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國寶送國庫，狂臚文獻耗中年
作為中國現代作家、文學史家、藏書家和目錄學家，鄭振鐸先生在中年以前，本專注於自己的研究並據研究所需個人收藏圖書。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淪為“孤島”。鄭振鐸先生目睹中國珍貴古籍不斷流入美國、日本等國，認為保護古籍是書生的責任。否則，任其流往海外，“必有一日，論述我國文化，須赴海外遊學。” [i] “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 [ii] 為此鄭振鐸一方面節衣縮食，一方面與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等聯繫，請他們籌款、匯款，搶救這些將要流向海外的珍貴古籍。這期間購得的書中，有不少是戲曲書，還有一些是明清方誌、明清人文集、家譜，還有兩冊《永樂大典》。
最值得重視的是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鄭振鐸先生稱此書為劫中所見所得最重要的，是得書的高峰；認為它的發現對中國戲劇史、文學史研究者來說是重大消息，是中國文學、歷史文獻資料的重大收穫；並認為這個發現與內閣大庫打開、甲骨文的發現、敦煌遺書的發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鄭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為此書為中國古代雜劇的集大成之作，且其中半數為過去未見流傳的本子。此本發現以前，元人雜劇多賴明臧懋循所編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元曲選》流傳。此本收元雜劇凡百種，為雜劇選中最豐富的一種。其他雜劇選編，可以補充《元曲選》的，寥寥幾種而已。其後最大的發現也就是黃丕烈舊藏《元刊雜劇三十種》，收入前所未見的元劇十七種。而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竟然收元明雜劇242種，種數比《元曲選》多出一倍半。這個寶庫為中國文學史增添了許多名著，也為中國歷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增加了大批資料。
脈望館館主明萬曆年間的趙琦美，藏書家趙用賢長子。以其父蔭累官至刑部郎中，在京城認識很多名流，于慎行之子於小谷便是其中之一。《古今雜劇》242種，其中15種配以明息機子本，還有52種配古名家雜劇，其餘都是趙琦美讓人抄的。而且幾乎每一本都經趙琦美校過，有校有跋。從他的校跋中可以看出，他抄的書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內本錄校”，內本指明代末年宮廷演戲的劇本；二是從於小谷的本子傳抄的。在趙的校裡註明是抄校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到四十五年（1617）之間，正是他在京城擔任刑部郎中時。這時他既有機會見到內本，也有機會借到於小谷藏書。
於小谷，名緯，父于慎行（號谷峰，為東閣大學士），以父蔭為中書舍人。趙琦美和於小谷同在京城做官。當時還有大量雜劇存世，他們互通有無，抄了不少。借抄的戲曲書，趙琦美后來都帶回南方家中。趙死後，其藏書歸錢謙益絳雲樓。絳雲樓曾經失火，所幸這部書沒有被燒燬。後歸入錢曾手中。錢曾藏書《也是園書目》著錄了大批的戲曲書，主要就是趙琦美的抄校本。錢曾時，著錄除重複外，尚有340種，72冊。而趙琦美原藏數量現已無法得知，現在見到的就是經歷三百年遞藏到北平圖書館（即現國家圖書館）的242種64冊。這批書剛發現時人稱《也是園雜劇目》，因為錢曾沒有寫《古今雜劇》之名。也有稱之為“也是園戲曲”的。
這批書在錢曾之後又經季振宜、何義門、黃丕烈遞藏。黃丕烈定其名為“古今雜劇”。黃丕烈後又輾轉相傳於汪士鍾藝芸書舍、趙宗建舊山樓、丁祖蔭等處。明朝山東有個李開先，曾因藏戲曲書頗多，自稱詞山曲海。黃丕烈在得到趙琦美的藏書後，自己刻了一方印“學山海之居”，認為自己收藏的戲曲書已經可以和李開先媲美了。此書流傳中不斷損失，“也是園”有340種，到季振宜著錄時就只有300種，黃丕烈時有266種66冊，而到汪士鍾就只有242種66冊。
