高的行政級別而獲得更多資源，然後憑藉更多資源實現更好的經濟發展環境，這是一種正反饋效應。而這個正反饋效應的推手，就是城市的行政級別。
因此，理解了城市的行政級別，很可能就抓住了理解城市發展的“牛鼻子”。而不理解城市級別，單純分析城市的集聚效應或市場力量，很可能是“本末倒置”。; f; e$ r |, w- o+ j
二、中國的城市級別體系
（一）中國城市級別的變遷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的政治級別從上往下，一般分為直轄市、副省級城市、非副省級省會城市和普通地級市。在普通地級市下面還有一些縣級市，但我們一般說的“城市”，通常是指地級市及其以上城市。直轄市直接歸中央管轄，且當地市委書記往往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當地市長為正部長級，在各類城市中政治級別最高。省會城市是一省的行政中心，當地市委書記往往由副省級的省委常委擔任，級別高於普通地級市。2 V: `6 ~5 l1 B! i- m# ]5 b. x
我國的城市級別架構中較為特殊的一種類型是副省級城市，正式施行於1994年。根據1994年2月25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發布的中編[1994]1號文件，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青島、南京、寧波、廈門、武漢、廣州、深圳、成都、重慶、西安、濟南和杭州共16個市的政府機關行政級別定為副省級。1995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印發的通知》（中編髮[1995]5號）明確將前述16個市定為“副省級市”。除濟南和杭州外，其他14個城市均為原計劃單列市，因此副省級城市也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設立的計劃單列市。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決定對重慶市實行計劃單列，賦予其省級經濟管理權限，重慶被升格為計劃單列市。自1984年開始，中央又出臺了《關於重慶市、武漢市、瀋陽市、大連市計劃單列的通知》、《關於對一些城市要求在國家計劃中單列戶頭處理意見的報告》、《關於對青島市實行計劃單列的批覆》等政策文件，批覆了多個計劃單列市，最後一次批覆計劃單列市是1989年2月作出的《關於南京、成都、長春三市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的批覆》。至此，我國的計劃單列市一共有14個。2 S3 c7 L, h, U, K( V
計劃單列市的設立，著重賦予對應城市省級經濟管理權限，其財政收支直接與中央掛鉤，由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兩分，而無須上繳省級財政3 N7 u$ ~$ H0 M4 f
。關於政治級別，雖然計劃單列市的一把手一般由中央任命，級別為副省級，但是對政治級別設定，尤其是下屬部門和機構的級別設置、人員安排，並沒有明確規定。國務院在1989年批覆南京、成都、長春實行計劃單列時，甚至同時要求：“三市也不要因之搞機構升格、增加編制。”1 _/ j' V9 e& V2 i" H4 D' J# R!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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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級城市則著重強調城市的政治級別
，《關於廣州等16城市幹部管理範圍問題的通知》（組通字[1994]28號）明確規定，副省級城市的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職務列入《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稱表》，其職務任免由省委報中共中央審批。《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印發的通知》（中編髮[1995]5號）也對副省級城市的市直工作部門和內設機構的政治級別做出了明確規定。隨後，《人事部關於印發的通知》（人發[1996]86號）對副省級城市的公務員和非領導職務級別和設置也進行了明確規定。; d6 g$ c4 t2 Y) l# ]- h
1994年之後，除了重慶市於1997年升格為直轄市之外，中國地級以上城市行政級別未有重大變化。
（二）高級別城市享有的資源配置便利
在我國的城市經濟發展中，行政資源配置至關重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前，我國以計劃經濟為主，包括物資供應、資金和重要生產資料的調配等，均以自上而下的計劃為依據。& o; ?: O" Y* U2 P. |
