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提示】本文發表在 2018年第2期 《山西青年》，通過對於成龍家族幾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蹟研究，根據這些人物生平的行為體現出的佛教相關的思想，與他們在呂梁安國寺讀書修行的經歷，得出於氏族人深受安國寺影響的結論。另一方面，通過對呂梁安國寺內設施狀況及其歷史沿革與其現狀的調查與研究，找出於氏家族對呂梁安國寺造成的影響。
呂梁安國寺，位於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西10公里王家塔村所在的烏崖山麓中，處於群山環抱下的一個石窪裡。原名安吉寺，宋嘉祐三年(1058)改為今名。據《光緒版永寧州志卷十一·寺觀》所載，創建於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曾是唐代宗室昌化公主的食邑所在。唐代宗時以佛牙二枚賜予昌化公主，貯於寺內，造銅塔供奉並存放。
一、于成龍籍貫家世及其一族興衰
根據于成龍長孫、江寧巡撫於準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為《於氏譜系》序中記載：“吾於氏家於永寧，其來已久，並無兩族。自宋迄元迄明，年代久遠，子姓衰落，兼遭兵蠹，遂至家乘缺略。今僅搜得元時所存二譜、明代所存二譜，皆全無所承，後無所繼。然不敢廢置，仍其原有次序而存之。”另有多處文物文獻載有于成龍及其宗族籍貫，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熊賜履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兩江總督諡清端北溟於公墓銘並序》雲：“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陳廷敬撰《於清端公傳》雲：“公諱成龍，字北溟，永寧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弘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裡中稱長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蔡升元為於廷翼(于成龍長子)撰《封朝議大夫直隸參議道原任平陽府曲沃縣訓導石州於公墓誌銘》雲：“公諱廷翼，字右之，姓於氏，山西永寧州人”；.雍正四年(1726)，由於準撰文之《重修安國寺碑記》稱：“予家籍同南，環寺之山與土田俱隸同南，故吾於氏世為茲山主，而寺因以不廢。”由這些資料可知，於氏宗族自宋至清，一直生活在山西永寧一帶，並無爭議。
于成龍祖上族譜起自元時，發跡則在明中期。陳廷敬撰《於清端公傳》雲：“公諱成龍，字北明，永寧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弘治朝官至大中丞。”；安國寺內存康熙四十八年(1709)立石《重修安國寺碑記》載“至明天順年間，有於大中丞諱坦者，常為護法，延及裔孫。”又有雍正四年(1726)，由於準撰，於灝書的《重修安國寺碑記》雲：“明天順間，予遠祖大中丞諱坦者，曾重修斯寺，嗣是凡有造作吾於氏□人輒與典中。”城北鳳山道院明景泰元年(1450)立石的《重修三陽山希夷祖師庵記》一碑記載了於坦及其父於淵的事蹟，其中有“永寧州宣德年歲貢於淵。景泰甲戌科進士於坦，任行人，升□部員外郎”。另在《光緒永寧州志·仕籍》中有“於淵，貢生，河南永寧縣知縣，於坦之父”、“於坦，景泰甲戌進士，官行人，遷工部員外郎，累官至巡撫”，亦與碑文相合。由此可知，於氏一門自明宣德、景泰年間發跡，並早在於坦時期，就曾重修安國寺，與此寺有了不解之緣。
2014年11月23日，在於成龍直系第十一世孫於右才老人家中發現編纂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於氏族譜》，其中共分五卷：卷一(《譜系》)有宗族前譜、後譜及祖墓地圖等；卷二(《宸翰》)有于成龍任黃州知府時誥命兩道、直隸巡撫時誥命三道、任直隸巡撫敕諭一道等；卷三(《恩綸》)有蒙賜帑金良馬及御製詩等；卷四(《家乘》)為德深公(於淵)墓表、清端公(于成龍)傳、右之公(於廷翼)、用之公(於廷勱)、庚子公(於廷元)墓誌銘等；卷五則是族規、家訓及命名分派等。編纂者於準在序中寫道：“吾宗自卜居來堡以後，其世系彰彰可考。今支派漸繁，若不及今譜次，何以傳後，卑接續不替耶？其事責任在小子準，幸叨。譜成於癸未(康熙四十二年)之夏迨丁亥(康熙四十六年)，餘承之。”