鄭振鐸先生自己說這是他在劫中得到的最好的書。國寶送國庫，完成了鄭振鐸先生的願望。此事公佈後在當時非常轟動。之後，商務印書館曾選其中144種，編成一部“古本元明雜劇”，20世紀50年代鄭振鐸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時倡印“古本戲曲叢刊”，“古本戲曲叢刊”印了1—4 、9輯，其中“古今雜劇”印在第4輯中。[iii]
身在“孤島”的鄭振鐸，面對上海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的珍籍，看到日寇、漢奸及美國的一些單位、個人瘋狂地掠搶古籍，認為以個人的精力和財力無法做到“力挽狂瀾”。於是鄭振鐸找到當時留滬又很關心古籍的名士，商討搶救民族文獻的良策。後來尋求到政府的支持，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專門收購搶救古籍文獻，還起草了《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7條。從“文獻保存同志會”成立之日起，鄭振鐸在大學授課外的時間全都投入搶救文獻中去。從1940年春到1941年冬兩年，“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蒐羅了大量重要文獻，將各藏書家散出的古籍大都收歸國有。共徵集善本古籍多達3800餘種，其中宋元刊本就達300餘種。當時北平圖書館所編館藏善本目錄4冊，收館藏善本也不過3900種。鄭振鐸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徵得的善本圖書差不多相當於北平圖書館所藏善本的總數。
不羨善本不羨古，個人藏書用為先
鄭振鐸先生青年時代即喜歡收集舊書，幾成癖好。自稱“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得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 [iv] 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四馬路中段的舊書鋪，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大革命後，為躲避蔣介石屠殺革命者的兇焰，他去歐州旅行，巴黎國立圖書館又幾乎成了他的安身之地。他每天從早到晚在那裡搜尋流落海外的古籍，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鄭先生已有藏書100多箱，計2萬多冊。可惜其中大半在上海毀於戰火。
與傳統意義的收藏家不同的是，鄭先生早年的收藏並非為了藏書，而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v] 他在《劫中得書記》序中說：“大抵餘之收書，不尚古本、善本，唯以應用與稀見為主。孤罕之本，雖零縑斷簡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詩詞、版畫之書，印度、波斯古典文學之譯作，亦多入庋架。” [vi] 由國家圖書館諸前輩編輯的《西諦書目》即可見其收藏概貌，也可知其所言不虛。《西諦書目》的主要類別有歷代詩文別集、總集、詞曲、小說、彈詞、寶卷、版畫和各種政治經濟史料等。其中明清版居多，寫本次之，宋元版較少。反映了鄭振鐸先生藏書思想。
在文藝類書籍的收藏中，他不但重視作家的別集，還特別強調總集和地方藝文類書籍所起的作用。他認為總集類書籍不但可和各家別集互相比勘，取長補短，而且還可看出各個歷史時期文學流派的特色和選家的文學批評傾向。如漢魏六朝文學，除了各家別集和薛應旗、汪士賢、張燮、張溥等編校的各家別集叢書，還兼收《昭明文選》各種版本33種，《玉臺新詠》各種版本8種和明人馮惟訥、劉成德、張之象、張謙、曹學佺等編選的總集。對唐宋以後和近代文學的收藏亦是如此。地方藝文類書籍就蒐集有200多種。其中不少是長期被人們忽視的。
西諦對明清詩文集的收藏，數量可觀。其中大部分是冷僻之書，如沈周的《石田集》、董其昌的《容臺集》，唐宋以來詞人的著作如明人夏言的《桂洲詞》、夏暘《葵軒詞》 、陳德文的《建安詩餘》，元遺山編明嘉靖間四川嘉定九峰書院本《中州樂府》，字大如錢，刻工粗獷而質樸，還有明代石村書屋藍格抄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詞》，有朱彝尊藏印及手書題識和眉端評語，彌足珍貴。