在行政建制不變的情況下，某個城市若升格為計劃單列市（後來均為副省級城市），就意味著該城市在經濟財政上繞過了省級政府而直接歸中央管轄，這將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重大的資金和物資支持- I' i9 M% Z! ^7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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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城市級別在城市發展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
。就副省級城市而言，主要表現為五個方面：' S) I% J9 J& a: T
首先，升格為副省級城市，最直觀的獲益群體是公務員群體。分別作為副省級城市“四套班子”一把手的市委書記、市人大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都為副部級，副職為正廳級，更大的晉升激勵更有助於調動公務員群體的積極性和政府行政效率。- e3 i) o' _8 |
其次，在與中央政府部門溝通方面，副省級城市與一般城市的區別在於，副省級城市享有部分省級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具備與中央部委直接溝通的渠道，而且地方長官相對更高的行政級別有助於為城市爭取更多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便利和戰略資源。
第三，在招商引資競爭方面，副省級城市有更大的審批自主權，能夠降低企業面臨的審批風險，從而更有助於投資落地。對國企而言，國企高管或其主管部門官員也有行政級別，地方長官更高的行政級別增加了與大型國企的合作機會，尤其是增加了與同為副省部級骨幹央企合作的可能性。# X8 h+ _9 O( {; m5 J" Q9 \\$ V
第四，更高政治級別的城市往往成為中央政府區域發展戰略的著力點，並被賦予帶動整個區域發展的特殊定位。例如《人民日報》2016年9月19日刊出的報道《東北振興要從四個副省級城市破局》強調，“以點帶面、以局部帶動整體，往往能提高發展效率”。這樣的區域發展政策有助於高級別城市獲取更多優惠政策，並吸引區域內的勞動力、資金、技術人才等經濟發展要素。& ]! u, m; J( s. N* D
第五，非省會計劃單列市大連、青島、寧波、廈門、深圳在1994年被確定為副省級城市之後，仍然保留了計劃單列的資格，在國家計劃中被視為省級單位，財政收支直接與中央掛鉤，而無須上繳省級財政，有助於增強這些城市的財政實力。; W4 Q; J1 N. k. j& \\) k
省會城市為省級政府部門駐地，當地市委書記往往由副省級的省委常委擔任，高於普通地級市的正廳級，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便利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首先，省級政府下屬部門主官普遍為正廳級，在爭取省級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時，省會城市一把手更高的政治級別帶來相比於其他地級市更大的競爭優勢。
第二，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投資立項、稅收優惠、土地徵用等眾多事項均需要省級政府部門審批，更接近省級政府部門駐地能夠減少企業的審批成本，這增加了省會城市對企業投資的吸引力。 x6 T, f( Q1 c( d; |
第三，省會城市作為一省的門戶城市，往往承擔著一個省份對資金、技術、高層次人才等高端要素的吸引集聚功能，在市政建設、基礎設施等方面往往以全省之力集中投入。近年來，多個省份為吸納高端要素，塑造自己的話語權，從而在與其他地區競爭中獲勝，實行了“強省會”戰略。如安徽省拆分地級市巢湖，將其部分地區併入省會合肥，做大省會規模並積極爭取將合肥確立為與南京、杭州同級別的“長三角”副中心城市。山東雖然為傳統經濟強省，在河南鄭州獲批“國家中心城市”之後，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提出“舉全省之力實施省會戰略，濟南強則山東強”。8 F( T, o* m& l' Q$ K9 g) M
第四，省會城市在地方產業規劃中往往會被要求起到示範帶頭作用，因此能優先獲得資源配套，通過省級統籌與其他城市錯位，實現優先發展。6 \\ u! z1 s+ B4 l
（三）城市級別與城市發展# m* U1 Q: t+ Q; O, F$ |2 [8 D
高政治級別的城市享有一系列資源配置便利，從事後看，被賦予高政治級別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往往更快，在一個區域內的重要性隨著時間推移也逐漸提升
。
我們用城市實際GDP佔全省實際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城市在一省經濟中的重要性。我們蒐集了1999和2014年我國除直轄市外的非普通地級市佔所在省份實際GDP的比重，如圖1所示。圖1橫軸為各省非普通地級市1999年實際GDP佔本省GDP比重，縱軸為2014年實際GDP總量佔本省GDP的百分比。圖中直線為45度對角線，位於直線左上方說明該省2014年相比1999年非普通地級市GDP所佔比重上升，右下方說明比重下降。總體而言，越靠近右上方說明該省經濟對非普通地級市的依賴更大，越靠近左下方說明依賴更小。