二、于成龍的佛教修為與其生涯所受佛教思想影響
于成龍，字北溟，號于山。永寧州(即今離石)人，曾任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兩江總督，去世後後被諡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號“清端”，出仕前曾於安國寺處讀書靜修長達六年，現有讀書樓碑記可考，另有《夢餐優曇花作》見於《永寧州志》記載。
于成龍生不逢時，崇禎十二年(1639)參加鄉試，僅中副榜貢生。不久明滅清興，直到中榜之後22年的順治十八年(1661)，清朝方才起用前朝士子，時年44歲的于成龍官封廣西羅城縣令。時至今日，其所在的廣西河池仍然是偏僻之所卑溼之地，距離北京和于成龍的老家山西又是萬里之遙，當時更是僅有六戶人家，群盜舉發，前兩任知縣一死一逃，堂堂的縣衙僅僅是籬笆圍著的三間草房，不啻人間地獄。陪同于成龍一同上任，擔任護衛的五名公差在他赴任的路上或死或逃，當三個月後到達羅城時，僅僅留下身染瘴癘的于成龍孤身一人，他不得不借住在當地的關帝廟裡，晚上睡覺也只能在身邊放條鐵槍以保安全。
雖然清苦無比，但是在羅城的七年光陰，不僅是于成龍仕途的開始，也是他平生最為得意的一段政績所在。按他本人的話說，“我一生得力，在令羅城”①。七年間，編制保甲，重責不法豪族，嚴懲流寇，“盜有犯者立斬之，懸其首於竿，由是盜皆屏跡。”七年之後，羅城變成了一個法令嚴明，百姓安定，秩序井然的王道樂土。
康熙六年(1667)，由於考評卓異，于成龍升任四川合州(今重慶市合川區)知州，在任時，寬厚待民，僅僅百人居住，庫銀僅有十四兩的的合州在清政府“湖廣填四川”的政策下湧入了大批移民，于成龍不僅妥善處置百姓的安置，籌集農具耕牛種子，租給移民。分發土地，建造房屋，使得百姓安居樂業。不久，政府下令收漁業稅，于成龍直言上疏要求廢除魚課，冒著丟官風險，也是一心為民。
康熙八年(1669)，于成龍再次因為表現卓異，升遷任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同知。在這裡，他又一次施展鐵腕手段，緝捕大盜，將冥頑不靈的全部活埋，因此得了“於活埋”這一稱號，于成龍也因此被人以“非刑殺人”的罪名彈劾。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亂，此時的于成龍已經是福建建寧知州，但經巡撫張朝珍的請求，改任武昌府知府。在叛軍四起的情況下，于成龍沒有辜負上司的賞識，四處救火，親臨一線，帶頭衝殺，在評定三藩叛亂的戰爭中出力不少。
于成龍雖然殺人不少，但是時人也好後人也罷，從來沒人把他歸為“酷吏”。他所坑殺的盜匪，皆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平的慣盜；他上陣殺敵，殺的也是圖富貴的叛軍。但凡是願意放下武器的對手，不論是賊寇或是叛軍，一概既往不咎，妥善安置，以至於外省的盜匪和叛軍也紛紛望風歸順，匪盜禍患得以迅速消弭。
于成龍本人並沒有在剿撫手段上做過太多的糾結。對於儒佛兼修，深得兩教精髓的他來說，唯有天道即民心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出仕之際，他對友人武祗遹說“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②。短短一句話，頗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思想。而在剿匪安民過程中，于成龍秉承的都是除暴安良、懲惡揚善的原則。
與同為明末文人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不同，于成龍並不是一個清代統治者眼裡的酸腐儒生。他所抱持的並不是“華夷之辨”和“天下興亡”這些儒家傳統思想，而是立足民生，認為政權的正確性不在於統治者是滿是漢，而是在於能否給百姓帶來安定與富足。而這些來自儒家思想之外的內容，顯然也是佛教的“普度眾生”思想。在從羅城縣離任高升時，他在給友人的信件中說“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事一點，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存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鬼神無爽，能不寒心？”除了表達了對同僚故去的傷感之外，也有對人死後有靈的觀念；在任兩江總督時，于成龍發佈過《禁送節禮諭》，裡面有“本部院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贓物，而平分男盜女娼之報應也”，更是很明白地表現出了自己對佛教果報思想的堅信，是他廉潔的動力之一。又如在批示蘇松道臺清理訟獄的報告中，要求相關單位善待囚徒，勿令飢餒，修繕牢房，以免疾病，“陰功浩大，子孫受福無窮”，這亦是果報和“業”的思想。