西諦戲曲書的收藏，比重最大，也最有名。特別是明版插圖本戲曲，相當出色。這部分收藏以1939年為限可分前後兩個時間。前期他曾把收藏的精本，編為《西諦藏曲目》寫刻出版。劉龍田本《西廂記》、玩虎軒本《琵琶記》、浣月軒本藍橋《玉杵記》和孟稱舜編定的酹江、柳枝二集，為其中白眉。抗戰期間，為生活所迫，曾將所藏部分作價出售，後又收集補充。西廂、琵琶、四夢等著名曲本不嫌重複，有見必收，它如施惠的《幽閨記》、蘇復之的《金印記》、姚茂良的《雙忠記》、徐霖的《繡繻記》、屠隆的《曇花記》、史磐的《鶼釵記》和無名氏的破窯、鸚鵡、四美、異夢等記，西諦都藏有版式精美插圖工緻的明刻本。
明鈔本《錄鬼簿》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西諦對於歷代短篇和長篇小說的收集豐富而系統。其中有最負盛名的明版《忠義水滸傳》，是1931年同朋友到寧波在林集虛大酉山房的書架上發現的。他認為是嘉靖年間的刊本，是當時所有《水滸傳》刻本中最早的。幾年後在書友的幫助下買到其中的五回，1958年北京圖書館又在上海購回其他三回。
對於寶卷、彈詞、鼓詞等講唱文學的收集，西諦既早且全。他曾編了一個自藏的彈詞目錄，登在《小說月報》中國文學專號上。還編了寶卷和鼓詞的目錄。寶卷中有明寫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和嘉靖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他認為這是流傳最早的兩個寶卷。彈詞中名作尤多，《三笑姻緣》《玉蜻蜓》《珍珠塔》等，都有藏本。鼓詞中也有不少罕見者，如福州本《荔枝陳三歌全傳》、《潘必正陳妙常村歌》、潮州本《雙白燕》等，還有各種南音和時調唱本。這些民間人創作，若沒有他的搜訪發掘，或早已湮沒無聞了。
歷代版畫書籍，一向是鄭振鐸先生收藏和研究的重點。他早年注重收藏徽派版畫，稍後又廣收宗教畫。此外，凡是木刻書中有插圖的他都廣收不棄。其編寫的《中國版畫史圖錄》中部分版畫都是他自己的藏品，多為流傳孤罕的珍本。鄭氏藏品中，明萬曆刻本《程氏墨苑》彩印本、明崇禎刻《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等都有既全且好的本子。還有清康熙時刻印的《芥子園畫傳》《芥子園畫傳二集》《芥子園畫傳三集》，原本極為少見，鄭收集的竟然是一部全的初印本。此外，陳洪綬的《水滸葉子》《博古葉子》、蕭雲從的《太平山水圖》等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版本。
鄭振鐸先生對於政治、經濟史料，也留意收集。如劉錫玄的《黔牘偶存》，是明代萬曆末年統治階級殘酷鎮壓貴州少數民族農民起義的血淚記錄。它如《明崇禎朝縉紳便覽》《北新關商稅則例》《閩海關則例》和明代坊本《萬事不求人》《四民備觀翰府錦囊》等書，都是罕見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鄭先生重視版本考訂，每收一書，必詳讀深究，並撰寫題跋。所寫題跋大部分見於《劫中得書記》(1956)和《西諦書話》(1983)。他還親自編寫書目，有《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1937)、《西諦所藏散曲目錄》(1937)，以及《西諦所藏彈詞目錄》《清代文集目錄》(均未刊)等。同時他還收藏有大量書目及目錄學著作，僅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部分就藏其書目500多種。
篳路藍縷勤開拓，壯志未酬作垂範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先生歷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為新中國文物事業和文化工作第一代領導人。在任期間，鄭先生四處奔走，宣傳黨的文化、文物政策，團結和爭取了大批的愛國人士。一時間藏家紛紛化私為公，大大豐富了國家館藏，也使大量的文物古籍得到集中有效的保護和利用，為子孫後代保留下大量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作為共和國第一任文物局局長，鄭先生認為“不僅好利的商賈們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放任他們將古物、古書源源流出的責任者們，也將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 [vii] 他首先擬定相關制度法規，報請政務院發出“為頒發《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的命令”，為新中國文物的保護管理作出了貢獻。