圖1 非普通地級市1999年與2014年GDP佔所在省份比重( B# O3 M; ^. |/ S; S( I2 {- B5 w K
如圖所示，26個省級行政區劃中，有6個省份位於直線右下方，3個省份基本位於直線上，17個省份位於直線左上方，說明2014年相比1999年，有6個省份的非普通地級市GDP佔全省GDP的比重下降，20個省份未下降或有所上升。2014年各省份非普通地級市GDP佔比與1999年差值的均值為3.36%，說明從1999年到2014年，平均而言有特殊政治級別的城市的GDP佔所在省比重顯著上升了3.36個百分點。2014年各省份非普通地級市GDP佔比與1999年差值的中位數為3.19%，同樣支持了我們的推斷。
此外，更好地促進城市發展至少是地方政府的目標之一，那麼城市級別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也可以從多個地方政府對城市級別的追求來反映。2012年全國人大代表陳澤民、2017年全國人大代表張立勇、全國政協委員朱專興均建議將河南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引起社會廣泛討論，體現了河南對副省級城市的追求以及其他城市對高政治級別的關注。除河南鄭州，甘肅省蘭州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編制的《中國蘭州2030城市規劃願景》提出，“創造條件將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早在1994年中央確定廈門等16市為副省級城市後，福建省即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將福州市行政級別定為副省級市的申請報告》，但未獲批准，多年來福州市一直努力申請升格為副省級城市。' {& F5 L3 _& Z/ W& `( a, t$ D
三、城市行政級別與生產率的關係
（一）城市級別越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越高- D! M! o+ ` `) T
本研究發現：
一個城市的行政級別越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就越高4 p8 @& t5 k! K4 N- u1 ^
。具體而言，與普通地級市相比，隨著城市級別的提升，非副省級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平均TFP均在提升。將非副省級省會和副省級城市歸為一類後，同樣發現其相對於普通地級市而言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 V$ g* ]* j: G: i& C( y+ y X
分企業所有制類型來看，城市級別越高，國企和外企的TFP越高，但是民企的TFP反而越低。一方面，相較於其他企業，國有企業天然與地方政府具有更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繫，因此，隨著高行政級別的地方政府可以調動的資源越多，國有企業從中獲益也越豐。另一方面，高行政級別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資方面享有更大的審批權和優惠權，受到更優質的外國資本和港澳臺資本的青睞。但民企子樣本的迴歸結果暗示，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競爭中，民企與國企、外企之間可能是零和博弈。
另外，一個很自然的疑問是，城市級別可能被錯誤地當作了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如果城市級別反映的是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那麼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國企和外企的TFP應該越高，民企的TFP應該越低。但事實上我們發現，人均GDP越高的城市，民企的TFP顯著更高，而國企和外企的TFP與城市人均GDP的相關性卻很弱。這說明，城市級別存在著有別於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獨立影響城市TFP的渠道。' ]* }/ J4 m# A* R) x- W& Y. o
（二）城市級別影響資源錯配
本研究發現，城市級別在提升城市TFP整體水平的同時，卻惡化了資源錯配的程度。
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資源錯配程度越嚴重' \\8 _6 k% N9 m& J1 b9 [ _
