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我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產隊的麥子正在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的土豆還在旱著。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與收成關係甚大。當時隊裡的三級揚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產隊副指導員，便由我負責帶著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
我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看來，自留地是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領域的殘餘，在此基礎上，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必須時時加以限制。我信奉這套理論。
開頭幾天，有一些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我轉達了意見，我用幾句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但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渠道常被扒開，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有一回，麥田裡的社員很久等不來水，順著渠道巡上來，發現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說斷水了，讓我查查原因。我順著水渠往下走，看見大隊書記的嬸子在扒水澆自留地，就上去訓了她一頓，堵上口子。她罵我禍害貧下中農，我罵她給貧下中農丟臉，偷大夥的東西。這種事情時常發生，澆麥進展緩慢。
為了打退小生產的進攻，我發動了輿論攻勢。我藉助團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還在黑板報上發表小評論：《危險的口子》，再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
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招數不太管用，夜裡總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處，扒口子的人在暗處，再說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巡渠。負責澆麥子的社員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斷水了也不報告，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再往後，澆不上水的社員愈發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我過去制止，他先說好話，不管用，便罵我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裡整我們貧下中農！你乾脆一鐵鍁劈死我得了！”說著還伸過頭來。我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我堵一鍬，他扒一鍬，你來我往，演變為推推搡搡，我腳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那漢子怕事，立刻住手，倉惶退走。我又一次得勝，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傳開了。於是，大隊書記出面，召集貧下中農協會開會，眾人紛紛發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貧農：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親看見日本鬼子進村，心裡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讓他站住，他照跑不誤，結果讓日本兵一槍打死了。——那會兒你咋不敢鬧？現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溝來，受這麼大罪，還不是為了咱們好？你倒敢鬧啦？如此這般。那貧農點頭哈腰，態度誠懇，連聲認錯。大隊書記給我撐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後，當場任命我為貧協小組副組長。
我當時多少有些疑惑，貧下中農協會這麼有威信？憶苦思甜這麼管用？我們打起來他都不讓步，一提他父親的死因立刻就覺悟了？後來，處理過幾次類似衝突之後，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麼。按照村裡的常規，兩人動起手來，一旦有人受傷，就可以讓對方賠一筆醫藥費和誤工補助，外帶探視賠禮必須攜帶的點心匣子。看不出傷來，尚且要裝病開藥訛他一筆，像我這樣膝蓋腫得老高，換了普通社員，至少要扒他一兩個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養，再加上路費，那費用就更沒譜了。
事情鬧大以後，一直不愛管事的指導員也召開隊委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我說了自己的觀點，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隊長並不和我正面爭論，他說我的主張是對的，但毛主席讓我們關心群眾生活，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裡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後，由抓鬮決定。隊委會七個成員，六個同意他的意見，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話說回來，我不服從又能怎麼樣？腿腳靈便時尚且把不住水，現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識抬舉，與所有人為敵。
後來，我當了生產隊的一把手，有權一個人說了算了，再遇到類似的情況，照樣被迫讓步。假如不讓步，迫使人家執行我的命令，就等於逼著人向我辭職。我們生產隊方圓五六里，溝壑縱橫，數千棵乾鮮果樹，大大小小數百塊糧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樹果子該摘了，需要幾個工，哪塊田該鋤了，需要幾個工，這些知識我不懂，沒有多年經驗的積累也休想掌握。隊長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麼都懂，我也只能帶一撥人幹活，其他生產小組，老人婦女和各種專業隊，如果沒有幹部招呼著，眾人能在地頭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別指望出活兒。我本想讓社員多為集體做貢獻，如果幹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頭坐著，豈非求益反損？
作者（右一）在知青隊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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