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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
有人指責“新散文”標新立異、割斷傳統、厚今薄古。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新散文”。甚或，他們將“新散文”與先鋒小說、“斷裂主義”混為一談了。“新散文”從來不曾渺視傳統，也從未主張過與傳統“斷裂”，相反，十分重視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
1998年雲南《大家》雜誌推出“新散文”欄目，今天我們把它視為“新散文”誕生的標誌。“新散文”這個欄目名，可能是偶然為之，卻包含了這一創作群體的全部訴求，那就是“新”，不滿於陳腐的創作觀念，以全新的理念引導散文創作。其實在那前後，當時還算年輕的散文寫作者，已經分別出發，開始了對散文創作的求索，並逐漸彙集到“新散文”的旗下。
到今天，“新散文”的創作群體已然清晰，它的主要創作者有：葦岸、張銳鋒、李敬澤、馮秋子、龐培、鐘鳴、于堅、寧肯、韓春旭、彭程、凸凹、黃一鸞、杜麗、周曉楓、潔塵、蔣藍、趙柏田、汗漫、黑陶、玄武、雷平陽、王族、南子、狄馬、謝宗玉、沈念、江子、李曉君、範曉波、傅菲、江少賓、陳蔚文、格致、塞壬、馬小淘、祝勇等。“80後”散文寫作者的作品，不管他們是否承認，大體上都可以歸入“新散文”一類，因此自他們以後，陳舊的、八股式的散文寫法基本上不復存在，這與二十多年來“新散文”的篳路藍縷、艱辛探索有很大關係。
二十多年來，重要的“新散文”作品（散文集）有：葦岸《大地上的事情》、鐘鳴《城堡的寓言》、張銳鋒《世界的形象》、于堅《棕皮手記》，龐培《五種回憶》、李敬澤《青鳥故事集》、馮秋子《寸斷柔腸》、潔塵《豔與寂》、周曉楓《斑紋》、蔣藍《豹典》、格致《轉身》、黑陶《泥與焰》、王族《上帝之鞭》、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寧肯《說吧，西藏》、祝勇《故宮的風花雪月》等。
儘管到今天，有關“新散文”的評論仍寥若晨星，但是應當說，中國散文發展到“新散文”，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力量。“新散文”改變了20世紀，尤其是楊朔、秦牧等奠定的二十世紀後半葉散文寫作的積習，為日益固化的中國散文創作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空間。“新散文”不是當代散文一個無關緊要的局部，不是“文學園地裡的一朵小花”，“新散文”是近二十年來最雄偉的文學建築群，它構成了近二十年來中國散文創作的主體，為中國散文重新樹立了藝術標準，尋回了它的生命活力，是二十年來最重要的文學現象。“新散文”不是一個散文流派，基於“新散文”已經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自身的內在驅動力，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新散文”是觀念，是方向，是高度，是中國散文通向未來的道路。
“新散文”創作持續二十多年，並沒有像一些人預言的那樣一天天爛下去，反而一天天好起來。隨著“新散文”作家由青年步入中年，“新散文”也退去了年輕時的火氣與青澀，穩健地走進成熟期，成為中國當代散文創作的主力軍。此時，發軔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朦朧詩”早已走進了文學史，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鋒小說也早已風流雲散，而在“新時期”的文學變革中遲遲登場的“新散文”，卻展現了驚人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佳作、力作不斷湧現。關於“新散文”長盛不衰的秘密，可能會有多種答案，下面，我提供其中一種，供大家參考。
01
說到“新散文”，許多人會以先鋒小說為參照。那我就從先鋒小說說起吧，因為“新散文”之所以活力不衰，秘密就藏在它與先鋒小說的區別中。
馬原
餘華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變革，尤其是以馬原、洪峰、餘華、孫甘露、格非等為代表的先鋒小說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與外國文學的刺激脫不開干係。歷史學家把中國近代史總結為“刺激—反應模式”，即中國近代史（包括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因應外部變化而生成的，是內部世界在面臨外部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如此，中國歷史就被解釋成了一部被動的歷史，而不是自發生成的歷史。也有人據此把中國的近代化史說成“被近代化史”。在我看來，這種“刺激—反應模式”，放在“新時期”文學史裡似乎更加有效。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當改革開放成為國策，國門突然被打開，外面的世界名正言順地進入我們的視野，原有的秩序必然經歷強烈的震盪，重構內部秩序，也必然會發生。改革開放為“新時期”年輕的寫作者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界，也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學座標系。中國的小說家們第一次意識到，文學原來可以這麼寫。在全新的視野下，原有的寫作模式已然變得不可接受，於是在他們心裡，產生了變革中國文學的強大沖動。
川端康成《雪國》
包括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卡爾維諾、川端康成在內的一大批外國作家（尤其是20世紀外國作家），無意中充當了中國先鋒小說作家的啟蒙老師，甚至於某些著名的中國當代小說，我們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外國模版。很多年以後（這是先鋒小說作家們喜歡模仿的馬爾克斯語式），早已功成名就的先鋒小說家們，對於他們剛剛接觸這些外國作家時那種隱秘的快感依然“供認不諱”。比如餘華就曾這樣回憶：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期間，我一直迷戀川端康成，把他所有在中國出版的小說都讀了，他重要的小說比如《雪國》，我都是買兩本，一本用於珍藏，一本用於閱讀，同時我的寫作也在模仿他。那時我二十歲出頭，他對細部的描寫讓我入迷，那種若即若離的描寫，似乎可以接觸到，又似乎遊離開去了。我發現他不是用確定的方式描寫細部，而是用不確定的方式，一個細部的後面似乎存在著另外幾個細部，細部由此寬廣和豐富起來。雖然多年以後我的寫作風格與川端康成大相徑庭，但是我很幸運第一個老師是他，他教會了我處理細部的能力，這樣的能力決定了一個作家能走多遠。
餘華走得很遠，他的文字，幾乎走遍了全世界，但他最初的原動力，來自日本一位瘦弱的老頭——川端康成。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引述。
