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的坎坷人生
馬愛國
說起我的舅舅劉力岱，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介休縣連福公社張良村那可算的上大名鼎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這倒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或者是在村裡當過什麼幹部，之所以大名鼎鼎，有賴於他的大名和與之相匹配的那句口號“劉力岱抗拒從嚴不交代”，由於“岱”和“代”同音，呼起口號來十分順口押韻，舅舅便成了那個年代每次鬥爭大會上的“保留人物”，打倒其他“地富反壞牛鬼蛇神”的口號不順口，所以全村革命群眾即使記不住其他“四類分子”的名字，也忘不了他。忘了交代了，舅舅當時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要說這個“歷史反革命分子”舅舅，就不得不仔細說說他的“歷史”。
（一）
舅舅出生於1925年冬，那一年是農曆虎年，鄉下農村有這樣一種說法“臘月的虎滿山遊”，意思是說寒冬臘月冰封雪蓋，連老虎也難尋食物，餓得滿山轉游，預示著虎年寒冬臘月出生的人也像滿山遊的老虎，一生坎坷，不少人也知道這是不靠譜的事，是老婆舌頭，迷信！可在我舅舅這裡卻甚是靈驗。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的中國，積貧積弱，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於個人，你想能有什麼好果子吃？況且是窮鄉僻壤的張良村。姥爺一家幾乎是赤貧。姥爺兄弟五個，在家排行老五，幾畝薄田，趕上老天爺高興，還湊合著能填飽全家上下十幾口人的肚子。姥爺娶妻生子，老劉家五個兒子全部成家，大家一分為五，長子不出門，老人便隨大兒子住在老宅，其餘四個兒子各顯神通。姥爺帶著老婆兒子一家三口另立門戶了。另立門戶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可不是一件易事，首先住房就是個問題，那時候可不是現在的什麼三臥一廳，用姥姥的話說“叫花回來也沒有個立棍子的地方”。經族人協調，姥爺一家住進了位於東頭村外的劉家祠堂。一邊給劉家祖宗打掃庭堂一邊也算有了個立叫花棍子的地方了。好在姥爺年輕體壯，再加分家時給的幾畝薄田，被他營務得有條有理。舅舅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相對穩定的童年，隨後又有幾個妹妹出生，人口的增加，全家的日月就漸漸緊張甚至恓惶起來。
舅舅是姥爺的唯一兒子，得子當然高興，起個乳名叫“啟壽”或許是“起首”，反正也不識字，起這個名我想其中肯定融含著美好的祝願，或者是健康長壽，或者是平安快樂，或者是開啟明智，或者是將來出人頭地。舅舅雖然出身寒門，卻腦瓜子活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聰明伶俐，儘管沒有進過正規的學校讀書認字，但在拾柴挱結烙、收秋拾夏之餘也在村小學的門外偷偷的聽過幾次，他也善於尋找機會和同齡上學的孩子求教謀搜，所以斗大的字也認識幾麻袋。
不管是快樂還是愁苦，人的童年總是在不知不覺中一晃而過了。
三十年代的中國最讓人不能忘記的就是日本人的入侵，一九三八年日本人侵入介休時，舅舅十三歲，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何況是國難當頭，村裡一把把的幾個男孩子有的參加了兒童團，有的乾脆跟上大一點的男人上山當民兵打鬼子去了，舅舅也有這個心思，可難耐姥爺就這一個寶貝兒子，看的緊守，整天帶著出地務農修理地球，單怕有點閃失，日子一長，舅舅也就死了當民兵的心，一心一意和他老子營務莊稼地了。
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儘管日本人也在張良村西頭火燒過春秋樓，打死過老百姓，抓走了抗屬，狼狗咬死過東頭抗日英雄“跌皮三家哥”，鐵絲穿死過地下共產黨員張炳貞，活埋過——，但對於姥爺一家“順民”來說，也就只是躲過幾次日本人，有幾次是躲到村東一里的靳家墳塌墓裡，有幾次是躲到馬家墳大坡下的橋橋底下，最遠一次是躲到離村二十多里地的南山上北坡村。除此而外也就是照例的窮苦日子，緊吧不力再加擔驚受怕。