鄭先生曾主管圖書館工作，對文獻收藏及圖書館事業發展傾注了心力。20世紀50年代，在他的努力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等藏家的藏書如百川歸海，匯入國家圖書館。1954年，鄭振鐸在廣州圖書館看到宋淳熙年間刊刻的《楊誠齋集》，得知這部從日本流回廣州的珍貴善本是由廣州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從論擔稱斤的廢紙中發現並搶救的。調查時也發現廢紙造紙中時有毀壞古書。他親自到廢紙收購處與工作人員談話，並向上級報告，引起重視，從廢紙中搶救出了大量的珍貴文化遺產。到寧波天一閣視察時，鄭先生當場作出了遷出古物陳列所、搬遷職工住宅和開展孤本影印工作，包括出版《天一閣叢書》和攝製縮微膠捲等決定，有效保護了天一閣藏書。
鄭振鐸還充分利用每次出國的機會，努力促成流失海外的古籍迴歸。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親自到蘇聯交涉，促成蘇聯向我國歸還《永樂大典》殘本11冊和《聊齋圖說》《劉知遠諸宮調》等大批珍貴古籍。
20世紀50年代鄭先生還積極運作，促成了陳清華藏書等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為古籍的保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陳清華(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陽人。收藏宋元本珍貴古籍、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等,與著名藏書家周叔韜合稱“北周南陳”。1949年陳攜帶最愛之書遷住香港。1951年，陳氏生活出現困難，欲出讓部分珍籍以度難關。消息傳出後，美日等國均有收購之意。時任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聞訊，一面緊急上報爭取資金,並獲得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首肯；一面通過費彝民、徐伯郊等與陳澄中洽商。後會同國圖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先生等,終於成功購回第一批陳氏藏書百餘種。其中有北宋刻遞修本《漢書》、南宋幹道七年(1171)建安蔡夢弼東塾校刻二家注本《史記》、蒙古憲宗六年(1256)碣石趙衍在刻《歌詩編》、蒙古乃馬真後元年(1242)孔元措編《孔氏祖庭廣記》等。至於書如何由港運京,鄭先生認為空運風險大,力主乘火車運輸。善本書運輸優選火車作為交通工具，迄今國家圖書館作為重要原則仍在沿用。[viii]
鄭先生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從鄭先生畢生收藏中，我們可以探究作為新中國文物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作為一代學者、收藏家，他的學術思想、保護收藏理念，也緬懷他為保護祖國珍貴文化遺產所做出的貢獻。
今天，距鄭先生辭世已60年，鄭振鐸先生的學識人品、道德風範以及文物保護的理念仍然是古籍工作者的楷模。其精神魅力，影響著後代圖書館人，特別是激勵著古籍工作者用鄭先生樹立的職業精神，更好地傳承文明、服務社會。
[i]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序，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年，94 頁。
[ii]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年，4 頁。
[iii] 陳紅彥：《國家圖書館的西諦藏書》，《文物天地》2007 年11 期。
[iv] 《劫中得書記》序，2 頁。
[v] 《劫中得書記》新序就，2 頁。
[vi] 《劫中得書記》序，2 — 3 頁。
[vii] 鄭振鐸：《保護古物芻議》，國家文物局編《鄭振鐸文博論集》，文物出版社，1998 年，45 頁。
[viii] 李致忠：《鄭振鐸與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學刊》2009年第2期。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