對佛教和對於成龍不夠了解的人會認為，于成龍清心寡慾，儉樸清苦的生活方式是受到了同樣強調苦修的佛教的影響。確實，號稱“於青菜”的于成龍，經濟方面一貫給人以不寬裕的印象。從廣西到四川，路費全靠算命的瞎子接濟；從四川到福建，買了一船蘿蔔充乾糧；在直隸，以“屑糠雜米為粥，與童僕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而他的屬下，總督衙門的官吏們，在他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
然而，于成龍並不以粗茶淡飯為榮，他的清苦，更多時候是有自己的一套原則的。他吃過糠，但是並不總是吃糠，條件稍微好些，也就不吃了，更不會標榜自己吃糠；他好酒，每天都能喝三四兩，以至於在湖北任職期間，被同僚戲稱為“醉漢”。
另一方面，佛教也並不崇尚苦修。佛陀證道之前，在尼連禪河畔苦修，一日只食一麥一麻，六年之後毫無進展，只落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風，險些喪命。幸得依靠牧羊女蘇耶妲以乳糜相救，五比丘因為佛陀就此放棄苦行而離去，佛陀孤身前往伽耶城，不久在菩提樹下頓悟。這件事也成為佛教不強迫信徒做極端的苦行的最好例證。③
于成龍的廉，本質並非是一種苦修，而是對貪慾的壓制和排除，這是和佛教教義統一的。因此，不止是對於功名利祿的貪慾，連同同樣不被佛教所容，而儒家觀念中並不強烈排斥的一些內容，例如在羅城任職時，于成龍親自到田間地頭視察農民耕種，無疑符合佛教“眾生平等”思想，卻與等級森嚴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對農業的理解絕不僅僅是儒生口中輕飄飄的“農為國本”或者“農為四民之首”那麼簡單。他親自寫字送匾給產糧大戶，又動員百姓勸告他們鄰里中不願勤勞耕種的懶漢。根據時任廣西巡撫金光祖的評語，“羅城在深山間，民風頑悍。于成龍廉潔有為，建學館、創養濟院，任事練達，堪列卓異”。
三、于成龍子孫及於氏家風受佛教思想影響
據《永寧州志·序》記載，州治曾有四座牌坊與于成龍及其子孫有關，分別是：于成龍建“天眷元臣秉鉞揮旄”坊，於採、於時煌、于成龍、於廷翼、於準建“恩榮五代績著兩朝”坊，于成龍、於準建“祖孫督撫”坊，於大梴建“威重廉江宣東粵”坊。
於廷翼，字右之，歲貢生，任曲沃縣訓導。以子於準，官封奉直大夫、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知州，再封朝議大夫、直隸錢穀守道參議，贈光祿大夫、巡撫貴州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祀鄉賢。生於明崇禎九年(1636)，卒於請康熙三十九年(1700)，享年六十六歲，有一子於準。於廷勱，字用之，歲貢生，候選訓導。生於順治四年(1647)，卒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享年五十六歲，有一子於瀚。於廷元，字賡之，貢生，候選學博。生於順治十一年(1654)，卒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享年四十六歲，有二子於汪、於灝。
于成龍的三位公子裡，最值得注意的是長子於廷翼。他幼年也曾在安國寺讀書，還留下了當時供讀書用的、他本人動手鑿出的石窟。當父親壯年出仕後，他作為長子，代替父親贍養祖母和母親，撫養兩個弟弟。他不僅和父親一樣節儉清貧，而且在家鄉築路修橋從不吝嗇。康熙二十五年，於廷翼捐出家中的五畝土地，用以修築養濟院；康熙三十四至三十六年，呂梁連續三年遭遇災害，之後又發生了瘟疫，米價大漲。於廷翼將家裡的存糧慷慨地接濟了鄉人。名義上是借，卻在之後燒燬了借據，贏得美名。
而於廷翼之後，他的獨子於準再次出仕，並且重現了祖父于成龍的輝煌和美名。