進入新世紀以後，在20世紀80年代那批先鋒小說家當中，有些人開始“向後轉”，回到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來，或如有些批評家所說，出現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合流的趨勢。對於現代主義複雜的情感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對外國文學的“惡補”太猛烈了，也太實用主義，以至於我們很快就出現了身體不適。就像黃永玉先生所說：“有如軍事訓練中在飯堂吃飯一樣，好大的一碗白飯下命令兩分鐘吃完！”張志忠先生也曾用吃飯作比喻，說：
“
本來，在飢不擇食的局面過後，應該是有一段時間的‘反芻’，進行再理解再消化的，但是，在莫名的逆反心理和新的浮躁情緒下，一種新的封閉心態和國粹主義，悄悄滋長。一位外國文學翻譯家就曾經指出，同樣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拉美作家，馬爾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獨》在中國文壇廣為流行，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卻鮮有人問津，這不能不表明我們的閱讀視野的狹隘。
”
米蓋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
危地馬拉作家、記者和外交官，196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在拉丁美洲文學史上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無論怎樣，應當承認，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先鋒小說浪潮已然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永遠的神話。相比於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的變革要晚得多，“新散文”遲至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才進入人們的視野。那時，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十幾年、二十年，進入了穩健、深化的階段，視野突然打開的那種新鮮感與興奮感早已是明日黃花，國人對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認知更趨理性，“刺激—反應模式”對文學的作用力越來越不明顯。20世紀90年代的下海大潮，固然把文學逼到邊緣的角落上，也把文學逼回了它的內部。相比於“亂雲飛渡”的特殊歲月，以及風起潮湧的開放初期，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都回到了正常化的軌道上。對於文學而言，這一輪“去泡沫”的過程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讓作家去掉浮躁，真正沉澱下來，讓文學成為寫作者的真正自覺。
02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望“新散文”，我們會發現，相較於先鋒小說，“新散文”的出現不僅僅滯後了十年，而是滯後了一個時代。先鋒小說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黃金期的幸運兒，而“新散文”則是在文學相對邊緣化的9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這至少表明一個簡單的事實：“新散文”並非先鋒小說的散文版，“新散文”的出現，與外部世紀的刺激沒有直接的關係。成為“新散文”的精神資源的，當然包含著外國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同時也包含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和當代現實生活的催生。
有人指責“新散文”標新立異、割斷傳統、厚今薄古。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新散文”。甚或，他們將“新散文”與先鋒小說、“斷裂主義”混為一談了。“新散文”從來不曾渺視傳統，也從未主張過與傳統“斷裂”，相反，十分重視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新散文”作家中，以歷史文化傳統為主題的寫作者並不少見，只不過他們採用了全新的、有創造性的表現形式。這些作家有：李敬澤、張銳鋒、鐘鳴、祝勇、蔣藍、趙柏田、張宏傑、王族等。李敬澤研究《春秋》，寫成《小春秋》等系列散文。張銳鋒寫《古戰場》《馬車的影子》《別人的宮殿》等長篇散文，“將童年的經驗引入更為寬廣的人類歷史”，“從中我們看到人的永無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認識的有限和虛弱”，“將久遠的歷史編織到自我的經緯之中”。
同時，“新散文”對外國文學的吸收，也不再像先鋒小說那樣飢不擇食，像彭程、凸凹等作家，對外國文學的閱讀量極大，理解也更為透徹和精緻。總之，在“新散文”的世界裡，文學不再僅僅是對外部文學刺激的一個回應，而是出於它自身的寫作需要。“新散文”的出現，僅僅是因為我們需要散文，而且需要好的、有創造性的散文。“新散文”就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目的出發了，並且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處在“冷漠而孤寂的途中”。但與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比起來，我認為它更冷靜、更深厚、更成熟、更卓越，因為它不再是對外部刺激的條件反射，也克服了先鋒文學的某些“幼稚病”。在改革開放20年前後出現，給了它充分的孕育、成長的空間，使“新散文”表現出強烈的“內生性”。
因此，在“新散文”裡，我們看得到孔子、莊子的影子，看得到卡夫卡、博爾赫斯、曼德爾斯塔姆的影響，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們複雜、迷離的主體世界。路遙先生當年談到拉丁美洲文學大師時說：
路遙
“他們當年也受歐美作家的影響（比如福克納對馬爾克斯的影響），但他們並沒有一直跟蹤而行，反過來重新立足於本土的歷史文化，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真正屬於自己民族的創造性文學成果，從而才贏得了歐美文學的尊敬。”
他說，“我們需要借鑑一切優秀的域外文學以更好地創造我們民族的新文學”，“只有在我們民族偉大的歷史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出真正的具有我們自己特性的新文學成果，並讓全世界耳目一新的時候，我們的現代表現形式的作品也許才會趨向成熟”。用他的話描述“新散文”的文學追求，或許不失恰切。
“新散文”的成功，在於它的寫作群體在經過“新時期”20年的孕育，又經過20年創作歷程，已經由當初的新銳青澀成長為一個強大的精神主體，進而生成了一個有著超大能量的內宇宙。如是，“新散文”就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而是中國文學在經歷了先鋒文學的青春衝動之後的一次文學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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