在這緊吧不力、擔驚受怕的煎熬中，日本人走了，“二戰區”來了，其實“二戰區”是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山西劃為第二戰區，由山西省長閻錫山任司令長官，抗擊日本人，是一個地理區域概念，但當時老百姓不知道這些，只知道“二戰區”是勾子軍，所以老百姓就誤把地理區域概念偷換成“人群”的概念，當然偷換概念也不是老百姓明知故犯，只是人云亦云也就叫習慣了，也就知道是指什麼意思了。反正，日本人投降後，“二戰區”就迅速佔領了張良村的西頭，離張良村七里之遙的義安鎮設制了“二戰區”家的鎮公所。張良村西頭五道大門（兩個西門）有“二戰區”站崗，據說駐紮著一個排的敵人。義安鎮公所，是半軍事半行政的機構，駐紮著更多的敵人，究竟多少人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止一個排。
舅舅的厄運就從二戰區在義安鎮的鎮公所開始了，眾所周知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拋出假和平政策，共產黨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也力舉成立聯合政府，可重慶談判也沒有達成實質性的關於聯合政府的條款。山西境內的上黨戰役也是在邊談中邊打的，山西閻錫山扮演了反革命急先鋒的角色，介休當然是在老閻的領導下的二戰區，義安鎮公所也就不在例外了，國共內戰爆發解放戰爭開始。
一九四六年春，在晉中境內，八路軍（實際已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老百姓習慣這樣叫）和勾子軍的人數相比還不佔優勢，八路軍充其量也就是民兵及由民兵組建的地方武裝，力量處於劣勢，在介休境內的八路軍主要駐紮在南山上，二戰區經常出來徵糧徵物，有時出發還到半山甚至掃蕩後山。
是年春的一天，舅舅和姥爺二人在東崖號（地名）自家地裡砍地，不料從夏莊頭方向跑來十幾個帶槍的勾子軍，不知是他們徵糧不順還是運氣不好碰上了八路軍的襲擊，反正是灰頭土臉的從東南方向向西北方向跑了過來，看到這父子兩人二話不說，拿根繩子捆個結實，就捎帶回義安鎮公所，在路上他們幾個趕著給定了個罪名，說是“私通八路”，好傢伙，這罪名可是不小，可諒父子二人“老百姓遇上匪”有理說不清，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就被關在鎮公所的監房裡。好在東崖號地裡還有勞做者離的遠沒被逮走，向姥姥家裡報了信，總算知道了趕黑還不回來吃飯的老漢和兒子的下落。
第二天小腳姥姥拄著根棍子跌跌撞撞地去義安求人保人去了，結果“二戰區”說“私通八路”理當重處，看在小腳女人的份上，低押取保吧，老的一擔小米，後生兩擔小米，恰好三舅（舅舅大伯的三兒子）的妻姑姑是義安，鎮公所就設在她家裡院，他們被遷出外院，這下算是有救了，有叔伯姑表親家做保。人在裡頭不太受制，趕緊回村籌糧保人吧。三擔小米不是小數目，三姑六親左鄰右舍只籌到一擔多，先送下義安去看看能不能先放人。不行，好說歹說先讓走一個，當然是兒子重要，老漢抱著頭圪蹴在監房，磕頭禱告總算先把嚇白臉的兒子保出來了，又折了幾天毛禁頭，告借求貸向地主劉炳瑞借足三擔米才將兩個人完全保釋回家。通過這次變故，全家人一致認為“二戰區家”也不是好惹的，何況咱還沒有惹人家，同時從心底裡產生了對“二戰區的憎恨”。姥爺在返回張良的半路上罵了句“好鬼子的二戰區”。
馬愛國，筆名老馬。中學高級教師，現任山西晉中介休市教育科技局教研室主任。曾獲“全國優秀教研員”、中國教育學會“小學教學方法創新實驗與研究”優秀課題指導專家、晉中市與介休市人民政府表彰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德育工作先進個人”等多項榮譽稱號。另外有多篇論文獲得國家和省地級獎，其中《淺談校長在學校管理中的三項作用》獲“現代教育理論與實踐論壇”徵稿一等獎，並收入由人民日報社、中國教育報刊社培訓中心等合編的《現代教育管理理論與指導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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