於準(？—1725)字子繩，號萊公。自廕生授山東臨清知州，有清操。舉卓異，入為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出為江南驛鹽道，再遷浙江按察使，居成龍喪歸，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貴州巡撫。飭州縣立義學，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業，送督學考試。調江蘇，歲飢，請發帑賑濟上元等十五縣及太倉、鎮海二衛。濱江海田畝被潮汐衝擊，多坍沒，疏請豁免錢糧，詔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為總督噶禮所劾，準坐失察，罷歸。雍正三年，復職銜。尋卒。
和在安國寺讀書六年的祖父、在安國寺後山石崖壁上開鑿讀書用石窟的父親一樣，於準也與安國寺有莫大的關係。而且更進一步，幼年於準出家，在安國寺的修行成為了他仕宦生涯開始之前的全部。他重修了父親留下的石窟，並加以增修，成為今日我們看到的石壁上的讀書樓；出仕之後，他又委託他人，代替自己入寺為僧，繼續修行。並在飛黃騰達，功成名就之後榮歸故里，將後山闢為“萊公別墅”，成為一處難得的名為別墅，實為苦修苦讀之所的所在。
仕途比祖父平坦很多的於準，沒有祖父創下那麼多的傳奇與佳話。但是他的兩大功績，一是整理編纂了《於清端公政書》，將自己的祖父後半生的政績與精神系統地傳承了下來；二是編修了《於氏族譜》。其中的《於氏族規》和《於氏家訓》，裡面不乏對於氏祖孫三人儒佛思想道德觀的體現與總結。例如《家訓》中有“人家生兒子，聰明人每多刻薄，則暗中虧折了許多福分。常見庸庸之人，反享厚福，系天機渾含不露，所以受用。我勸聰明子弟以寬厚宅心，庶可邀和平之福。”這些明顯是佛教方面對福報以及天命觀的看法。
不論是於準編纂的於氏家譜，還是其編修的政書、家訓、族規，都完好無損地流傳到了今天，發揮著它們的作用。
四、呂梁安國寺所受於氏家族影響
安國寺受歷代於氏子孫的影響始於於氏先祖於坦在明代中期的重修，而後世于成龍、於準祖孫的讀書樓，於準衣錦還鄉後在後山所修的萊公別墅，于成龍的祠堂，於準的生祠，以及寺中的於氏宗祠族譜和淵源介紹傳至今天，仍將安國寺與於氏一族牢牢聯結。
寺院主體分為上下兩層，偏院分內外兩進，共四處院落。主要建築有大雄寶殿、銅塔樓、鐘鼓樓、萬佛閣、關帝閣、觀音樓、十王殿、洞賓樓，又有於清端公祠、於萊公祠、于成龍讀書樓，還有萊公別墅、石牌坊、磚塔等，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偏院又稱清靜處，有於清端公祠，樓上有關帝閣。後院古剎禪院，環境幽雅，建有于成龍讀書樓。寺後百米石崖下是萊公別墅，是于成龍之孫於準在雍正丙午年(1725)，就半山石壁天然形成的龐大石崖下修築而成。其地勢險要，景色奇特，構築精巧。前臨深谷曰“瞑之谷”，清泉汩汩，夏為細流，冬為堅冰；下有“八角琉璃井”(今因寺廟整修而暫時封閉)；上有千仞絕壁，懸崖飛瀑，遇雨天則水簾垂掛，其景十分壯觀。絕壁半腰有20平方米人工鑿成的石室，石壁上有“龍”、“虎”、“山林”、“野趣”等石刻大字及道光年間永寧州知州王繼賢親筆書寫的山寺石室文。石室為于成龍之子於廷翼築，又鑿通石壁為石窗，依窗眺望，遠視中陽縣城，近視寺周美景，南川風光，一覽無餘。
眾所周知，于成龍一生清貧，這無疑有六年安國寺讀書經歷帶來的影響；而反過來，于成龍死後，臣僚整理他的遺物，僅發現“綈袍一襲，鹽豉數罐”，無不為之下淚。康熙皇帝曾因欣賞于成龍的廉能，特撥內帑一千兩與駿馬一匹賜予他。而這一千兩的去向，後世有多種說法。有說賑濟災民的，也有說拿出一部分回鄉贍養老母之用的，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就是這一千兩中的二百兩，被用來重修了安國寺。
當然，於氏家族為安國寺帶來的還不止這些建築與經濟層面的內容。於氏祖孫先後兩代廉能總督作為於氏的高光時刻，無疑為安國寺定了一個“廉”字核心的基調。時至今日，安國寺依然作為呂梁市廉政教育基地，同時也是全山西省唯一一個廉政教育基地而存在著。這無疑是三百年前的於氏二公給安國寺留下的最有當代現實意義的一筆遺產和財富。
注 釋：
①[清]萬文芳，阮正惠.撰.《羅城縣誌》.
②[清]李元度，撰，曾國藩，序.《國朝先正事略》.
③《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卷四.《佛本行集經》卷29、卷30.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劉臻至(1989-)，男，漢族，陝西西安人，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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