。分所有制類型來看，城市級別所引起的資源錯配主要來源於其在國企和外企內部的資源錯配，民企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反而隨著行政級別提高而有所改善。從綜合稅率扭曲程度來看，儘管整體上行政級別對其沒有影響，但在國企和外企內部，城市級別依然引起了資源錯配，而在民企內部，城市級別降低了資源錯配程度。
（三）城市級別的影響機制) _8 x# F7 X$ D
為更好地理解上述結論，本研究還進一步檢驗了城市級別發揮作用的渠道。
首先，高級別城市的政府往往享有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在獲取上級財政資金支持和返還方面也有優勢，因此這些城市更雄厚的財政實力能夠支持政府給予企業更多的補貼；其次，高級別城市往往有更好的公共服務，科研資源也多分配給這些城市，因此他們能吸引更多的高技術人才聚集，這些城市的企業在僱傭技術人才上更具優勢；第三，中國的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有一定的政治特徵，金融資源被更多地分配給高政治級別城市，這些城市的企業享有更多融資便利；第四，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會給企業稅收優惠，級別越高的地方政府財權越大，因此能給企業的稅收優惠也更多。0 Z& m) y$ l2 ?. A5 I
基於這四個方面，本研究通過計量檢驗發現，
城市政治級別帶來了更多的政府補貼、融資便利、人才優勢，和更低的地方稅負
。相較於民企而言，城市政治級別所帶來的政府補貼、人才優勢、融資便利主要體現在國企中，帶來的地方稅負優勢主要體現在外企中。但資源配置的非競爭機制容易損失效率，這一結果與我們的基本結果——高級別城市的國企和外企TFP更高，但資源錯配程度更嚴重——具有一致性。
四、政策啟示
本研究表明，一方面，城市級別提高了城市生產率的整體水平，這是通過提高國企和外企的生產率並以降低民企的生產率為代價而實現的；另一方面，城市級別加劇了城市內部資源的錯配程度，這也主要體現在國企和外企內部資源配置的惡化。具體而言，城市級別發揮作用的渠道包括更多的政府補貼、更大的人才優勢、更低的融資利率和更小的地方稅負，而這些優勢也在國企和外企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 T/ H4 c( M+ y
首先，既然城市行政級別會影響城鄉之間的不平衡發展，那麼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應該逐步淡化城市的行政級別& H& \\( ^) J4 [( a# F# b9 Y: t+ G: \\
。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主要體現為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而平衡發展的關鍵就是減少行政資源對先發地區的“偏袒”，增加對後發地區的支持。6 ], w u$ H+ z4 u/ e
其次，
要限制城市規模，可以從弱化城市級別入手7 R& \\. u' x+ e8 X6 _/ m: ^% K
。既然城市級別會影響資源流動，那麼在不改變現行城市間權力關係框架的前提下，貿然放開對人口、技術等要素的流動限制，高政治級別城市必然迅速“膨脹”，但這種“膨脹”未必符合效率原則。我們的觀點很明確，允許人口自由流動是必要的，但前提是減少行政干預，否則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v; {( t* A0 L5 C% H
再次，要
妥善處理行政級別和市場體系在配置資源過程中的關係* a' L* [2 D) E) u% @$ i* r
。本研究發現，城市政治級別帶來的益處主要體現在國企和外企中，民企並未受益。這表明國企、外企與民企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行政手段在配置資源時應該著力為不同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這樣才能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a0 \\) c: R7 ?" G0 O0 X/ \\0 y& |
（本文作者江艇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孫鯤鵬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聶輝華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本文原刊於《管理世界》2018年第3期，原題：“城市級別、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錯配”。
新建區區政府大院既將搬遷到西山鎮(南昌市的新豐新城)， 南昌市政府大院在紅谷灘新城，江西省政府大院幾年前也剛搬到九龍湖新城。現在新建區政府大院也要搬到新豐新城(西山鎮)，高安市剛獲批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在大城鎮，高安市馬上將與南昌市融城了。👍
南昌市第二國際機場選址大城鎮👍 南昌大城國際機場👍
昌高一體化是江西崛起的引爆點 全力支持昌高一體化 高安市必須立刻馬上脫離宜春
你不大 怎麼去爭取國家中心城市，你不大 怎麼去參與國際城市競爭，你不大 中央怎麼看的見你，武漢鄭州成都杭州瀋陽西安長沙等等等等等哪個不比南昌大很多。
這就得增大體量來引起中央的重視 從而才能得到中央對南昌在政策資金上的支持，也能吸引國內外商界們的投資目光。只有這樣南昌才有機會去爭取國家中心城市，才有能力去參與國際城市競爭。 何況高安與南昌已經正在融城之中，只要政府稍微支持一下，高安與南昌融城速度會更加的快。
將南昌市石崗鎮免費出租給上海市
為引進更為先進的管理模式，探索江西革命老區發展新途徑，建議江西省政府積極爭取中央政府支持，將南昌市新建區石崗鎮免費出租給上海市70年，出租後，石崗鎮一切管理、開發、發展由上海市執行，租期內，所產生的一切收益，由上海市享受，江西、南昌市不得進行任何干涉。這樣可以為上海市發展提供一個發展空間，可以將那些不宜在上海本市發展的產業轉移到石崗鎮，為石崗鎮的發展注入更大的活力，進而帶動周邊發展；同時，也可以帶來更先進的管理模式，為江西、南昌市在身邊提供一個學習的基地。
用戶52138835414
全省10個縣級市，70個縣。
1，<strong>房子會不會跌，買回來會不會貶值？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關心，小編想說，這個問題若是剛需房子，可以忽略了。
大家回想5年前，二三線城市的房子漲了幾年都沒漲起來，我記得長沙5年前是5500元，那還是省會城市。現在一躍萬起。可當時，正趕上08年之後的那幾年，算是金融海嘯。房價之後一直停滯不前。之後又飛速漲了起來。同樣是5500元，最近的有報告指出，原來的“鬼城”鄂爾多斯一個區2017-2018年，兩年時間內也是5500元，漲到了1W多。
房子的價格總會漲，只是漲幅有快有慢。
房價會跌嗎？不會，除非來次全球的經濟危機。這種幾率小之又小！
現階段的二三線城市，有人說是棚改貨幣化，讓購房者的購買力提高了，去庫存化加快，供需發生變化，很多房子沒有庫存了，所以開發商壓價了。
還有人說，炒房者進去三四線把房價有炒起來了。
因此，大多數都盼著房價掉！
但是小編認為，房價的控制權一直就不在購房者那裡，談不上開發商壓價。三四線的炒房客基本都撤場了。不僅如此，現在國內很少有投資人炒房了。
房價趨勢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價值增高了，房價漲起來。
商業區建立起來了，高鐵來了，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
這些可以論證可以看小編之前寫的，更詳細。或者關注我，私信我！
2.不考慮增長？
不知道大家去一些小城市看過沒有，之前城市中心店鋪都搬移的情況，或者門店很冷清。未來幾年可能這種情況發生的比較多。
很多人買了房子之後，但是工作和其他收入上不來。
商業中個性化偏移，大的商業區被衝散，地租成本高，但是消費者不買單！
往往這些配套資源好的地方，房價還很高。
而城市化後期，城市的功能也會隨著經濟模式不同而改變，以後的事情還很難說。興許，一個大企業在家邊上，整個附近的房價就都上去了呢。
原來小編認為城市中心的位置的房價肯定是保值上升，但是國家政策出臺限購後，小編認為5年之後誰也說不好，也有可能就不漲了。
3.那麼怎麼注意舒適度呢
縣城，可以接受就買。量力而為。房子的建造商和開發商有的不是一家的，房子本身也是產品，是產品就有缺陷，和質量問題。這個是購房者應該考慮的。所以在驗收房子的時候，購房者有權去檢查清楚，也可找專業的國家認可的機構檢查，多花幾千塊買個踏實。
如何選擇樓層呢？可以看我的之前的問答。
如果哪位小夥伴覺得有幫助，那就關注下，以後有更新能更早知道！
房天下九江特價房
樟樹的房價逼進8000了，宜春的才6000
牙牙209554874
我覺得會掉價，現在新餘市的市中心也才4千多一平方呢，
頂藝集成吊頂批發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縣2018年房價上6000元一平米。
一生平安26550826
如果棚改以房換房，不實行貨幣直補，房價估計漲不了這麼快，17年正月房價才四五千，今年房價都在七千以上，而且去售樓部都說沒房賣，賣空了，而17年棚改貨幣直補，拆遷六千至一萬戶之多，把庫存全賣完了，加上碧桂園等都去縣城開發，間接抬高了房價
空谷幽蘭3927
為什麼金溪縣17年房價在4000元左右一平方，到現在18年房價漲到7000多元一平方，市面上銷售一空，都說房子賣完了，沒有房子賣。到了年裡聽說還會漲到8000多元一個平方。一個縣房價突然這麼高。老百姓怎買的了房？
手機用戶8814095638
漲是必然的，漲多漲少不一定。中國經濟內需要展要求說明這一點。
朋友45970
只要棚戶區改造和城市化停止 現有房價就不會漲 但不會暴跌 因為貨幣每年都在以百分之8的比例貶值 所以今年政策停止了棚戶區改造的貨幣賠償而是實物 所以立馬看到房價有回落 但江西這兩年很多兄弟市區都在搞建設 所以還會上漲 前提是前兩項政策如何推進 就決定了漲多少而已 想暴跌不太可能 環鄱陽湖經濟圈 還在推進 所以還會上漲咯
紀曉嵐999
在縣城買房，如果是剛需沒辦法，如果是投資就免了，投資至少是省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